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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五五八年），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隋朝大业年间授秘书郎，唐初为弘文馆学士，贞观七年授秘书监，封永兴县子，授银青光禄大夫。故而人称“虞秘监”、“虞永兴”。 虞世南的书法，得陈、隋间僧人智永亲授。智永是“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世孙，王徽之的后人，人称“永禅师”。精于真、草二体。史传其闭门习书三十年，写《千字文》八百余本，分赠浙东诸寺。所用退笔头有五簏之多，埋作“退笔冢”，而索书者踏破门险，因以铁裹之，人称“铁门限”。今尚有其所书《真草千字文》墨迹留传日本。贪今存虞世南所撰并书的《孔子庙堂碑》，其笔法与书风正与此一脉相承。 僧智永一生精习王羲之笔法，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给陈、隋间书法以很大影响，而其弟子虞世南作为智永的“接力”，又使王书法度在唐代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从而使之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常召虞论书，请教笔法，不仅如此，虞书对初唐书坛的感染力，使一时书风为其所左右。书史上习称的“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若论对时风的影响，当首推虞世南，次为褚遂良。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传）纸本，行书 上海博物馆藏 虞世南的书法，留存至令的遗迹甚少，有真书《孔子庙堂碑》，其次为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稿》旧摹本，再次有行书《积时帖》刻本等，而以真书《孔子庙堂碑》最为著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与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等同为学书者喜用的临习范本。 《孔子庙堂碑》的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阴文真书三十五行，每行六十四字，额题篆书“孔子庙堂之碑”阴文六字。相传贞观年间仅拓数十纸赐近臣，不久石毁。至武则天时曾重刻，今亦不传。后世翻刻本主要有二种，一为宋代刻于陕西西安者，世称“陕本”；一为元代重刻于山东城武者，世称”城武本”。目前所存最早拓本仅知有元人康里子山旧藏，后为清人李宗瀚所藏的拓本，世称唐拓。而此拓也已流入日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有正书局、上海古籍书店、文物出版社以及日本等均曾影印出版。 对于虞世南的书法，历代评论很多，如唐李嗣真《书后品》称其“萧散洒落”，这是称其书轻松自然。唐张怀瑾《书断》将欧阳询与虞世南相对评道：“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他认为虞书含蓄中和，有士君子风度，胜过欧体。宋《宣和书谱》评“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一。又说“世南作字，不择纸笔，皆能如志”。指出了虞书能得王羲之书法真传，并达到了纯熟程度。宋朱长文《续书断》称其“学术渊博，论议持正，无少阿徇，其中抗烈，不可夺也。故其为书，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认为虞书风格秀润法度严谨，并寓刚于柔，筋骨强健，可窥见其气质禀性。明董其昌平其书于“发笔处如抽刀断水，正与颜太师（即颜真卿）锥画沙、屋漏痕同趣”。 以上例举的古人的种种评论，都是以《孔子庙堂碑》为主要考察对象而发出的。结合诸家评论来看《孔子庙堂碑》，所言皆颇为妥切。虞世南的真书作品《孔子庙堂碑》，以秀润温和、柔中见刚、端庄典雅为其风格特点。我们在临习此碑书法时，首先应对此风格特点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进而对与之相应的形式表现技法如：用笔、结体等加以努力揣摩和临习。 下面图版即依据李宗瀚所藏的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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