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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国末期，列国争雄，根源皆出自生产力的大发展。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快速进步，造成了大量新兴政治势力的产生，他们势必提出要走上历史舞台的要求，改变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制度，就是首要之务。 --- 礼崩乐坏，皆因生产发展 --- 《战国策》中的一则记载，可以作为战国后期生产力大发展的旁证。 赵国名将赵奢，曾在阏与（yan yǔ）之战中大败秦军，并受封为马服君 （ 他是纸上谈兵赵括的父亲，生前曾断言说赵括不可为将，但后来赵王不听。 ）。他在生前，曾与齐国名将安平君田单 （ 火牛阵复齐七十余城 ） 论兵。 田单说： “ 将军您的用兵策略确实高明，但让我有点不太敬佩的只是您使用的兵力太多。我听说古之帝王，用兵不超过三万人，天下就能归服。现在将军您每次却一定要凭借十万乃至二十万的大量兵员才能作战，这是我所不佩服的。我认为使用的兵员多，百姓就不能很好地耕种，还要从别国买入大量粮食，并进行远距离的输送，还不一定能保证军队供应，这是国家自破之法，我不会这样做。” 应该说，田单所说很有道理，所以他的前辈、同样是齐国名将的司马穰苴，就说过 “ 国虽大，好战必亡。 ” 无他，国力消耗跟不上而已。在现代国家中，二战中的德国、日本，且不论其他方面的原因，单从军事上说，都犯了这个错误，扩大战场的后果世人皆知。 而在当代国家中，符合这一点的典型就是美国。从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科索沃战争、轰炸利比亚、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及东乌的介入，大大小小的仗打下来，哪怕是几乎全胜，国力也经不住消耗，显露出明显的颓势。 再来看赵奢是怎么回答田单的，他说： “ 古代海内有万国，城的大小不超过三百丈，人多不超过三千家，用三万精兵去打这样的国家和城池，当然不会有问题。可当今之世只有七国，随处可见的是城可以上千丈，人可以上万家， 三万兵怎么够呢？ ” 赵奢进一步说：“ 就以你们齐国为例，当年动用了二十万兵力攻楚，五年才结束战争；之前我们赵国出动二十万兵力灭中山，也整整打了五年才告成功。现在齐、韩两国互相敌对，却又势均力敌，有谁敢对我夸下海口，说他能用三万兵力去援救这两国呢？ 当今之世，如果用三万精兵，恐怕连城邑的一个角落都围不住了吧？至于在野外作战，那就更不用提了。” 田单听了之后直流汗，同意了赵奢的看法。 赵奢、田单都是史上名将，在唐朝建中三年 （ 西元782年 ），时任礼仪使的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战国时代被列入的名将中，就包括了赵奢与田单，同时代的还有孙膑、廉颇、李牧和王翦。 所以，并非是说田单 “ 兵多耗国力，乃自破之道 ” 的看法不对，只是他忽视了战国末年国家力量对比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也忽视了战国末年生产力水平的大发展，此时战争需兵多，是不得已而为之也。 同样，放到今天来说，以现在世界的生产力水平，战争所需要参与保障的各类人员、物资和财力只会更多，所以前面说，美国就是一个典型被战争消耗亏空的大国。 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导致原来以 “ 领主-农奴 ” 为主体制度的战国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随之适应——也就是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 所以，以孔子肇始、孟子阐发的仁义礼仪之道，就自然岌岌可危了。 --- 人性本恶，荀子以人胜天 --- 就在此际，荀子应时而出，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任祭酒的他，与多国之士交流碰撞，提出了 “ 人性本恶 ” 和 “ 以人胜天 ”说。 面对传统儒家礼义已经不适合战国现实的实际情况，荀子自称上承孔子原义，称人生来皆有欲，所以有欲必有争，有争必有恶。 荀子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是见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了 “ 礼 ” ，只有知礼学礼，人才能变恶为善。 基于学礼知礼，又可把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王公、大夫、士；一类是庶民。士以上属于知礼类，知礼为善，对此类中的非礼者，应以礼义约束之；而士以下属于不知礼类，不知礼为恶，对此类中的非礼者，应以刑罚制服。这也是对 《 礼记 》 中 “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 说法的进一步阐发。 荀子还认为：自然有常理，人掌握其理，利用工具，就能够治理外部的恶劣条件，改善人类的生活水平。进而，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胜天，是因为集体 （ 合群 ） 的力量。 因此，只要制度合理、各安其位、共同努力，利用人群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天地，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而不是把人类的命运寄托在虚无飘渺的老天和神灵身上。 礼，就是确保人类群体的制度合理、各安其位、共同努力的基本保障。可以说，荀子的礼义，已经与原始儒家的礼义不同，更带有法家的意味，也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需求，因此最终被秦国等国广泛采纳。 --- 两徒一师，李韩法家大成 --- 荀子教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徒弟——李斯与韩非。 