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通识为旗把握教改

“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具有多学科性。比如环保问题的解决就不是一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它涉及很多方面，有水的问题，有空气的问题，有土壤的问题。换个维度，它又有人文、经济的问题等在里面……我们过去的培养思路较为狭窄，已经不太适应现在的发展形势，这是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培养通识人才的一方面原因。”

2017年4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正式成立北外学院与国际组织学院。其中北外学院的命名借鉴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外高校的做法，本科生院与大学同名，意在构建具有北外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

改革的步伐不止于此。除了设立北外学院这一教学“试验田”，北外还实践了通识教育模块调整、新生研讨课建设等多个方面的举措，以应对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可能面临的多元挑战。

北外正不断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着力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北外此次的教改为何着眼于通识教育？外语类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该如何把握？《麦可思研究》（以下简称《麦》）与该校教务处处长金利民进行了对话，畅谈北外此次教学改革的思路与规划。

《麦》：北外此次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是什么，着力点放在哪些地方？

金利民：北外的这次改革起源于我们2016年培养方案修订的工作，实际上学校在2014年就开始进行研讨和设计。这次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加强通识教育，主要有几个方面的举措。

第一，对通识教育的模块进行调整。过去我们的六大模块是中国文化、外国文化、社会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哲学与方法论、语言技能。现在我们将各个学科和它所适应的领域进行了结合，让通识教育模块更加反映学科发展方向，这样形成的六大模块是：历史哲学与比较文明、文学艺术与文化研究、社会科学与区域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发展、语言翻译与跨文化交流、身心健康与自我发展。新的六个模块的架构逻辑更通顺，同时体现了我们学校现有学科集群，凸显了外语院校的特色。

第二，2016年培养方案要求全校所有专业都要拿出12个专业课学分，让学生选修一类特殊的课程，外语专业的叫学科方向课，非外语专业的叫任意选修课。让非外语专业拿出一部分专业课学分，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能跨院系选课，开阔视野；外语专业之所以要选修学科方向课，则是由于我们通过分析外语专业的课程体系发现，不少语种的课程仍是以语言技能教学为主，但仅仅具有优秀的外语技能是不够的，学生需要以外语为手段进行学习。为此，我们在学校层面开设了包括历史、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在内的十个学科方向的课程，每个方向都有三门必修课，另外还有多门选修课。学生需要先选三门必修课，再选三门选修课，用六门课形成一个学科方向，跨出自己所在专业，对专业外的知识进行广泛涉猎。

第三，大力推进新生研讨课建设。2016级学生去年第一次上新生研讨课时，反响非常好。第一期开设的新生研讨课共32门，开设在大一上学期，请的都是北外教学经历丰富的教授、副教授来上，并且学校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规定，自己专业的学生不能超过二分之一，得有二分之一是其他专业的学生，保证学生有更多跨专业学习机会。事实上，很多课程的学生都与老师所属院系不同，可见学生渴望跨院系修读课程。新生研讨课是小班教授，上课人数在25人以内，在课程建设的目标上要求有阅读、讨论和写作，并希望教师能多组织一些实践性活动。

新生研讨课开课以后我们发现，小班授课能带给学生极大的启发，和原来体积庞大的通识大课相比，授课效果更好。在让学生作口头报告的时候，不少老师发现学生很有想法，上课讨论过程中也能看到学生非常活跃，思想有一定深度。课程结束的时候，甚至有老师把学生的课业论文汇集成了一本书。今年学校马上还会建一批新生研讨课程，考虑将课程开设时间由大一上学期改为大一两个学期都开，让学生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我们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60到70门新生研讨课才能保证每一位学生都能选修到这类课程。

新生研讨课在国外高校非常普遍，教师所讲的话题范围很广，授课的目的和形式各不相同。对北外而言，我们希望用新生研讨课锻炼学生通过阅读做研究、通过口头报告阐述思想、通过讨论分享思想、通过写作表达思想的这些能力，帮助学生从高中的那种记忆知识、掌握知识的学习模式转换为大学的这种发现知识、创造思想的学习模式，这是我们新生研讨课的目标。

除了新生研讨课，我们现在正在做《北外读本》的编撰工作，准备六月份付印。《北外读本》面向本科学生，包括六个模块，每个模块下都有精而又精的十本书。对于书的种类，我们的标准是，挑选的不一定是学科内部认为的经典，而是要带有一定大众阅读特点的书，并且我们要求最好有两本书是关于中国的，比如涉及哲学的模块会有《中国哲学史》。未来我们会围绕《北外读本》做更多的延伸，比如围绕读本里的经典书目请专家来做导读式的讲座，与学生处联合组织名著读后感的评选活动，通过不同的活动形式促进学生阅读经典。

《麦》：学校成立北外学院的初衷是什么？借由这一教学“试验田”，学校希望实践哪些人才培养理念？

金利民：北外学院的第一个方案实际上2015年9月就做出来了，学校希望成立一个本科教学的试点学院，将来我们所有改革的理念都会先从这个学院开始。这一学院希望实现的理念主要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利用完全学分制、开放式选课制度、自主选专业等机制来实现这一目标。想做好通识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是利用学分制的概念去管理课程和学生的学习。北外目前实际上还是处于学年学分制和完全学分制之间的状态，并且更偏向学年学分制。我们希望在这个学院里能尝试完全学分制，然后通过学分制管理模式促进学生跨院系选课。跨院系选课的机制成熟以后，学校可以进一步推广其他培养理念。

另外，除了北外学院，我们同一天还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国际组织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和储备一大批国际组织亟须、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多语言能力、突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跨学科知识的国际组织人才。北外学院除了是“试验田”，实际上还肩负着为国际组织学院输送人才的任务。将来我们可能会通过本硕连读的模式，把北外学院的部分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学生选送到国际组织学院学习。

