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嘉轩:中国最后一个族长
著名评论家雷达说:“《白鹿原》写了‘最后一个地主’白嘉轩,这个人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甚至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不绝如缕。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白嘉轩是贯穿始终的人物,是传统文化正统人格的象征,是中国最仁义的地主,是最后一个族长,是儒家文化伦理的践行者和家族制度的维护者。他身上凝聚了作者对中国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全部认识和思考。张志忠说他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到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他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率民众抗税交农,正民风痛责孽子,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 白嘉轩“身处于封建社会政权形式已经解体,但他的社会心态仍然在延续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意识。他的精神上延续着封建文明和封建糟粕,他身上具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人格力量,他的硬汉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封建文明制造出的民族精神。如果封建社会没有一些文明的一面就不可能延续几千年不变,它铸成了几千年绵延的民族精神。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失的东西。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毁灭。这些东西部分集中在他身上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如白嘉轩对田小娥的全部残害就是他精神世界的封建观在起作用。”有人说“白嘉轩无疑是陈忠实的理想人格”,是“肯定的、正义力量的化身”,对他“作家可以说是倾其所爱。”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 他由多种历史和现实社会因素凝聚而成。他秉公无私,为人宽厚,与长工同吃同住同耕作,生活俭朴勤苦。黑娃两次入狱,他多方搭救;他鄙视“官鹿比烟瘾还大”的鹿子霖,却在其陷狱时为之求情。为了维护族规和顽固的封建男女观念,他制造黑娃和小娥的爱情悲剧;并将女儿和长子逐出家门,瞒哄妻子使之死不瞑目。他自己也承受着身心的巨大磨难:被土匪打折腰杆,黑娃的惨死使他“气蒙眼”;经历了6次丧妻之痛和沉重的精神负担,第7位妻子为他生下儿女,免除了他“无后为大”的不孝罪名,稳固了他的族长地位,但他始终昧于性爱和情爱。在他的严格管束下,黑娃、白孝文、孝义、兔娃等(包括他本人)的性成长都在女性引导下完成。他一手酿造了别人和他自身的悲剧,他也是封建性观念的牺牲品。作者对他身上的阴暗面和“吃人”本质,也进行了严苛的批判。 休斯顿·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中将儒教作为世界七大宗教之一。儒学是一种现实哲学,在日常事务中实现人的教化。在宗法制乡村社会,祠堂行使着中世纪欧洲教堂的神圣职责,族长与神父的功能相类似,负责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充当族人的现世保护者和精神导师,维护礼教的权威和宗法制家族村落的日常生活秩序。白嘉轩在白鹿村就以祠堂为依托,以宗教般的虔诚,在生产生活中具体实践着儒家“仁义”的道德文化理念,坚守耕读传家的祖训,以乡约族规为做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他修祠堂办学堂,周济贫弱,带领村民族人修补围墙抵御白狼,发动交农运动抵抗苛捐杂税,代参加农协的族人求情受过,对黑娃以德报怨,等等,以实际行动和人格魅力,把儒家的仁义精神落实到日常行为之中。
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是“实践理性主义” 他深受儒家实用理性的影响,凡是有利于血脉延续和家族壮大的事,都义无反顾地去做,如巧换风水宝地、种罂粟、“交农”事件、“求雨”仪式、惩戒田小娥、白孝文等;有时甚至显得严苛、“狠心”,以致伤害到身边的人,如年馑时,他拒绝借粮间接导致孝文媳妇饿死,他的固执使仙草死不瞑目等。白家自称“耕读传家”,实则亦读亦农亦商。爷爷辈上就开了药铺,白嘉轩种罂粟暴富,还参加了本县第一届参议会,剪了辫子,解除了女儿的缠脚布,第一个送女儿到村学堂念书,第一个购买并使用轧花机等。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他并不排斥;他只反对危及宗法文化的思想行为。对家族叛逆者毫不容情,或逐出宗祠,或严加惩戒等。他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他内省自励,慎独仁爱,却严密监视道德秩序的破坏者和违背礼俗规范的行为。 儒家讲“经”与“权”,“经”是原则性,即遵守基本原则;“权”是灵活性,即善于变通。白嘉轩懂得“权”,鹿三固守“经”。他和冷先生成为“弑子”的恶人,是命运的捉弄,也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和惨剧。使人联想到沈从文的话:“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于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鹿三这样安分守己的、尊严的劳动者,我们很难判断他所处的时代。当下中国,鹿三这样的人很多,虽然他们赖以生存的信仰不同,但其对生活的热爱、努力、对信仰或道德的坚守却惊人的相似。无数个鹿三的存在,才催生出白嘉轩这样仁义的地主。 作者从《康家小院》就开始了对“耕读传家”传统的质疑和批判,在《四妹子》、《蓝袍先生》等作品中依然延续着这种批判。在批判家族文化和“耕读传家”传统对人性禁锢压抑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家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就像在歌颂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集体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现实合理性一样。于是,他开始在《白鹿原》中探寻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源和儒家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塑造白嘉轩时,作者又发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这是白嘉轩文化人格分裂的根本原因,这是文本文化悖谬产生的心理根源。恩格斯这样评价巴尔扎克创作上的矛盾,他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寄予了全部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这段话用来解读《白鹿原》也很合适,尽管陈忠实对儒家文化深切眷念和怀恋,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和儒家道德残害人性的虚伪性的批判。 白家门楼上镌刻着“耕读传家”,两边明柱上的对联是“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传家是基本要求,济世是最高境界,传家是济世的基础,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俗化解释。为延续白家的香火,他巧换风水宝地、六丧七娶;为培养家族继承人,他言传身教、严词苛责;为维护家族权威,他备受磨难、殚精竭虑,不惜伤害自己和身边的人。他以“以德报怨”的人格力量消除了黑娃对白家的仇恨,却残忍地将田小娥的冤魂压在六棱塔下,表现出鲜明的道德取向。他既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又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白嘉轩是原上“最仁义的地主”,是中国“最后一位族长”,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构建了 “仁义白鹿村”;修祠堂、建学堂、践行乡约、领导交农、惩戒田小娥等,保护族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养育了白孝文、白灵等儿女。桩桩件件,可圈可点,而“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文本产生了反讽的效果。结尾,白嘉轩对鹿子霖忏悔巧换风水宝地之事,回忆七房女人当在这之后。白嘉轩从道德人回归自然人。作者以如此“形而下”的话统领全篇,颇有意味。故事是第三人称叙事,首尾贯通之后成为白嘉轩的叙述,颇类《百年孤独》。作者以这种近乎恶毒的方式解构了家族文化和儒家道德,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寓言。鹿三是白家的长工,与白嘉轩名为主仆实为兄弟,他一生的两大壮举都与白嘉轩关联。他领导交农时觉得自己就是白嘉轩。解读白嘉轩,绝不能忽略鹿三。最后,白嘉轩压抑镇压田小娥,也是在变相压抑自己的生命原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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