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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书法专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家有学子 2017-06-10

中国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兼纪念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等先生

文|刘  江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1962年4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会议,潘天寿院长在会上谈到全国国画系基础课设置问题时说:“现在学国画的学生,不会在自己画上题字,这简直是笑话……国画系不但要学书法、篆刻,而且应该列为必修课。”接着谈到全国不重视书法的倾向,感到十分忧虑,呼吁说:“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开办书法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才。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与会同志和文化部领导,都非常重视和支持这个建议。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应开设书法、篆刻课程,有条件的先开设,缺少条件的,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及早开设。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筹备。自此以后,我院国画系一、二年级开设书法课程,三年级设篆刻课程。由潘天寿亲自组织了一个包括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刘江的七人小组,筹备书法专业。并指定由陆维钊先生具体负责,刘江协助。

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季开始,预计到1963年暑期招生。在此一年时间内,要进行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制定,图书资料的扩充,师资的聘请及招生等工作,是很紧张的。记得第一次筹备会是在国画系办公室召开的,出席者除了七人小组外,还有院党委副书记高培明与系支部书记刘苇等同志参加。潘院长谈了筹建书法专业的重要意义与要求后,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搞出各课教学大纲与落实聘请教师的工作。高、刘和系主任吴茀之等院系领导也分别对筹备组提出了希望。

因为潘天寿院长日常工作很多,我们研究讨论各课教学大纲、计划等活动多放在暑假进行。虽然杭州暑天气候酷热,但每次讨论时,潘院长都准时来参加,并对每次讨论提出很多修改与充实意见。记得分工时篆刻教学大纲是由诸乐三先生负责的,是由我起草经诸先生看过拟定的。讨论时,潘先生说:“还不够详细具体。应由乐三再补充完成,下次再讨论。”然后又婉转地批评说:“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应由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亲手起草才对,不能由没有教学经验的助教代劳。”而在讨论由陆维钊起草的古汉语教学大纲中,补充了一点意见,就通过了。篆刻教学大纲根据讨论意见,仍先由我补充修改,再由诸先生补充修订,在下一次的讨论中才得以通过。

那年暑假特别热,学校为此选择了最阴凉的一幢小楼的底楼供我们开会。当时,筹备小组成员除我以外,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但他们每次都准时到会,边挥扇边讨论,非常认真热烈。尤其是沙孟海和朱家济二位先生,他们路途较远。还有本单位的许多工作要做,抽时间来开会是很辛苦的。但是他们的发言很踊跃,如讨论课程安排时,对书史、书论、印史、印论是作为四门课,还是并为两门课上,沙先生说:“现在尚无经验,课时又不多,史与论选读还是合并为好……”在讨论各课教学计划中对书法实习的作业要求时,朱家济先生说:“作业不要要求太多,时间也不宜太长,能坚持每天写两张。写时认真用心。临帖时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字临不好?”这些意见都是宝贵的。暑假中我们每隔一周左右开一次会,大约开了四五次会,主要的内容都讨论了,未了的事留待下学期再安排时间讨论。

为了扩充图书资料,文化部拨了专款二千元。大约九、十月份,陆维钊先生带我到上海各古旧书店去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在上海大约待了二十天,每天都跑旧书店,先挑门市部书架上的,然后到书库找。在狭窄、阴暗、灰尘和蠹鱼成堆的书架中,爬上蹬下,一本一本地挑选。陆先生自己挑选碑帖,吩咐我挑选印谱,我挑选后给他过目再定下来。半天下来,我们满身都是尘埃、汗渍,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简单吃点点心,喝口水,下午又继续挑选。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旧书店去。日复一日。我感到有点吃力了,就劝陆先生休息两天,他不肯,并说:“现在挑选已较晚了,若在解放初买的话,又多又好又便宜……学校里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抓紧时间先挑选一部分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这样又继续我们爬上蹬下的劳动,有时放在高书架上的大部头书、丛帖等,陆老就叫我爬上去取下递给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选,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传递方法放回原处。

那一年内,陆老同我先后到过苏州、绍兴、上海等古旧书店、碑帖店。在杭州跑旧书店的时间和次数就更多了,还派人到扬州古旧书店去。总共购买了约近万册(部)碑帖、印谱等

1963年暑假,筹备就绪,但因为是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初步摸过一下社会的情况,估计也招不到合适的。)只在本院附中毕业班挑选了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金镒才、李文采)直接进入学习。并正式成立书法刻印科,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当时教师的分工:朱家济是书法(楷);陆维钊是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是篆刻,刘江协助;印学史论是沙孟海,临时来兼课的还有方介堪、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茀之等。

好事多磨。1964年上半年。国内刮起了一股批判“只专不红”的风,以为贯彻《高教六十条》而进行的正规教学是过“右”了,因此又增加了下乡下厂劳动的时间。那一学期差不多近一半的时间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在此风头下,有人认为书法刻印这个试办的专业是“复古”,完全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培养“封资修”的接班人,望能早日悬崖勒马。为此曾有人好心地私下动员书法班学生向老师提出申请,要求转专业。不久,此事为潘院长所知,他大为恼火,愤忿地说:“此事我怎么不知道?书法专业试办是文化部的意见,是有文件的。要撤销也要有文化部的文件来,不能随便拆散,是要办下去的。”又说教师少不能保证上课,我来上课……等我带学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回来后不久,潘老还亲自找书法教研组的老师和学生分别谈话。“试办一年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教学大纲制定是否合时宜,教学执行的情况如何,尤其是对课程内容与思想教育等方面,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应补充、修订、改正。试办嘛,总是会有缺点的,过去从没有办过这个专业,哪能没有缺点呢!”