李斯更长于实务，入秦为相，手握巨大权柄。 韩非长期居韩，更多阐发法家学说。可以说，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总结了诸子常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先后吸收了荀子的儒家学说、老子的道家学说、以及传统的法家、名家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刑名法术之学。 他主张废弃儒家所说的人分两类、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学说，改为一视同等地用刑。 韩非以前，传统的法家、名家原本有三派——法、术、势，各有侧重。 李悝、商鞅属法派，著法经、定秦法，强势变法，要求国君制定法令，从上到下无人不得不守法。最终商鞅变法所得罪的传统贵族领主进行反扑时，商鞅自己在逃亡时，也受限于自己之法。 当他逃至边关，欲宿客舍时，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鞅，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按照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拒绝留宿。商鞅只好又逃回自己的封地，最终在贵族讨伐他的争战中失败而死。 可以说商鞅是个 “ 作法自毙 ” 的悲剧人物，但也可以说商鞅的变法非常成功。 申不害、尹文属术派，所谓术，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代表性的术包括尹文提出的 “ 形名 ” ——言行。 所谓形名之术，就是让君主考察臣下的言行是否相符，“ 法 ” 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 “ 术 ” 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 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已成风气，这一残酷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在韩变法，十五年使韩国富强。但缺点是，申不害和韩昭候一死，少了善于用 “ 术 ” 之人，而 “ 法 ” 之威权又未行，韩国转衰。 慎到等人属势派，所谓势，就是凭借权位 （ 今天来说就是体制 ）的力量。权重位高者，自有可用之人聚焦，一言之出，必有响应。既不需亲力亲为，又不需一定要等待大贤出现——上溯三代之时，则往往需有待大贤，比如商汤得伊尹，周文王得姜尚等。 慎到认为，春秋战国之时，君王借权位之势，执术驭下，群臣守法，则自然可治天下。 在慎到看来，势在法、术之上，主张君王先取势，再以势行法和尚法。关于术，慎到认为尚能不尚贤——就是用有才能的人，不必用道德高尚的人，嗯，这个在今天已经很不讲政治。 连荀子都批评他 “ 思想散乱、提倡尚法而实则无法 ”。简而言之，如果体制内都充斥了有能而无德之人，能指望这些人去行法守法吗？所以这里面有矛盾——根本上是 “ 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 和 “ 谁来监督李达康和沙瑞金 ” 的问题。 韩非子集法家、名家的法、术、势三派学说于一体，用荀子 “ 人性本恶、人可胜天 ” 的思想为基础，采用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形名等君王驭下之术、慎到的势，构成了完整的封建专制统治学说和政治理论，符合战国末期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强势登上舞台的历史需要。 所以，韩非子之说，被自秦开始的无数中国封建王朝所采用。 --- 重术轻道，法家往往害身 --- 历史上的法家，通常重术轻道。 比如韩非十分推崇老子，但在其解释道德经时，一味用其刚强之术，完全不提老子道家的根本之道是守弱无为。 即使是更早的申不害，他作为道家重要分支 ” 黄老之学 ” 的代表人物，也只重视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形而下之术，而忽视形而上之道。 因此，申不害之外，商鞅、李斯、韩非等法家的代表人物，无一能保自身，最终的结局都不好。 商鞅的结局前面已经说过。韩非则是被秦王仰慕，千方百计逼到秦国，却被李斯嫉妒害死。而李斯自己，先与赵高政治合谋，后死于赵高之手，被腰斩惨死于咸阳。 后世秉承法家思想之人，但凡要行国政，就一定要有抬棺材趟地雷的思想准备，如果不是后来向既得利益集团妥协早早下台，下场肯定不会好。 即使是开国之主，威望和能力震古烁今，也只能在生前施行，一旦去世，时间不用太久，妻子都未必能保住。 相比之下，周初吕望、汉初张良这样的，更偏于道家，在继承黄老之学的同时，又秉承了道家的柔弱思想，所以才能功成身退。 所以说，法家尤其难得，让人百感交集、一言难尽啊。 中国历史上，只要法家之人一出，必然雷厉风行，往往国家之沉疴迅速得以救治或得到大幅缓解。但与此同时，法家出手必然横扫一大片，有无数人陪葬或被误伤。 以笔者观之，法家之行事，如猛医果断割肉治疮，下刀之时，一定会多割掉周边的一些好肉，割的时候也一定会痛彻心肺。如果此时病人身体底子尚好，就可度过一时的虚弱，迅速转危为安；如果病人本来就已经风烛残年，则一刀下去，疮治好了，人也玩完了。 所以，法家最容易树敌，往往结局堪忧。但话又说回来，真正的法家之士，行事时，又是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后路和保身之道考虑过多的，那些考虑好保身之道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法家之士。 法家之士之让人又爱又恨，就在于此吧。 桃李堂主：嗯，最近的形势，嗯，只能这么写了，点到为止，请大家慢慢揣摩吧。 欢迎点赞和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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