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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族群与边界
【摘要】本文回顾了民族认同研究的原生论与场景论，并针对“原生论－场景论”这一极化模型的不足，总结了融合这两种理论的理论尝试；本文认为，巴斯的边界理论也是融合这两种理论的一种理论框架，并从认知研究的视角来探讨边界理论是如何融合这一极化模型的。 【关键词】民族认同； 边界理论； 认知研究； 原生论－场景论
【作者简介】张超，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台湾原住民问题研究”(11AZD069) 。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4 年第2 期(总第116期)，第64-70页。
巴斯(Fredrik Barth) 的族群边界理论越来越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界探讨民族认同问题的必要参考理论，不少学者也借鉴边界理论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对于巴斯的“边界”理论，各个学者却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把族群边界理解为族群关系的处理，有人把边界理论作为探讨民族起源的研究路径，即从外部探讨族群的形成过程。大致而言，现有的研究把“边界”看成是既成事实，很少从认知角度来描述边界作为一种程式化概念的形成过程，而对族群边界理论的这种关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抓住其中的精髓，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实践中的问题。 一、两极化的民族认同理论： 原生论与场景论 对于民族认同的研究，普遍承认有两种理论路径：一为原生论，一为场景论。最早总结并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学者是格莱泽(Glazer) 和莫伊尼汉(Moynihan)[1]19－20 ；在他们之后，乔治·M·斯科特(George M. Scott) 在其文章中也总结了民族认同研究的这两种理论倾向，斯科特认为： “存在着两种解释族群团结出现、持续、复兴的理论路径： 原生论与场景论”[2]。简要来说，原生论试图通过不可言说的原生性情感来解释民族所具有的强烈依附性特点，而这种原生情感能够在不同的族群环境中跨时间地维持民族认同；场景论则把民族团结的原因归结为特定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理论视角下，“一些学者研究那些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被构建了的环境，另一些学者则研究人们如何利用特定的环境来达到理性的民族认同意识”[2]。由此可见，原生论与场景论的研究各有侧重，“原生论倾向于民族团结现象的心理学解释路径；场景论更倾向于行为主义的解释路径”[2]。 作为解释民族认同的两种视角，原生论与场景论各有其优缺点，原生论视角的最主要优点是“该理论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种民族认同的原因。虽然有以上优点，场景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其完全忽视历史及心理因素对民族认同形成所起的作用，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民族团体都有统一的经济与社会需求”[3]； 其次，“民族团体中的成员利用民族认同意识去追求物质上的利益，并不能必然地否定该团体所具有的情感与心理因素”[4]； 再次，单从经济与利益等外部因素来考虑民族认同的形成，容易使我们混淆阶级、阶层与民族团体的区分，因为阶级与阶层也是依据经济与社会原因形成的社会团体。民族团结中强大的情感力量”[3]，而这种情感力量对于民族认同感的维持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原生论的缺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原生论的心理还原主义倾向，导致其不能解释社会变迁； 此外其没有考虑政治与经济因素对民族认同感的影响，所以它并没有提供一种解释民族认同的综合性理论”[2]； 另外，原生论把民族认同仅仅看成是人们被动接受的，从而“忽略了人们在民族认同维持中的创造性能力”[4]。 相对于原生论，场景论的优点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场景论强调民族认同存在的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 其次，场景论能够解释民族认同感与民族团结之所以有消有涨的原因； 再次，场景论能够解释某些人之所以会选择多。 二、原生论与场景论的融合尝试 单从原生论与场景论的某一个方面来理解民族认同都是不全面的，两种理论的解释各有优缺点，于是，学者们把焦点转移到了“原生论－场景论”的理论本身。原生论与场景论是人们解释民族认同的一个理想模型，其实，在现实世界中“由单纯的理念性原因与单纯的物质性原因而引起的民族间的紧张与冲突的案例是相当少的”[3]，大多数多民族社会的构成是一种混合了情感、历史等原生因素与场景论因素的集合体。在这种意义上说，“原生论－ 场景论”是一种极化模型(polarmodel)，这种极化模型使其在解释民族认同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的“零和”分类形式(zero－sum categories) 上[3]。