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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十万骑兵带着四万民间征集来的驮马和数十万的运输队伍，由卫青、霍去病带领从定襄和代郡分两路出击，远征沙漠。卫青所部奔袭千里击溃了匈奴单于所率主力，攻破了单于在大漠以北屯粮的基地，赵信城；霍去病所部奔袭两千里，击溃匈奴左右贤王的部队，斩获颇丰，封狼居胥。 此汉军远征之大胜，史载为漠北之战，是汉军首次对匈奴进行的大型远征，更是首次大获成功，经此一役“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虽然此战带来的精神鼓舞已远超它实际带来的效益，但由于和高祖高后、文景二帝时期的隐忍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许多人认为，没有这次远征，汉朝无法解决边患，在这样的胜利果实面前，那些代价便显得不足为虑了。
后人笔下的漠北之战 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翻翻史书，看看漠北之战，是否真的如此重要。 漠北之战的副作用 战争永远是要付出代价的，此战虽然汉军获得了大胜，却也付出了与收获并不匹配的高昂代价：此次远征汉军出塞的马匹总数为十四万匹，其中十万为骑兵所用战马，剩余四万当为负载驮运之马。 在战争结束后，依《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所记“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死亡率高达78%。按此比例，10万战马的损失接近8万，而在额外拥有蒙古、东北马场且同样重视马政的清代，根据《清代马政初探》所统计，全国战马也只有20万左右；这就是说一场漠北大战，西汉帝国至少报销了近一半战马，损失之大不言自明。 卫青所部虽击溃单于主力，但《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卫青所部遭遇单于获胜后与其“杀伤大当”--虽然获胜，但损失却也是“八百换一千”。 而这些损失都直接削弱了日后汉军的战斗力。 除开马匹和人员的损失，《史记·平淮书》亦记载道此次战争的损耗之大：“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死伤、运输的费用已经致使税收库存枯竭，甚至士兵的军饷都不够发了，以至于汉武帝要出售官职来支持战争。《汉书》言：“征发烦数，百姓贫耗”“边郡久废耕织”，可见汉帝国的国力和边防也因为这种不计损失的征伐而遭到不小的破坏。
沙漠行军是何等的艰苦 漠北之战最大的影响不在于它本身的耗费巨大，还在于他直接导致了汉武帝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行事风格和汉帝国的国力衰败。 漠北的巨大损耗并没有使汉武帝清醒的认识到汉朝已经被他折腾的不堪重负，相反，胜利的成就感和匈奴的偃旗息鼓所带来的自信，使他在战略上一改往日大胆但不失谨慎的风格，变得自大而激进。 公元前105年，武帝得知匈奴有人要谋反，竟派遣赵破奴率军出塞两千里前去接应，但叛乱还没掀起便因泄密而被匈奴成功镇压。随后，匈奴自然转而围攻深入敌境的赵破奴。汉军是逃也逃不掉，打也打不过，所率两万骑悉数被歼。 同一时刻，因为要镇服西域，武帝不顾与匈奴的紧张对立，动起了征服大宛的念头。他一改过往的谨慎，轻易的相信了姚定汉“能出强弩手三千，选一良将统领，大宛可破矣”的妄言，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属国六千骑兵和边军囚犯所组成的军队，在准备不足的情况出征，以至于损失八成士兵，败于西域小国。最后，汉帝国不得不花费更多钱财，组建新的军队才成功破宛。 如果说武帝派赵破奴去接应匈奴内乱和李广利征服大宛是忍不住良机的诱惑，那么其后的诸多布置便有些不可理喻了。 公元前99年，经过几年的隐忍准备，汉军终于率先按耐不住，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至天山击匈奴左贤王，获得胜利，但在归途中不出意外的遭遇匈奴大军围攻，李广利靠着赵充国带领数百骑兵杀出一条血路才得以脱困，所部汉军损失近两万人。 在李广利出征的同时，李陵上书不愿担任护送后勤的任务，愿意自负一军直击匈奴王庭，汉武帝虽然斥责他并以无骑兵给他用的理由而拒绝，但却在李陵再次上书表示不需要骑兵仅有其五千荆楚勇士足以的时候，他同意了李陵这一送死的计划，并派遣路博德接应李陵。在路博德上书陈述，此时出兵不利，最好于次年春天再出的时候，汉武帝还怀疑李陵畏战，派遣路博德和公孙敖出兵夹击匈奴，并督促李陵出击。 结果不出意外，路博德和公孙敖扑了个空，李广利兵败逃回，李陵部更是仅剩四百人逃回，李陵本人投降，并在随后作为匈奴将领，将屠刀砍向同胞。
