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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一 荀况於《非十二子》篇批判子思、孟轲学派时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於後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况这一篇檄文的词义很是激烈，可是思孟五行说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却只字未提。或许在他当时，因为思孟的原书俱在，“ 受而传之”的“俗儒”又复不少，并无说明的必要吧？他决不会料到，时过境迁，原意湮灭，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他所指的思孟五行说，对于後人，竟成了千古不解之谜。 头一个出来解谜的，是一千有零年以後的唐人杨倞。杨注《荀子》“谓之五行”句说：“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他是根据什么断定这个“五行”就是“五常”的，也只字未提。或许在他那个时候，也無说明的必要吧？因为自从董仲舒以“仁智信义礼”配五行“木火土金水”（见《白 虎通·情性》）以后，这“五行”和“五常”，在注疏家手里，就常被根据解经的需要而交互使用，不必多做任何说明了。例如，郑玄注《乐记》“ 道五常之行”句说：“五常，谓五行也。”成玄英注《庄子·天运》“ 天有六极五常”句也说：“ 五常，谓五行。”既然有人用“五行”来解释被指认为子思所作的《中庸》时，开宗明义头一章，就用了“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智”的话来暗示子思的五行说，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了。所以，杨□只是简单地宣布一下：“ 五行——五常”，既不说明根据，又不进行论证；也不见有谁出来表示怀疑。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里，是自然而又必然的。因为，所谓“五常”，不过是被上升为绝对律令了的统治阶级的道德教条；而所谓“五行”，则又是被神秘化了的宇宙构成图式。使道德观服从宇宙观，或用宇宙观来范围道德观，本是任何一元论哲学的理论要求。从董仲舒那个时候起，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工作，构筑了一个统辖一切的庞大而又神秘的哲学体系，并用这个体系去解释此前直至开天辟地时候的一切问题，而不必怀疑有无足够的根据和进行必要的论证。因为，这个体系，已经被“证明”为“天经地义”了，正如这个阶级相信自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一样。祗是这样一来，在荀况那里曾有过的对思孟学派的几分批判精神，到此已完全蜕变为顶礼膜拜，而关于思孟的五行说，并没有给人提供出正确的答案。 这又过了一千有零年。 到了近代，随着资产阶级崭露头角，章太炎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他认为，思孟的五行说，还不简单地就是“五常”，而且更有“以水火土比父母于子”这样的“五伦”内容；它上承“古者《洪范》九畴举五行传人事”的未彰之义，下启“燕齐怪迂之士”“ □世诬人”的神奇之说，“ 宜哉荀卿以为议也”（ 见《子思孟轲五行说》，《章氏丛书》） 。 同章太炎说法差不多的有梁启超。他认为，思孟的五行说，或者是指君臣、父子等“五伦”，因为《中庸》里面以之为“天下之达道”，而“道”有“行”义；或者是指“仁义”等“五常”，因为子思“或《中庸》外尚有著述”，而“孟子则恒言仁义礼智”。总之，“ 决非如后世之五行说，则可断言耳”（见《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一○号）。 章梁的说法代表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种倾向。其另一倾向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的代表人物有刘节和顾颉刚。他们不约而同地先后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从根本上否定了思孟与五行说的关系，认为：宣传五行说的本是邹衍，不是孟轲；由于邹、孟都是邹人，学说都流行于齐鲁之间，甚至有部分类同（他们认为邹衍也是儒家），因而在“传说中误合为一人”；以至荀况错把邹衍的五行当做孟轲的学说来批评了。又因孟轲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从而连累及子思。他们的结论是：这实在是一椿历史性的大误会（见刘节：《洪范疏证》、顾颉刚：《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均载《古史辨》第五册）。 