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34 清乾隆 仿古铜釉粉彩海螺足敞口尊 “大清乾隆年制” 六字三行篆书款，乾隆本朝 W:18.2cm H:11cm 内外皆施仿古铜釉，色彩斑斓苍雅，金属质感逼真，一如青铜古物，让人铜瓷莫辨。下承四足，皆以各式海螺为之，海螺外形逼真，惟妙惟肖，底部为“大清乾隆年制”阴文六字篆款，端庄稳健。 乾隆一朝是为中国彩瓷发展之巅峰时代，其彩釉之丰富，品类之繁复，技术之高超，皆空前绝后，特别榷陶使者唐英殚心竭虑，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藉以御窑厂之能工巧匠，仿古采今，备诸巧妙，所出瓷器皆为“泥形土质都成金石之声，锦地花纹并带云霞之色”，其既崇尚复古，亦勇于创新，所带来的技术突破与艺术新姿采均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 乾隆 陶冶图编次（局部） 彼时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极良工巧匠之能事，依遵乾隆皇帝之广博爱好，以瓷为胎，敷设彩釉，仿制诸式材质的工艺品，其范围涵括竹木、玉石、金铜、髹漆等十数项，水平之高竟达以假乱真之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时人朱琰《陶说》赞曰：“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钿、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 此乾隆御制仿生瓷海螺古铜釉渣斗式花盆正是唐窑造器精神的一例最佳诠释。其造型别致新颖，花盆内外皆施仿古铜釉，色彩斑斓苍雅，金属质感逼真，一如青铜古物，让人铜瓷莫辨。  下承四足，皆以各式海螺为之，海螺外形逼真，惟妙惟肖，底部为“大清乾隆年制”阴文六字篆款，端庄稳健。全器上下工艺精湛，巧夺天工，调配出色泽相似于各色材质的彩釉，勾画出彼此纹理，色泽摹仿如真，教人难以分辨，诚如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称“骤视绝不类瓷，细辨始知皆釉汁变化神奇之至也”。  故其烧制颇为考究，制作、成型、烧造、施彩工艺异常复杂，需要多次入窑经历高低温烧造而成。简述工序如下： 第一步：分别拉坯成型修出渣斗式花盆和模印、雕刻出四个造型各异的海螺。 第二步：在各自的坯胎上施高温色釉，在渣斗式花盆的坯胎上施以茶叶末釉为底釉，再在局部加入铁锈斑釉，二者都属于铁结晶釉，前者呈色剂主要成分是氧化铁，后者则是氧化铁和氧化锰；四个海螺则施高温白釉。  第三步：入窑高温1200多度烧成，泥坯转化为瓷胎。 因为茶叶末釉与铁锈斑釉同为一种结晶釉，故高温1200多度时可以相互兼容，彼此过渡自然，融成一体。 第四步：渣斗式花盆与四个海螺合体 由于渣斗式花盆与四个海螺的重量比对，如果黏合一起高温一次烧成，必定导致四个海螺严重变形，与此同时茶叶末、铁锈斑釉高温烧造中一旦与四个海螺接触，一定会污染了白釉，影响后续施染低温色釉。所以，二者需要分别独立高温烧成，再在渣斗式花盆的圈足与圈足外侧等距离施低温釉作为黏合剂，与四个海螺黏合。 
低温釉作为各个瓷胎的黏合剂在雍乾之世尤为盛行，最为奥妙之处就是与之配套的特别装烧工艺，体现彼时御窑工匠的无比智慧。例如本品，需要一个四缺对称的垫圈把渣斗式花盆的圈足垫高，该高度正好可以把四个海螺放进去，并固定好，不会松动。渣斗式花盆的重力直接压在垫圈之上，而不在四个海螺身上，然后放入红炉以炭火烘烧，七八百度之后，低温釉熔融并将渣斗式花盆与四个海螺融为一体。此刻，成型最终完成。 第五步：施低温色釉，摹仿逼真效果 为了获得更加逼真的视觉效果，渣斗式花盆在已烧好的两种高温色釉交融之处点缀大小不一的松石绿釉圆点与洒金彩，四个海螺也依据各自的装饰需要，外部涂抹赭墨诸彩，内部施以松石绿釉。低温色釉全部施好，再度入红炉烘烧，600多度，一些特殊的彩料，例如金彩需要更低的烘烧温度，则需要单独入窑一次，低温色釉的烧造原理就是从耐高温的先烧，耐低温的后烧，故雍乾御窑一些彩瓷往往需要入窑三、四次方可完成。  故综前所述，本品工序之繁缛，设色之丰富，绘画之多彩，绝非仅凭数人之力可成，当为乾隆盛世仿生彩瓷之翘楚。仿生彩瓷之妙贵在宛然如生，根本在于良工与巧匠。若无良工为之构图设计，巧匠为之敷彩洗染，何来一器成，天下宠？  