早年雄才大略，晚年却刚愎自用的汉武帝 到了现在，恐怕但凡一位理智的君主都能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不能再浪了，可不知是不是漠北的美梦让汉武帝一直舍不得醒。仅在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97年，他又一次派遣步骑总共二十一万的大军出征。 如此声势浩大不输漠北的远征行动却再也不复漠北的辉煌，汉军与匈奴交战，不能取胜，毫无所得的退回塞内。多亏一年后，单于死去，新任单于狐鹿根基不稳，双方相安无事了几年，但在公元前90年，狐鹿单于在稳定统治以后，便又一次开始了报复行动，匈奴大军攻入五原、酒泉两郡，杀都尉，甚为嚣张。 汉武帝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他顾不得才爆发的巫蛊之祸，势要让匈奴尝尝铁拳打到家的滋味。 于是，汉武帝遣李广利着七万大军，商丘成着三万，莽通着四万骑兵，分三路出塞远击匈奴，商丘成部击溃李陵所率三万匈奴部队获得小胜，莽通部未追到敌人空手而还，而李广利部则获得胜利追至范夫人城。 如果此时见好就收，也最多是一次劳民伤财，本大利小的远征而已。但此时汉武帝却将涉嫌立储问题的李广利妻儿抓捕入狱，李广利得知后自然是万分焦虑，也顾不得大军安危想要获取更大战功来将功赎罪，遂带领部队继续前进，虽然成功追上敌人，但死伤惨重。他的长史担心李广利会葬送大军，于是便合谋要逮捕李广利，但被李广利发现而被处死，虽然李广利重新掌握了军队，却也无再战之力。随后，在匈奴人连夜挖掘的壕沟陷阱下，汉军大乱败，李广利自知无力回天，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这一连串的错误布置，不得不说正是受到漠北之战的深刻影响，漠北之战让汉武帝自以为匈奴受到的打击沉重到已经无力对抗汉朝，因此调兵遣将时不再审慎，竟任用李广利这类庸才和李陵这样心术不正的将领，深入敌境与敌人作战，李广利此前在大宛战争时表现就不佳，汉武帝之所以还一直委以重任，并毫不忌惮的在李广利尚在出征时就逮捕他的妻儿，不正是因为漠北之战的两位主帅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一样同为外戚，汉武帝认为对付个半死不活的匈奴不需要什么水平，干脆给外戚添添战功的自大心理作祟么。
卫青（左）和李广利（右）同为外戚却天壤之别 经过如此多的失败，汉武帝终于认识到自己激进的战略和刚愎自用的治国方略是何其的祸国殃民，于是他在公元前89年发布了著名的轮台诏令，悔过自己过往的不当举措，令天下“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但这都晚了，早在漠北大胜后，汉武帝的大肆用兵、开边兴利，已经导致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公元前107年关东地区已有“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死者四十万”。 公元前100-97年间，各地爆发农民暴动，“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 虽暴动被镇压，但持续的不顾民力的作为使得汉朝自文景之治所留下的战争潜力和财富便就此挥霍殆尽。以致武帝的继承者，汉昭帝所面临的局面竟是“承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如果，没有这场战役 我们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到漠北之战对于武帝一朝的影响之恶劣，那么我们不禁要想了，如果，没有这场战役，武帝时期的汉朝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文景二帝时屈辱和亲匈奴还频繁入境劫掠的情况会再次出现吗？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文景二帝之所以屈辱和亲，面对匈奴此此大举入侵反应迟钝还不敢反击，是因为高祖以来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苦，国力空虚，境内诸多藩王又虎视眈眈，高祖时期的汉王信联合匈奴反汉，景帝时期爆发的七王之乱正是此种境地的绝佳例证，因此汉庭无法一边放着藩王一边与匈奴展开高强度的战争。而汉武帝继位后，通过推恩令，已经大幅削弱了藩王的势力，又有文景二帝积累下来的财富，《史记》赞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汉武帝时，断没有向匈奴委曲求全的必要。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征伐打下了物质基础 那么，不屈辱和亲，就能解决匈奴频繁的寇边吗？ 由上文所述不难看出，没有了穿越沙漠而仅仅依靠陆地运输补给的巨大损耗，汉军的实力和汉王朝的国力将在相当程度上得以保留，这些资源节省下来将有助于汉军认真的经略西域和经营边郡，防备敌人。 其次，汉武帝的战略也不会如此激进，他本人也可能在刚愎自用的路上走的不那么远。 汉武帝的初次用兵匈奴十分谨慎，他采纳边将王恢的提议，以献城为由吸引匈奴率大军前往，意欲埋伏而歼之，最终因布置不当而失败，所幸没有损失。