针对“原生论－ 场景论”理论本身的缺陷，不少学者进行了诸多的融合尝试，其中，较为突出的融合尝试要属民族认同矩阵理论(matrix model approach) 和民族认同相反理论(oppositionalapproach) 。 民族认同矩阵理论是由詹姆斯·麦肯(James McKay) 提出的，其理论的关键点是将基于原生情感的民族认同因素作为矩阵中的竖轴，将基于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民族认同因素作为横轴，并在由这两个轴构成的坐标系中寻找不同民族认同特点的坐标点(参见图1)。很明显，民族认同矩阵理论融合了场景论与原生论的理论，克服了原先理论中的两极化缺陷；传统的民族认同思考方式是原生因素与场景因素哪一个更具有解释效力，而矩阵理论的思考方式则是原生因素与场景因素在民族认同的构建中各占多少比例。
不同类型的少数民族认同矩阵模型[3]
麦肯的民族认同矩阵理论虽有上述优点，但其仅仅是对各族群民族认同形式的经验性描述，其并没有给出民族认同形成的原因性解释，正如麦肯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矩阵模型并没有解释民族集体会出现，持续存在或消失的原因，它只是描述了民族集体所表现的组合成分”[3]，所以说，这种融合的尝试只是一种民族认同中原生因素与场景因素的组合模式。 针对矩阵理论的缺陷，乔治·M·斯科特基于“相反理论方法”提出了自己更有解说力的融合原生论与场景论的理论尝试，笔者在这里将这种理论称为“民族认同相反理论” (参见图2)。该理论最早的引荐者是爱德华H.斯派塞(Edward H. Spicer) ，斯派塞认为： “相反过程是认同系统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5]797，并且“相反过程能够频繁的制造出强烈的集团意识以及高度的内部团结感”[5]799。相反理论是一种具有辩证性的理论视角，其辩证性主要表现在“我与非我”的辩证认识过程。民族认同是一种对“我群意识”的客体化，这种客体化的实现需要“他者”存在的帮助，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我群意识”终将会停留在潜意识中，从而不能成为能够被意识确认了的客观化实体，而民族认同意识也将不会形成，而“他者”概念，在民族认同理论大框架下指的是相关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因素，这些正是传统场景论的关注点。所以说，根据斯派塞的认识，“正是认同系统对其环境的反应才使民族认同得以持续”[2]，在斯派塞的相反理论中有两个中心概念： 持久的认同系统和相反化过程。斯科特除引入这两个基本要素之外，还增加了“原生情感”这一维度。斯科特认为，相反化过程看似直接影响认同系统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因素，这一因素就是原生情感因素。在斯科特看来，相反化过程先影响原生情感，再通过原生情感而影响认同系统。斯科特的这一理论扩展，克服了原生论与场景论的极化解释局限，使两者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其扩展后的相反化理论是这样的： “被民族团体认识到的相反化因素(其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因素以及几者的融合) 越多，人们被唤起的历史意义上的独特性(原生情感) 越强烈，因此团结感越强，或者越更强烈地向民族认同感上靠拢。”[2]
Oppositionalmodel of ethnic solidarity
笔者认为，巴斯的边界理论也是针对“原生论－场景论”这一极化理论的缺陷提出的，但对于边界理论的理解，各学者不尽相同，有的将其归入场景论之中，如韩国学者薛炳守(Byung－Soo Seol) [4]认为，巴斯的边界理论是场景论理论阵营中的一员，而融合了场景论与原生论的斯科特，则把巴斯的边界理论看成是相反理论中的一个实例。笔者认为，巴斯的边界理论标志着民族认同研究的一种理论转向，把边界理论归入场景论之中，大大低估了边界理论的价值；虽然，斯科特延展了边界理论的理论内涵，但边界理论还远远不止这些，其背后隐含着更基本的有关民族认同研究的理论转向(虽然巴斯并未对这种理论转向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种理论转向主要表现为把认同看成是“从‘世界中的实体’(things in theworld) 到‘看世界的视角’ (ways ofseeing) 的转变”[6]。民族认同“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认识视角，而不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实体”[6]，长期以来的场景论与原生论甚至其后的矩阵模型和相反理论模型都把民族认同看成了“实体”，而边界理论则改变了这种传统认识，把民族认同看成是一种“看世界的视角”(下文将详述) 。 三、民族认同研究的认知科学转向 上面描述的把民族认同看成是一种看世界的视角，而不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实体的研究转向，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科学的解释倾向，而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理解民族认同，将使民族认同的研究具有新的内容。正如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 所说： “通过明确内隐的认知研究取向以及投入更多的认知心理学和认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对民族性的理解会变得更丰富”[6]。