关键是各类色釉如何达到以假乱真的视觉效果？这是需要建立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工匠自身既对色釉的物理料性变化有着深刻了解，还需要具备极高的美术功底与审美能力，方可胜任。 这首先归功于一代督陶官唐英非凡的才情。自雍正六年来景德镇之后，唐英的人生便与窑务相始终，先后榷陶二十八年之久，以“陶人”自居，日夜竭心求索和致力“陶之业，陶之人，以迄陶中所有之事”，“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 三年之后，唐英在《陶人心语》中颇为得意分享自己的习陶体会：“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因于泥土、釉料、坯胎、窑火诸务，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 唐英石雕像 正因为如此，唐英对制瓷工艺深入了解，又具有文人巧思，所以仿生瓷的创烧正是唐英制瓷技艺炉火纯青的重要体现，如此淋漓尽致的发挥，是得益于对釉料配制和烧成火候、烧成气氛高度准确掌握的结果。 目前所见仿生瓷细分两类：单一品类和复合品类。前者只是仿某一个器物例如海螺、青铜花觚、洒金琴炉、石纹笔筒之类，传世品偶见数例仿生海螺的作品，往往无款。在乾隆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清宫档案有载：“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烧造得···八哥海螺水盛笔架一件，五福海螺水盛一件···交太监高玉等呈览。” 清乾隆 粉彩海螺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清乾隆 仿古铜彩釉花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后者则是一件仿生瓷里面融合多个品类，例如清宫旧藏【清乾隆 粉彩雕瓷果品蟹盘】，里面陈放螃蟹、花生、荔枝、石榴等十余种仿生瓷共同组成，著录于《争妍斗色——故宫藏清代御窑瓷器精品集》第1册，图版20，頁70。
【清乾隆 粉彩雕瓷果品蟹盘】 故宫博物院藏 一款仿生瓷所涵括的品类越多，工艺复杂程度越高，在当时烧造数量绝对不多，往往只是作为乾隆皇帝闲暇把玩之物，最多一两对而已。当中能流传至今者更为罕少，特别复合品类的各款仿生瓷，目前传世数量不过十件，所见皆属小件器皿，皆不及本品形制之大。与本品相同者仅见一例，为法国吉美博物馆典藏，著录于《LA CERAMIQUE CHINOISE ANCIENNE》，Alexandre Hougron, Paris: Les Editions de I'Amateur, 2015, p.229。
法国吉美博物馆外景及展陈图 后者器身的古铜彩与本品差别颇大，其实二者釉料一样，究其原因，无非是烧制气氛各有不同，自然转化迥异，此工艺特点也是高温色釉的最大魅力，往往非人工所能左右，多有意外惊喜。后者四个海螺的色泽与本品彼此也不同，二者虽为配对之作，但绝非一对一的雷同。 雍正一朝造办处秉承胤禛的造器精神，强调形制一致，风格相同，细节则各有不同，真正体现“和而不同”的对称艺术，直至乾隆前期仍深刻影响着宫廷的审美取向。
清乾隆 粉彩海螺敞口尊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本品以渣斗形制为体，线条舒张起伏有致，而且在设计方面充分体现唐英的匠心独运，以四个形制各异的海螺为承足，新颖而别致，令人观之耳目一新，赞叹二者结合乃属别出心裁又宛若天成。 渣斗，原本是古之望族居家设宴必备之物，用于盛装食物残渣，小型者亦用于盛载茶渣。元人笔记有载“宋季大族设席，几案间必用筋瓶、渣斗”。 但是入元之后，渣斗功能上发生重大转变，成为文人雅士异常钟爱的重要花器，专门种植蒲草和插花，清宫旧藏【元人 夏景婴戏图】清晰记录端午时节一件渣斗式花器插上蒲草与蜀葵，以应时令。