汉武帝的激进战略并不成功 此后汉武帝不再使用这种诱敌歼灭的策略而主动出击，虽然开始因战略布局十分稚嫩，将四万军队分四路出击匈奴主力，结果变成胜败参半，但随后的布置就变得越发的成熟。河南、漠南、河西三战，武帝一改此前的轻敌布置，皆派遣更多的军力出击或者将数量不多的军队用于突袭敌人防御薄弱的地区，汉军所攻略的也是可以立足，并获得长远利益的地区或是战略重地。比如河南之地乃现今河套平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水草丰盛地势平坦；漠南之地乃匈奴进攻汉朝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匈奴频频寇边的前线基地；而河西走廊更是除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外还是连接西域的重要关口。其作战无论从战略安排还是从战争收益上来看，都比较科学而理性。 当汉武帝不再如此激进和刚愎自用，汉朝得以保存的国力就将会被用于经营更有利的目标--边郡和西域。汉武帝若能积极建设边郡，那么匈奴的入寇即使再次出现，将变得不再那么具有威胁和破坏力，公元前90年狐鹿单于和武帝死亡时匈奴的寇边也不会如此顺利，匈奴有限的有生力量也将在一次次的客场作战中，被汉军有所准备的边骑一次次的消灭。 正如后来汉昭帝所做的那样，他在位期间，面对匈奴的威胁积极备边，调集精兵屯守边郡，稳扎稳打，增加军事要塞的数量，补足稀疏的防线，设立烽火以警告匈奴的入侵便于边骑机动出击，而不需要等待后方大军集结才能应对匈奴，使得匈奴的入寇根本捞不到什么好处。汉昭帝利用汉帝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四两拨千斤，真正扭转了汉帝国与匈奴的战略态势。因此《汉书》称：“是时汉边郡烽火侯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稀）复犯塞。”
汉代烽火台、军壁（邬壁），这些军事设施是防备匈奴寇边的利器 不仅如此，出征大宛的李广利，也不需要带着郡国里的囚犯和少数兵力，毫无准备地匆忙出征，以至于要损失惨重，耗费两次机会才能攻破西域小小的大宛。汉帝国将在西域将提前站稳脚跟，达到分离匈奴控制力的效果。被匈奴看做大后方的西域便危在旦夕，匈奴在汉朝边郡也就吃不到好处，只能和郅支单于所做的那样，掉头和汉朝争夺西域，那么汉军便可在补给方便的多，而且有友军支持的优势条件下，利用主场优势与匈奴交战，匈奴必会吃大亏，这不难想象。汉宣帝时，在乌孙的大力帮助下，轻松击败了郅支单于的情况也将提前上演。 如此一来，汉军便能做到了攻其必救，不用耗费巨资和惨重的人员损失的去寻找与匈奴主力决战的机会，便可以在自身完全可控制的范围内就达到打击匈奴国力的目的；同时还为自己创造了许多优良条件，诛灭仗着大漠掩护的匈奴也将变得更加合理和成本上的可接受。如此一来，既打击了匈奴，又开发了西域和边郡，更保护了国力和民力，国家也不必顶着滋生腐败，使人民受苦于低效的国家经济的危害，使用盐铁专卖、卖官鬻爵等不得人心的政策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买单，这样汉帝国就可以更有持续力的打击匈奴，最终，一样也可以把匈奴边患解决。 战略不是儿戏，边患也不是通过一次“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击就能解决的。关乎国运民生的事决不能个人意气用事，一句“虽远必诛”听起来豪言壮语，但若真付诸实行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有苦说不出。 只有更为稳健和可持续的战略，才能真正的解决匈奴边患。汉武帝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被他的继任者汉昭帝、汉宣帝知晓后，创造了昭宣中兴，今人也不能沉浸在盲目之中，要以史为鉴，来日方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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