其实，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诸多把认知科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联系起来的尝试。这种在文化研究中引入认知科学成果的努力，既与人类学界对文化定义的转变相关，也与认知科学领域研究复杂性的转变相关，是两个学科互相借鉴互相融入的过程。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保罗·迪马乔( Paul DiMaggio)对于学术界文化与认知相结合的研究倾向做了很好的综述，其强调： “把最近的认知科学研究与社会学领域的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前者( 认知研究) 更好地服务于后者(文化研究) ”[7]；在这篇综述中，迪马乔详细叙述了认知科学能够用于社会文化研究的几个面向： 认知科学能够加深人们对文化究竟是作为潜在的网络还是作为人们有用的工具的理解； 认知科学能够加深文化的约束面向与文化的能动面向的理解；认知科学尤其能够突显常常被社会学研究者忽视了的文化的超个人面向。 但是，民族认同的这种认知科学转向，招致了很多客观主义者的批评，认为其犯了心理还原主义的错误；认为把认同归结为心理现象的认知，容易忽视民族认同的社会学面向。但是这种理解是对文化的认知研究倾向的狭隘认识，“这种认识的前提假设是心理学倾向的研究必定是个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算计主义以及非文化主义的，认为心理倾向的研究忽视了包括社会话语及社会互动在内的社会生活”[6]。但是，认知倾向的研究不是这样的，“它的前提假设是其能够帮助我们联结我们头脑所想与我们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6]，这种在文化研究中融入认知科学研究的因素，“并不是使文化研究心理学化，而是要为新的文化研究建立一种基础，这种新的文化研究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认知结构与超个人的文化现象的融合。”[7]在此意义上来理解，认知性研究方法( cognitive approach)能够很好地沟通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其具有“沟通个人领域与私人领域、心灵与社会、个人思想与超个人的公共社会事实的潜能”[6]。所以，从认知角度来理解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其“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诸如感知、解释、表达、分类、鉴定等认知活动之中，他们不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事情，而是对世界的看法，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是认识论的事实”[6]。 基于此，本文认为，巴斯的边界概念就是这样一种理解民族认同的认知性理论，下文将会从认知研究的角度详细阐释“边界”概念，并试图通过这种认知性视角来加深对民族认同的理解。 其实，与民族认同相关的种族、国家认同的研究也已经出现了认知主义的转向，如种族被看成是“一种通过选出某些特性( 真实的或虚拟的) 来划分和排列人类，并利用它来达到掌控、排除和剥削目的的工具”[8]； 而对于国家的客观主义式的界定也出现了衰退趋势， “从以共同的语言、文化、地域、历史、经济生活和政治组织等来定义国家到开始以强调主观的归属感来定义国家”。[6] 四、认知科学视角下的边界理论 上文论述到，巴斯的边界概念具有很深的学术史意义，其暗示了民族认同研究的一大转向，但是，这种理论转向是笔者由巴斯的边界概念扩展后的认识，巴斯最初的边界概念不是没有缺陷的。巴斯认为，边界理论“调查的首要焦点是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它所包含的文化因素”[9]15，把民族认同的焦点从文化因素转向边界视角，无疑是民族认同研究视角的创新，但是巴斯并没有对边界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系统化的论述与理论构筑，而仅仅把“边界”概念看成一种既成的集体性概念，“并没有解释这种简单的民族划分如何以及何时能够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组织性工具”[4]。这也就意味着，巴斯的边界概念犯了个人行动主义的共同局限性，他没能解释这种个人的民族认同与社会规范的相合过程；并且，巴斯仍把边界看成是既成的社会事实，即认为其研究的焦点“虽然也有相应的地理边界，无疑我们更应注重的是社会边界”[9]15，社会边界虽然比地理边界更不具有实体性，但其仍旧是一种“世界中的实体( things in the world) ”的传统理论视角。 而从认知研究角度来讲，边界是一种人们认识世界的认知性结构，这种认知性结构只是一种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作为认识世界的视角，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来说就是心智的一种不断圈划“自我－他者”的倾向，而“边界”概念就是这种圈划倾向的另一种叫法。把民族认同理解成一种认知系统的圈划倾向是由认知科学家F. 瓦雷拉( F. Valera) “具身心智( embodiment mind) ”的概念中得到的。