这几位学者不以封建经师无论据的说法为满足，另辟蹊径寻求新解，给了人们以一定的启发；也反映了过去的“天经地义”已经失效，资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乐园的社会动向。可惜的是，他们或者由于同过去联系太深，一时跳不出旧的窠臼；或者对过去不知分析，全盘给予否定，无端加以怀疑。因而，他们并不能真正破掉旧的体系，也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体系；在思孟五行说的问题上，也未给人们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 一潭死水被如此搅动了两下，除了岸边留下些许湿痕外，慢慢又回复到老样子。 一些力图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思想的学者崛起了。他们驰骋于五千年间，也接触到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范文澜认为，五行家的本领在“推气运”以及“懂得科学的历法和迷信的占星”。他引《孟子》上谈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两段（《 公孙丑下》、《 尽心下》），证明从“《 孟子》七篇，很看到些气运终始的痕迹”；又引“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离娄下》）及“天时不如地利”（ 《公孙丑下》）两段，说明孟轲也懂得历法和占星术。结论是：“ 原始的五行说，，经孟子推阐之下，已是栩栩欲活；接着邹衍大鼓吹起来，成了正式的神化五行。”（见《与顾颉刚论五行的起源》，《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三期，一九三一年） 郭沫若则另创新解，认为思孟所造的五行说是“仁义礼智诚”。他引《孟子》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而发挥说 ：“‘天道’是什么呢？就是‘诚’”。“其在《中庸》，则是说：‘ 诚者天之道也’。”他提请读者注意：思孟书中除大谈“仁义礼智”外，“ 更把‘诚’当成了万物的本体，其所以然的原故不就是因为诚信是位于五行之中极的吗？”于是他结论曰：“ 故尔在思孟书中虽然没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字面，而五行系统的演化确实是存在着的。”（ 见《儒家八派的批判》，载《十批判书》） 范、郭二老的见解，把问题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里，不是扪烛扣盘，而是力图从思孟思想的全体着眼；不再泥于旧辙，而是要重新审查五行说和思孟书的全部历史材料。这样做去，纵然一时所得的具体结论不尽符合历史真实，而方法既然对了，迷宫的出口当不会很远。 大家在向前探索着，并期待着新的发现。
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两卷帛上分别抄着两部《老子》，现在叫做甲本和乙本。甲本的卷后和卷前，各有儒家学说。甲本卷后的第一篇和第四篇佚书，属于儒家思孟学派，给解开两千多年来未得其解的思孟五行说之谜，带来了一把钥匙。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无篇题，共一百八十二行（自帛书原第一七○行至第三五一行），原分十九段，约五千四百字，字近篆体。从文中吵避“邦”字（第三四二行有“邦人之厕”）推测，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刘邦卒年（公元前一九五年）以前 ；而从字体及其儒学内容来看，又应上抄写于秦亡（前二○七年）之后。这个抄写的年代，是可以大致确定的。 至于它的写作年代以及作者和篇名，尚无法确指。帛书出土时已有脱烂，加之内容上辞义重复，因而乍一读去，几乎无法理出一个头绪来。可是耐心细读几遍以后，将会发现，这篇佚书原由两个部分组成；自第一七○行至第二一四行，即原第一大段，为第一部分；自第二一五行的提行另段开始，直至末尾第三五一行，为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若干命题和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则对这些命题和原理进行了解说。这是战国时期的一种文章格局。《管子》、《墨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都有这种篇章。照当时的习惯说法，这第一部分叫《经》，或有一个切合内容的题目某某；第二部分叫《说》，或者叫《某某解》。 按照这种格局去读这篇佚书，更将发现，现存的第一部分即《经》的部分，内容是完整的，首尾一贯的；而第二部分和前面，则应有阙文。因为现存的第二部分即《说》的部分，以“圣之思也轻”开头，而这是从中途开始对第一八三行《经》文的解说；此後的三十一行《经》文，在《说》中逐句有解；而此前的十二行并非独立的《经》文，却缺少应有的解说。