朱明皇室对此尤为钟情，曾命河南均州烧造一系列钧釉花器，专门设于御花园种植石菖蒲，其中渣斗式花盆是当中重要的一款。晚明随着花道大兴，渣斗式花器功能不限于养植，而且广泛用于插花，置身于厅堂书斋，相伴于鸿儒雅士左右， 一展群芳清丽之姿。 插花艺术是中国古代文人精致生活的体现，尤以宋明最盛，各式花器随之而出，造型丰富多变，清世宗胤禛对古代文人的品性追求，可称是有清一代帝皇的典范，文人士大夫对精致生活的营造，闲情逸致的抒发，都可从他的身上得到体现。 赏花是古代文人雅士重要的怡情活动之一，对各式花材的品评、选择均有严格的标准，雍正皇帝秉承宋明流行的风尚，深谙此道，擅长插花艺术，讲究组合之美，追求自然清新的唯美境界。因此，对瓶花之器颇为讲究，其需用之数亦不少。  弘历深受胤禛花道审美之影响，继位之后，对花道的推崇丝毫不减，但是父子二人对花器的追求各有不同，雍正皇帝偏重摹仿宋瓷花器。因为宋瓷一色纯净不事雕琢之美，乃是陶瓷史上的一段永不落幕的传奇，深为后世仰慕追寻，其中不少便是经典的花器，故雍正皇帝每以内府旧藏宋器为范，敕命御窑厂广为仿制，各式古雅花器遂成。 其对宋瓷的推崇和理解更是超越前人，临位仅有十三年，却于摹古宋瓷方面成就显赫，此绝非偶然，胤禛一贯追求文雅、素净、脱俗的审美标准正是来源于赵宋以降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美学凝积。对其理解至深，得其精髓愈多，故摹古之中自然深知奥妙，能引领匠艺重现宋人造器的精神。 而乾隆皇帝在继承胤禛偏好宋器的基础之上，还侧重追求对各种材质花器的瓷化摹仿，其中青铜古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项。 青铜古器，千百年来以古朴典雅之气质折服无数钦慕者，为文人雅士首推之花器，明张谦德（1577-1643年）《瓶花谱》中赞曰：“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 时人袁宏道（1568-1610）《瓶史》记述：“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 作为花器，与宋瓷相比起来，青铜古器更胜一筹，乾隆皇帝不限于欣赏青铜花器的古雅风韵，更期待彰显出其治下的御窑厂出神入化的制瓷技艺和以假乱真带来的无限惬意。
明宣德 青花水波纹渣斗及内胆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皇帝对于渣斗式花器钟情尤深，清宫旧藏不少前朝渣斗式古物，皆为乾隆皇帝加以改造，古物新用，成为重要花器，例如【明 宣德 青花水波纹渣斗】配以莲蓬式黄铜内胆，盖上设有七孔，以方便固定花枝。 【明 钧窑 月白釉渣斗式花盆】亦给予相同的内胆，功用一样，见《瓶盆风华——明清花器特展》图版Ⅱ–19，Ⅱ–20，页169，页171，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
明宣德 月白釉渣斗式花盆及内胆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档案亦见多处记载乾隆皇帝下旨为花器配置金属内胆，“配以铜胆簪杂花”，目前所知，清宫典藏渣斗式古物配饰金属内胆者至少不下于十例，由此可鉴乾隆皇帝对于渣斗式花器的喜欢，继而下令御窑厂摹仿烧造，为了区别于原有的式样，无论釉色与造型上皆略有化裁，既保留花器的原有功能，又突出把玩的意趣，因此，本品应运而生，多加海螺四足，赏花之际亦赏器之本身。 本品形制小巧别致，插花之时，仅需一泓清水，外加金属多孔内胆，即可成为书案上的花器，一如同时期【缂丝博古书幌】所示，内插灵芝瑞物与四时花卉，与香炉、画轴、书籍、书镇等文房同列，展现书斋之文气与风雅，以助弘历之诗兴（见《瓶盆风华——明清花器特展》图版Ⅱ–19，页169，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若不插花之时，观之抚之皆宜，令人赞赏其釉色变化之佳妙。
“插花贮水养天真，潇洒风标席上珍。”本品气韵婉约雅致，温和蕴含富丽，沉稳亦不失和谐，极尽考究之能事，充分反映出乾隆一朝瓷艺精进之水平，逼真地塑造出青铜古器的纹理及质感，使得四个海螺状物有神，栩栩如生，花器上下浑然天成体现出唐英对于诸式仿生色釉运用的得心应手以及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更是清宫雍乾父子二人花道审美的重要见证，传递出对宋明士人风雅的无比钦慕，在那勤政的岁月里，为弘历的案头平添一份春色与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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