因为学生太少,不能达到“试办”的预期目的,于是1964年秋,又公开招生。来报名的有十多个,结果录取了三名(朱关田、蒋北耿、杨永龙)。此事从头至尾,陆老事事必亲躬,潘老也时时关心。尤其是在陈列馆评阅专业试卷时,全教研组老师都参加,潘、陆、沙、朱、诸等逐人逐幅讨论评比,十分认真。同时,对考生的家庭及其思想情况也作了了解,并嘱我事后对准备录取者,逐个进行调查核实。

 

刘江手稿

开学以后,两个年级共五人,并班开课。潘院长亲自来上课,第一堂课讲的是书法篆刻在历史上和现在的重要性,着重介绍了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去日本访问的情况,以日本当前对书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视的例子,来启发培养同学对此专业树立雄心大志。以后几次都是讲草书的特点和规律,并给学生们作示范。潘老有时也来参加我们教研组开会,共同研究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积极解决问题的办法。1964年10月的一次教研组会上,重点研究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因那时客观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压力很大,说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小古董”、“不符合接班人的要求”等等。潘老在讨论中发言:“学生只弄旧的,不管新的,这是思想问题,但不学旧的也不行,旧的学了是为了新的用,如毛主席的诗词,没有把旧的思想放进去。所以一方面是怎样继承旧的传统,一方面又要发展。中国画也是这样。思想先要矫正,再学传统。不要弄了旧的,不管新的;弄新的。旧的又不要了。这都是片面。教师要教技术,又要教思想。所以教课的要更当心些,否则他们必然会变成'小古董’的。”又说:“看看制定的教学大纲,目的要求还是思想方面多点,如第一条培养目标,很完备而且明确,既要有传统的基础,又要有新思想嘛。培养目标,一种是创作人才,一种是师资,或是编辑……至于课程设置,不要某人说要学人物画,其他课就都去掉,应该讨论一下,不要一个人决定。书法科的课程变得太厉害,以后是不是稳定一些呢。”

当时,在学校里进行课堂教学,相对来说是稳定些。但每学期均有一半时间下乡搞运动,学生分散,老师多年老体弱,不能随同下去“三同”,只好布置同学下去每天坚持半小时至一小时的书法练习。少数坚持了,是在昏暗的猪栏旁或油灯下;多数的还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就只得服从改造思想这个大前提了。

紧接着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巨浪,摧折了这株试办的幼苗。开办书法专业也成了潘天寿、陆维钊老一辈书法艺术教育家的罪名。潘老也在这场不幸的灾难中去世了。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恢复了中国画系。1979年又招收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书法专业研究生,共有五名(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

1980年秋开始,不少外国学员要到中国来学习书法篆刻,教育部、文化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院。到目前为止,书法篆刻专业先后接受了日、美、法、德、加拿大、奥地利、哥伦比亚、丹麦、瑞士等国数十名留学生。

经过我院三年多的申请,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上级批准书法篆刻专业从1984年秋起,又开始向全国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现在书法专业正同国家“四化”建设一样,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全国已有好几所院校也在近两年中开设了这个专业。形势大好,但前进的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难。我国第一个书法专业的创办人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朱家济、吴茀之等先生先后作古。为了缅怀他们创业维艰,筚路蓝缕的精神,我们将继承他们遗愿,将此事业办得更好,为我校历史增添光彩!

“我一直希望在有条件的美术学院国画系分设书法篆刻科,学生少一点可以,但不能后继无人。”

——潘天寿

历/史/背/景

1962年6月12日,潘天寿出席文化部 “全国美术教学会议”时指出:“目前老书法家寥寥无几,且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了。后继无人,前途堪虑,我建议在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继承。”此建议受到文化部的重视,随即批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增设并试办书法篆刻专业。这是中国书法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也为中国现代书法教育事业奠基。 

随后成立了书法篆刻专业筹备组:潘天寿、吴茀之、陆维钊、诸乐三、沙孟海、朱家骥、刘江共七人。委托陆维钊负责主持筹办

1962年12月13日

书法讲授提纲第一次审查会议记录

 

 

 

 

中国美术学院档案馆藏

关于开办书法篆刻专业筹备工作的报告

 

 

 

中国美术学院档案馆藏

1963年7月23日,潘天寿参加成立书法篆刻专业座谈会。

1963年夏,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书法篆刻科。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只在本院附中毕业班遴选了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直接进入学习。书法篆刻科与国画系的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朱家骥教书法(楷书),陆维钊教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教篆刻,刘江协助,沙孟海教印学史论,方介堪、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茀之等临时兼课,是为全国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 

成立书法篆刻专业座谈会

 

 

 

 

中国美术学院档案馆藏

潘天寿也在百忙之中为学生开设了书法课程。 

潘天寿书法课课程表

 

潘天寿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

编撰的书法教学材料(部分)

 

 

文章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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