这就是说，在现有的第二部分之前和第一部分之後，即第二一五行和二一四行之间，显然缺少了五十行左右（按现有比例推算）的解说文。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损失。尽管是这样，由於这篇佚书有《经》有《说》，两大部分互相校补以後，全书竟然可以基本读书通。 通读全书，便会进一步发现，全书的主旋律，是咏叹“德”和它的“形”及“行”；这个“德”，是“天道”在人心中的显现。书中没有谈论具体的经济主张和政治原则，是一篇探讨道德哲学以研究如何成为“君子”而达到更有效的统治论文（同卷中的佚书之四，内容与“之一”差不多，惟脱烂过多，无法复原，姑作“之一”附录对待）。 可以当作全书脊梁来看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闻君子道，聪了。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乐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礼也。仁义，礼乐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国家兴。□□□□□《诗》曰：“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此之谓也。
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和则同，同则善。（ 【经18、19】，见本书第七一、七四页。异体字、错字及脱烂字已改补，详见“校注”。下同。）
这是《经》文。第二七九——二九四行，是这两段《经》的《说》。根据《说》文，得以把这段话里的四十多个阙字大体补齐，基本上恢复旧观。 这两段《经》文里，提出了“聪”、“ 圣”、“ 义”、“乐”、“ 明”、“ 智”、“ 仁”、“礼”八个道德规范，构造了八者之间的关系，对分别达到这些规范的不同境界给了“德”或“善”的品评，并用了“五行”“ 四行”对这些规范予以概括；这是一份相当集中而整齐的儒家伦理学的德目单。 这些德目的唯心主义属性和剥削阶级实质，是不待言的，现在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查清他们在思想史中的派系，以便确定它们同哪一些经济主张和政治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断定它们是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阶级要求服务的。 翻阅帛书写定前後的一些现存书籍，我们可以查出，《庄子·在宥》篇里有一段话，正好是对着这种道德学说开火的。那里说：
而且说（悦，下同）明邪（耶，下同）？是淫於色也；说聪邪？是淫於声也；说仁邪？是乱於德也；说义邪？是悖於理也；说礼邪？是相（助也）於技也；说乐邪？是相於淫也；说圣邪？是相於艺也；说知（智）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将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脔卷□囊而乱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岂直过也而去之邪？乃斋戒以言之，跪坐以进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
《在宥》篇的确切写作年代，我们也已无法搞清；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无疑的是，它所着力攻击的“之八者”，一个不差地正是佚书论证的那八德。另外还有一点可以看出来的是，这一段话中的末几句，同《非十二子》那一段话中的末几句，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批评当时的某些儒者对所指责的学说在盲目崇拜和扩大宣传。这样，我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联想：如果时间上差距不大的话，《在宥》所批评的“八者”，有无可能正是《非十二子》所批评的“五行”呢？ 当然“八”和“五”有着量上的差别，要求马上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还嫌为时过早。我们且先寻找一些中介五环节再说。 《贾谊新书》有个《六术》篇，那里说：
阴阳各有六月之节，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亦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