“具身心智”的关键点是： 认知系统并不是简单的反应世界，而是会“创造世界，并且这一被创造的世界是与由认知系统而赋予的结构分不开的”[10]140，并且，意识的这种创造过程“是任意的，意识不断地施展‘圈划( operational closure) ’过程，不断地把外在变为内在”[11]。“具身心智”概念的提出，使我们的注意力“从把世界看成是独立的、外在的传统看法转到了把世界看成是与自我调适过程不可分割的新看法……这种新看法反映了不再把认知系统看成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自我的圈划( operational closure) 系统”[10]139。瓦雷拉的“具身心智”概念就民族认同概念而言意味着，不能把民族认同看成是独立的、外在的实体，而应该看成是依赖于认知系统的自我构造之产物，而对于民族认同的研究也应该把焦点集中于民族认同意识的构造过程。 根据上面论述，圈划“自我－他者”的倾向虽然是族群边界的内核，但是这种圈划倾向并不会必然地导致“边界”意识的产生，边界意识指的是这种圈划“自我－他者”倾向的程式化(schematize) 。程式(schemas) 概念一直是认知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且也不断地被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如戈夫曼的框架分析研究。在人类学领域，程式概念一直作为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之一。简单来说，程式指的是“一种知识能够在大脑中得以体现的结构”[12]，作为在大脑中存在的结构，其是不会被直接观察到的。一般认为，程式作为一种认知性的存在，其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方面，程式是沟通外在事物与大脑内在结构的中介； 另一方面，程式是人们组织行动的凭证。程式作为一种沟通外在事物与内在大脑结构的中介，其“与人们如何认识、解释世界以及人类的知识如何获得、存储、回忆、发挥作用以及扩展到新领域有关”[6]，程式“能够标示物体与事件，并能够提供有关这些事物与事件的特征、关系及隐藏的意义假设”[7]； 程式作为人们组织行动的凭证指的是，其并不仅仅简单的反映信息，它还能够自发的加工信息，“它引导人类的认知，并且解释经验、产生推理与期望，从而组织行为”[6]。也就是说，程式是人脑中存在的一种积极的能动性因素，它能够重组人类的经验，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新人物、新事件以及新观点纳入到已经熟悉了的分类系统之中”[13]42。 边界这种“自我－他者”的简单划分之所以能够产生一种民族认同意识，就是因为其通过认知系统反复的操作化，从而使其上升为大脑中的一种程式。从上述程式的两方面表现而论，边界作为一种沟通外在事物与内在大脑结构的中介，指的是边界把外在事物都以“自我－他者”的模式组织起来； 而边界作为一种行动的凭证指的是，在日常活动中，人们能够能动地将某些要素改造成边界这种“自我－他者”模式。边界作为程式的认知性角度理解，能够克服传统的原生论与场景论的不相容性，这是笔者下节要讨论的问题。 五、超越的融合： 扩展后的边界理论之贡献 如果从民族认同的极化理论模型来考虑的话，边界理论是融合这种极化理论的尝试之一。如前所述，矩阵理论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融合，属于描述性的融合理论，其至多说明了几种不同的民族认同模式，而这种不同的模式是与原生因素与场景因素所占的比例多少相关的，笔者将这种融合模式称为“机械的融合”；而相反化理论则克服了这种表面融合的缺陷，从外部环境与原生情感这对辩证关系角度来研究民族认同，相对于矩阵理论，相反化理论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强，笔者将其称为“有机的融合”理论，但即便如此，就相反化理论而言，民族认同研究的这种内部与外部、原生与场景的二分仍旧没能被完全克服，最多只是融合。 边界理论的阐释并不只基于原生与场景、内部与外部的二分，如果把前两个理论称为“机械的融合”与“有机的融合”的话，边界理论则可被称为“超越的融合”。该理论从认知结构的角度出发，仅仅把民族认同看成一种思维的划圈“自我－他者”倾向，一旦这种圈划存在，外部环境因素与族群内部因素都能够融入这种圈划活动中来。其实，传统上划分的内部与外部( 原生与场景) 因素从这种角度上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了，民族认同的构建只是与思维的这种圈划“自我－他者”的活动有关。从边界的这种认知性角度来理解，民族认同不再是一种实在性的存有，而只是“识别、定义以及区分其他人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建构相同性与不同性的方式，还是为自己的行为编码以使人理解的方式”[6]； 我们对于民族认同研究的焦点也将“不仅仅是不同的人群是如何被分类的，还应该包括手势、言论、情况、事件、公共事态、行动，行动的序列等是如何被分类的”[6]。这也就是说，民族认同的研究焦点应更多的集中于作为行动者的人是如何组织其行为的，而这些行动者的行为就包括原生因素与情境因素的成分，只是在认知倾向的这种分析框架中我们没必要区分原生因素与情境因素，而只需关注特定行为的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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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4 年第2 期(总第116期)，第64-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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