《麦》：您刚刚提到北外学院将尝试推行完全学分制，这一制度的改变可能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带来哪些影响？学校是如何考虑和解决的？

金利民：完全学分制的一个主要概念是学生可以任意选课。目前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学生培养方案课时量较大，虽然现在北大、南大都已经将总学分调整降低到了140左右，但是在我们学校基本上是在155到165之间，当然这与我们学校外语专业较多有关系。课时量大让我们在执行跨院系选课和完全学分制时遇到很大困难，学生常因为自己的专业课课时量非常大无法跨院系选课。为了执行2016年培养方案的学科方向课，我们专门开辟了几个时间段安排学科方向课，保证学生能选到一个方向的课程。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所有学生对每一门课都有同等的选择机会，做不到让学生任意选课。

对这个问题，我专门研究了美国大学的选课情况。他们的课程对全体学生开放，给人感觉似乎学校开的几百、几千门课学生都可以随便选，自由度相当大。但当学生进入选课阶段，他们实际上会根据学校的培养方案，遵照一定的课程内部逻辑来选课。三千多门课，学生在选的时候一定会存在时间冲突，比如与必修课时间重叠，或者两门想选的选修课在时间安排上冲突。另外还有一部分课程有先修课的要求，学生若没有上先修课程就选不了这门课。课程之间的先修、后修逻辑加上排课时间以及培养方案要求，其实限制了学生选课的自由。从了解、分析比较到最终选择，学生掌握了选课的决定权，但选课的决定其实早已有规矩框定。举例而言，我们学校马上要开立陶宛语的课，假如英语系的学生很感兴趣，想要选课，但立陶宛语课一周有14节，英语系的学生没有办法做到同时兼顾，怎么可能选？针对这种情况，按我们过去的排课理念，学生不可能选修学校就不会开放这些课程。但未来我们希望开放所有课程，让学生自己弄清楚为什么不能选，自己找到选课的逻辑。这其实就是管理理念的差别。

学分制背后的道理就是通过学分制来组织课程，展示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把选课的决定权交给学生。像北大这些实践完全学分制的高校，它们的培养方案不是按学期划分到具体课程，而是告诉学生每个模块应当选够多少学分，哪一学期选这一模块的这门课全由学生决定，课程间的先后逻辑也由学生自行把握，这真的是一个全程育人的过程。第一，学生理解了“自由是有限的”这个基本概念；第二，学生逐步了解培养方案，清楚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以及配套的过程逻辑；第三，学生深入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把握选修课的机会，通过选课将自己和培养方案匹配；第四，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理性思考和做决定的能力。所以完全学分制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推行现代大学管理理念，背后育人的逻辑是很厉害的。

《麦》：您如何看待国内高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通识人才培养的趋势？

金利民：我觉得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高等教育当成了职业培训，强调实用技能性，让高等教育变得很“专”，同时特别看重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的相关度。但事实上除了工程、医学等部分专业，有很多专业不需要对口性特别强，尤其是本科阶段的专业。像北大、清华这样的C9大学，学生读研的比例可以达到70%。在北外，我们每年的毕业生有四成以上选择继续深造，高于全国“211”平均水平。所以其实本科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给学生建构一个相对广博的基础，而后到了读研阶段学生再进一步深造，这种模式对学生的后续发展可能会更好。一开始就把学生局限在一个特别具体的技能领域，学生发展会缺乏后劲。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校都在谈“专才”和“通才”结合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各个高校都在走以通识教育为主的这条路。

现代社会的一些问题具有多学科性。比如环保问题的解决就不是一个单一学科的问题，它涉及很多方面，有水的问题，有空气的问题，有土壤的问题。换个维度，它又有人文、经济的问题等在里面。所以现代社会很多问题本身的复杂度决定了，人的知识越广博就越容易从多视角思考问题，或者说更容易理解共同处理这一问题的其他学科学者的思维理念。我们过去的培养思路较为狭窄，已经不太适应现在的发展形势，这是现在大家都在强调培养通识人才的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通识教育包含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加强通识教育其实是有一个人文素质的培养过程。我们现在培养出了很多专业人士，他们可能专业性很强，但缺乏人文素养，眼睛里只能看到单一问题，看不到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人和事。例如在设计方面，一些设计师设计的产品缺乏对用户需求的细微考虑和设计，他们只是按照自己惯常的设计思路去做。所以强调培养“通才”的同时也起到了提升学生整体的认识水平和人文素养，使他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作用。

《麦》：对教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方法，学校计划如何进行跟踪和监测以保证它们起到应有的效果？

金利民：学校从去年开始和麦可思合作开展短期毕业生跟踪，今年又增加了中期毕业生跟踪和在校生培养全程跟踪的项目。我们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这些跟踪调查的反馈来改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上一次短期毕业生的调研，我们专门做了解读，并把毕业生跟踪报告发给各个院系，也请各个院系的主管领导研读并对其中相关的信息进行反馈。现在政府强调利用第三方机构协助高校进行质量监控，这次我们9月份接受审核评估，第三方机构帮我们收集的很多数据也会运用到我们审核评估的自评报告以及对学校存在问题的分析中去。

另外，我个人认为数据的挖掘和管理还可以更加深入。对高校而言，教学质量就是生命线。因此我们会自己根据数据再做一些后续研究，深度挖掘和利用这些数据反馈教学质量。在北外，我们有配套的教学质量监督措施，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将反馈、改进等环节串联形成监督闭环系统。这部分内容需要耗费不少人力来完成，学校未来会进一步考虑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