《六术》篇是否出自贾谊之手，我们难以断定；从它崇“六”的情况来看，它的写作年代同贾谊的年代上下不致太大。我们知道，自从秦始皇宣布得水德，“ 数以六为纪”（《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後，“ 六”这个数，不仅取得了神圣的属性，而且还带有法律的威力，以致渐渐成了计数的框框，立论的套套。所谓“六则备矣”，“数度之道，以六为法”（《贾谊新书·六术》），就是明证。大概直到汉武帝太初改历，确认汉应土德後，“ 六”的这种地位，才由“五”来取代。 明白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我们便不难看出，《六术》篇所记的“行”於人的那“六行”，明显地带有凑数的痕迹。它先说了“仁义礼智圣”这五个“行”，然後说，“ 行和则乐”，“与乐则六”。这样凑起来的一个序列，与我们所研究的这篇佚书以至思孟五行说，有列源流关系呢？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贾谊曾於文帝时期在长沙做过四年多的王太傅。这批帛书是长沙王相利苍儿子的殉葬品，而立“六行”之说，更托名於贾谊，当不致太无根据吧？ 这些蛛丝马迹，我们从佚书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前面说过，佚书列了八个道德规范，并构造了八者之间的关系。它所构造的关系中，对於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它把“聪”和“明”放在次列或前列的位置，作为达到“圣”和“智”的一个阶段或一种手段，与其他六者的地位不一样：
聪也者，圣之藏於耳者也；明也者，智之藏於目者也。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故曰：不聪明则不圣智，圣智必由聪明。（【说13】见本书第六一页）
所以，八个道德规范实际上祗剩下六个：仁义礼智圣乐。这六个，正好就是《六术》篇所谓的那“六行”。 不仅此也。第二，这六个道德规范之间还有一种关系，就是“乐”和其他五者分开，五者之和为乐。这一点，前引的【经18】文中已见过了。不过那一段脱烂太多，所补的文字，虽自信有足够的根据，仍难保免於武断；为此，另引两段如下：
【经28】闻道而乐，有德者也。
【说28】“闻道而乐，有德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德者之闻君子道而以夫五也为一也，故能乐，乐也者和，和者德也。（ 见本书第八八——八九页）
这里的《经》和《说》都是谈“乐”的。怎样才能乐呢？“以夫五也为一”则乐。“ 夫五”是什么？从全书内容看，正是那个仁义礼智圣。“ 为一”，就是“和”了。如此排列起来的“仁义礼智圣”同“乐”的关系，也正好是《六术》篇所列的那样关系。 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推定：《 六术》篇中所谓的“行”之於人的“六行”，是汉代初年的儒生对佚书思想的一种概括和改造；《在宥》篇中所谓的“八者”，则是战国後期的道者对佚书所论范畴的轻蔑复述。 而在佚书本身，是既不用“六行”这样的术语，也不简单地罗列“八者”，却谓之“五行”和“四行”。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思孟五行说的谜底。
三
探索思孟五行说，最可靠的根据当然还是他们自己的著作。司马迁说：“ 子思作《中庸》“（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艺文志》里却说：“子思二十三篇”、“ 孟子十一篇”。思孟的著作情况究竟怎样，二千年来也是众口不一。为慎重起见，我们且以公认可以作为思孟学派资料看的《孟子》七篇作根据，看看佚书同《孟子》有无思想上的源流关系，佚书的五行说是否来自《孟子》；从而，尝试着由此推定思孟五行说的大致情景。 孟轲道性善，说“仁义礼智”是“根於心”的君子本性。这是大家熟知的。 佚书则称“仁义礼智”为“四行”，并举为“善”的表徵：
四行和，谓之善。（ 【经1】，见本书第四四页）
四行之所和，和则同，同则善。（ 【经19】，见本书第七四页）
四行成，善心起。（佚书四，见本书第四一页）
称“仁义礼智”为“四行”，这大概是佚书的造说；还没有见谁把“四行”同孟轲联系起来过。佚书的这一发明，应该说，是深得孟轲学说之心的。孟轲的五行说都有哪些，我们暂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谈得最多并成为其学说核心的，正是这四个“行”；所谓“性善”，也正是这“四行”的根於一心。在这一点上，佚书之与《孟子》，正如肖子之与生母，是一眼便可认得出的。 比较麻烦的是五行说。佚书以“仁义礼智圣”为“五行”，还说“五行”和则“乐”。粗粗想来，《孟子》七篇中仿佛没有这样说过。其实不然。 仔细读佚书，可以发现，它在“仁义礼智”之外，也正谈过“圣”和“乐”。《孟子》中有云：
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离娄下》）
佚书中则有：
