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浍河原是淮河上的一大支流。《中都志》载：“在县治西南一里，至县南东流入淮。”并指出：“五河交会，皆通舟楫，为南北往来要冲之地。”后浍河北徙，因“水涨沙淤，徙于北浒”。而城南之浍注故道也已泯灭，旧迹难寻。浍河究竟何时北移，考诸旧志有三种说法。
一说嘉靖二十二年北徙。据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修《五河县志》记载：“浍河在县治南门外，至县南入于淮。旧在县治南1里，两岸陡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水涨沙淤，徙于北浒。”按此说法，浍河是在嘉靖二十二年北徙。但据《明史·地理志》注：“旧五河县治在浍河南岸，嘉靖二十五年迁浍河北。”既然嘉靖二十五年迁县时浍河还没北徙，那嘉靖二十二年改道之说即成为问题。据查旧志灾异表，嘉靖二十二年没有发生大水，黄淮都没泛滥，“水涨沙淤”也不可能。再查康熙十一年《五河县志》舆地图，浍河仍画在县治之南，这可能是年代久远所产生的差错。嘉靖二十二年距康熙十一年已一百余年，其间水流变化，河道迁徙是难免的。嘉靖二十二年迁徙后又回归故道也是可能的。但考诸嘉靖二十二年北徙可能性较小，因此对这一说法，只能存疑。
一说乾隆四十五年北徙。嘉庆六年（1801年）《五河县志》记述：“自黄水泛滥，浍之外口忽淤平三里许，水无所泄，遂从县西大小坝北入沱河，汇潼东逝，”这只讲“黄水泛滥”，没讲清是哪一次泛滥。但在图说中却有注明：“乾隆四十五年黄水过境，城南淤塞，（浍）水由西坝口入沱。”查史料有“乾隆四十四年黄水漫溢，次年尚未断流”的记载。这次黄水入淮，不仅淤平了浍河出口，淤平了漴河，还淤平了一些湖泊。但黄水泛滥发生在乾隆四十四五年，而旧志记为四十五六年，可能是年误，出入不大。且至嘉庆六年仅22年，该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事，不会出现大的错误，同时嘉庆县志还记述：“嘉庆元年在城殷实之家及众商民，公呈请挑浍河口，因居南湾者以为不利中止。”这也说明浍河口的淤平其时不远，否则亦无挑浍河口之议。因此，浍河北徙，当在乾隆四十五年无疑。
一说浍河变迁“一在同治之初”。光绪《五河县志》记述：“（浍河）今于同治间北徙夺沱之故道，绕教场陡冈之北，至北渡口南逝，由东桥口渡以入淮。”又说：“夫浍之变迁，一在乾隆之未，一在同治之初”。这又提出同治年间再一次北徙的问题。看来浍河是在五河城南城北游荡了。
如前所述河道的变迁是无定的。每发生一次大水都可能使河流改道，特别是黄泛期间更是如此。浍河在乾隆年间北徙之后可能有些年份又回归故道。查同治五年五河暴雨三日夜，河水陡涨三丈。这样大水，浍水北流入沱是可能的。同治五年至光绪年间修志不到30年，这样河流改道的大事，一些耆老是完全能够记忆的。至民国年间城南仍有一道小河沟，浍水经常由此漫溢入淮。因此，同治之初浍河北徙之说亦是可能的。但大的改道，仍在乾隆之末。
（天时2017年6月5日转自《五河县志》1985版第482页，作者张元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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