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泽医人

在古代，“医生”一词多指学医的学生（类似于现在医科大学的学生），并非专指业医者，直到近代，“医生”一词才作为行医之人的专称而被人们所熟知。

那么，在中国古代，人们又是怎样称呼这些医者的呢？在宋代以前，人们一般按医者所治之病的分类来称呼其职业，例如掌管宫廷饮食滋味、温凉及分量调配的医官，叫作“食医”；专门医治内科疾病的，叫作“疾医”；专门医治外科疾病的，叫作“疡医”；当然，也有专门为动物治病的，叫作“兽医”等。而自宋代以后，人们则惯用“郎中”“大夫”二词来称呼行医之人。有趣的是，这种称呼也是有南北差异的，北方人惯用“大夫”，南方人则惯称“郎中”。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现在用“大夫”来称呼也不算过时，但“郎中”的使用面则相对窄了许多，甚至有人将其和江湖骗子混为一谈，这显然是不妥的。

此“郎中”非彼“郎中”：郎中称呼的由来

西晋文学家李密在其名篇《陈情表》中讲道：“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其下文亦提及“历职郎属”等语，很显然，这里所提及的“郎中”并不是指医生，而是指官职。在宋代以前，作为官职的一种，郎中与议郎、侍郎、中郎一起统称“郎官”。起初，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作为皇帝的侍从或守卫宫殿的安全，后来各个朝代的郎官职务又有所变化。那么，一直作为官职的“郎中”一词，为何从宋代开始会成为医者的代称而为百姓们所熟知呢？

有一种说法是宋代有个郎中官叫陈亚，和著名书法家蔡襄是好友。他为人幽默诙谐，喜欢玩文字游戏，而且经常将药材名融入诗歌中，时人称之为“药诗”，其中比较著名的“风月前湖夜，轩窗半夏凉”一句，便用了谐音的方法巧妙地融入了“前胡”“半夏”这两味中药材的名称。据说有一年十分干旱，陈亚和蔡襄在路上看见一个和尚打着赤膊，在烈日下跪着求雨，样子十分滑稽。陈亚随即打趣道：“不雨若令过半夏，应定晒作葫芦巴。”“半夏”和“葫芦巴”均是中药的名称。蔡襄觉得陈亚讽刺得过分了，便道：“陈亚有心终归恶。”陈亚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接道：“蔡君除口便成衰。”其中，“便成衰”是中医腹泻的别称。这两人作诗互谑的事迹在民间流传开来，陈亚名声大振，一些民间医者也以读陈亚的“药诗”为乐事。人们认为陈亚不仅熟悉中药材名称，而且一定还精通医术，于是便用陈亚的“郎中”官名来代指医者，“郎中”用来称呼医者也由此日益流行。

民间传说很可能会有一定的演绎性，单用上述的故事来解释用“郎中”指代医者的由来显然是不严谨的。一些学者经过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顾学颉、王学奇所著的《元曲释词》认为：“郎中本古代官名，始于战国，自汉至清，历代沿置。在唐末五代时，卖官鬻爵之风盛行，人人以官名之利为荣。后来在南方农村中，遂以郎中为医生的别称，北方则以大夫称医生。”这种官称泛滥之说在笔者看来更为可信。民间的医者如果医术和医德足够优秀，很容易为百姓所崇敬，在一个崇尚官爵的时代，用官名作为对这类人的尊称似乎也顺理成章。

“坐堂”与“走方”：不同类别的郎中

人们常称郎中为“草泽医人”，或者加“江湖”一词作为修饰，这更形象地体现了郎中所具有的浓厚的民间气息。不同于皇宫中的太医，郎中们所服务的对象多是普通百姓，而他们自己也是百姓中的一员，按古代“三教九流”的划分方式，郎中也仅仅居于中九流，社会地位自然是不高的。作为民间的小角色，虽不至于低贱卑微如同草芥，但终究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得时时刻刻想着生存的问题。他们以医术谋生，或自己开一家医馆（一般名曰“某某堂”），等待病人前来问诊；或行走各地，一路上卖药行医。人们常将前者称为“坐堂郎中”，将后者称为“走方郎中”。

所谓医者仁心，一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出现的郎中形象，虽多无权无势，却总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颇具侠义精神，是理想状态下郎中的典范，体现了民众对医者德、术兼具的期望，使读者、观众印象深刻。如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便塑造了一位崇尚医德、不畏强权的坐堂郎中形象。

清末刘鹗所作中篇小说《老残游记》中的主角--外号“老残”的铁英是经典的走方郎中形象。刘鹗将这位郎中塑造为明辨是非、侠肝义胆、与人为善的正面人物。著名学者李欧梵称他为“文侠”，并评价说：“文侠用头脑和药草，而不是凭藉刀剑，来洗雪社会的不公。”

医者典范：流芳后世的郎中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医术高超、心系百姓的医者，他们秉承悬壶济世、治病利民的观念，专注于民间的医疗事业，是各个时代的优秀郎中。

“神医”华佗便一直是人们心中医者的典范，甚至到后来，人们称赞某位医者医术高明，也常赞其“华佗在世”。华佗生活在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这样一个飘摇动荡的时代，加之水旱灾害和疾病蔓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华佗十分同情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他不愿意做官，只想四处行医，济世救人。他精心研究医药，并将自己的行医经验整理出来，写成了一部《青囊书》，可惜这本书最终没能保留下来；而华佗的医术，则多由其弟子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和华佗处于同一个时代的还有位名医叫张仲景，他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的传世名作《伤寒杂病论》影响深远，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张仲景自小对做官没有兴趣，尽管被举为孝廉，进入官场，成为长沙太守，他依旧淡薄名利，对医学极为痴迷。他心系百姓疾苦，想通过自己的医术尽力为当地百姓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大开衙门，不是处理政事，而是专门坐在大堂上为老百姓看病。后世有将医者在医馆中诊治的行为称为“坐堂”，传说其来由就是始于张仲景坐堂为百姓看病的故事。

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是唐代著名的医学家，他根据自己多年民间行医的经验，写下了不朽之作《千金药方》。作为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在孙思邈看来，医者要将解除病人的痛苦作为唯一职责，对病人应一视同仁，要做到“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用毕生精力去践行自己对医德思想的追求。

今天我们说起郎中，或能想到在旧时代的药铺里，医者看诊时望、闻、问、切的场景；或能在脑海中浮现出身背药箱、摇动虎撑（虎撑又叫虎衔，俗称药铃或串铃）的游医形象。作为中国历史上平凡的角色，他们能钻研医理、悬壶济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药知识和精神财富，至今被人们所铭记、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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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