【经21】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不能进，各止於其里。 【说21】“君子集大成”。成也者，犹造之也，犹具之也。大成也者，金声玉振之也。唯金声而玉振之者，然後已仁而以人仁，已义而以人义。大成至矣，神耳矣！人以为弗可为也，无由至焉耳，而不然。 “能进之，为君子，弗能进，各止於其里”。能进端，能终端，则为君子耳矣。弗能进也，则各止於其里。不藏欲害人，仁之理也；不受吁嗟者，义之理也。弗能进也，则各止於其里耳矣。终其不藏欲害人之心，而仁覆四海，终其不受吁嗟之心，而义襄天下。仁覆四海，义襄天下，而诚由其中心行之，亦君子已！ 【经9】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振，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後能金声而玉振之。（ 见本书第七八——七九、五五页）
对照这两边引文，自会发现，佚书同《孟子》，在这里不仅思想相同，而且连语言也一样，几乎无需多加说明。有差别的祗是，在佚书里面，“ 君子”是最高人格，是“有德者”，而在《孟子》里则叫做“圣人”；如此而已。佚书中的“能进端”“ 能终端”的“端”，大概就是《孟子》中的“四端”。如果是这样，则“终”当为“充”之假借，扩而充之之意。或者将“能进端”“能终端”作“始条理”“ 终条理”看，也可备一说。 据此，可以说，佚书中的“圣”，原是脱胎於《孟子》的。 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孟子》也曾将“仁义理智圣”并列，来谈论人性和天命的关系；祗是由於它同汉儒的“五性之常”不合，被篡进了衍文，而不为人们所熟知了。《尽心下》篇说：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於父子也，义之於君臣也，礼之於宾主也，智之於贤者也，圣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这一段话，大意很明确，句法也很整齐，应该没有歧义。可是由於“圣人之於天道也”一句与其他句子不类，颇产生过不少麻烦，以致促成了对思孟五行说之不得其解的大困难。 据说宋人吴必大“尝疑此句比上文义例似於倒置”意思是说，这句话可能应该作“天道之於圣人也”，请教过朱熹。朱熹说，没错（见《朱子大全·答吴伯丰》）。这种答覆是必然的。因为，《孟子》中的这一段话，是宋儒分别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的重大经典根据，为理学家安身立命之所在；朱熹当然不敢随便同意其中有什么“倒置”之处。可是，这一句话又确实有点蹩扭，所以朱熹在他的《四书集注》中悄悄注了一笔：“ 或曰：‘人’衍字。”照此说来，这句话就应该是“圣之於天道也”了。可是，由於朱熹这个注加得理不直，气不壮，很少引起人的理会。自那时以来，一些人有用“倒置”法把这句话改读为“天道之於圣人也”（如《十批判书》），以求得同前几句一律的；更多的人则固守经典，曲为之说。总归是说不妥贴。 现在有了马王堆帛书，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宣布：“ 圣人之於天道也”一句中的“人”字，是衍文，应予削去；原句本为“圣之於天道也”。孟轲在这里所谈的，正是“仁义礼智圣”这“五行”。 “圣”的本义同於“听”，引伸为“渊博通达”，以表示人的知识高度。《诗经》里将“圣”和“哲”并举（《小雅·小□》 ），“圣人”和“愚人”对举（《大雅·桑柔》），《尚书》里认为“圣”同“狂”可以转化（《多方》），以“圣”同“彦”连称（《秦誓》）；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後来慢慢被赋予了道德的属性，更夸大成未卜先知（《老子》指责的“前识者”），一直到成为“超人”，距离本义越发远了。孟子以“圣”同“仁义礼智”并列，原是在道德意义上、未卜先知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的。看他下面说“君子”是没有资格代“圣人”考虑不应该怎么辨的。当然，孟轲的时候，“ 圣”字已经有了超人的意思，他也曾用过这种意思（如《尽心下》的“大而化之之谓圣”）； 但“圣之於天道也”这样一个错误。 “仁义礼智圣”之外，《孟子》也谈“乐”。《离娄上》篇就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这里谈的是“仁义礼智乐”及其关系，“ 仁义”被归结为“孝悌”，并列为诸德之核心，这又是孟轲“案往旧”之处，我们暂且不管它。现在需要注意的是，“ 乐”在这里被作为一种品德（而不是人为制度或艺术）和其他诸德联系来谈，这种观点，在佚书和《六术》中得到大大发挥。 综观这一切，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後古佚书之一，是“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也许竟是赵岐删掉了的《孟子外书》四篇中的某一篇。这篇佚书的发现，解开了思孟五行说的古谜，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认真庆贺。 据此，这篇佚书，不妨取名为《五行篇》。
（原载《文物》197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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