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皖休宁县海阳人氏，生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19年）。早年遵父嘱与堂兄一同经商，因授人以医术与秘方，用之多验，便有意弃贾而事医术，师从汪机（明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的门人黟县的黄古潭专研医学。为寻师访方，孙氏不辞辛苦，远历湘、赣、江、浙等地，遍访名师，广询博采，凡闻所长，均往请益，不问寒冬酷暑，三十年如一日博学勤访，故而学验俱丰，治病能决生死，名噪当时。万历年间曾任太医，名著公卿间。徐显卿在《赤水玄珠》序称：“余善病，所识天下医无虑数百，独海阳文恒孙君最名，余所识天下名医无虑数十，独孙君其古之名医欤。”足见时人对他的推崇。 孙氏治学态度严谨，择善而从，学无常师。其反对徒以方书为捷径，而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孙氏以为未有不读书而能为医者，“医以通变称良，而执方则泥”。并概述自己的治学情况说：“余屈首受医，日惟有事于《素问》、《难经》、《病源》、《病机》、《甲乙经》等书，俯而诵，仰而思，希心融贯前哲秘旨而未逮也。若彼《局方》、《袖珍》、《惠济》等集，间用之参考，而不敢执泥。而至临证，务虚心察受病之因，始敢投剂，亦未尝执方以合病。”对于历代医家学说，孙氏均潜心研究，务求融会贯通。他读各家之书，深解古人治病之法，细研用药之时，揣测立法之心。孙一奎学术思想的重点，在于阐论命门、三焦，其间颇有独到建树，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尤为“命门”说，孙氏受到《难经》有关论述以及《易经》哲学思想的影响，认识到“五行异质，四时异气，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中一物尔，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在此基础上，孙一奎论述了肾与命门的关系问题，其以为人身的“太极”是两肾间的命门原气，即动气。原气为太极之体，动气为太极之用，两肾是产生原气的根本，认为人之所以生存，乃“赖此动气为生生不息之根，有是动则生，无是动则呼吸绝而物化矣”。命门乃两肾间动气，人之生命所司，为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由此可见，孙一奎所论述的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先天之太极，而非右肾为命门，命门属相火之说。 孙一奎治病，“首重明证”，他认为“凡证不拘大小轻重，俱有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个字，且病变多有始同而终异的情况，故而治法不可执一而无权变。孙氏十分重视三焦元气的保护和治疗，既反对滥用寒凉，又指出过用辛热、疏导及渗利之剂的危害，强调纯阴苦寒之剂不但可致脾胃虚弱，而且还损耗元气。其治疗气虚中满，主张温补下元，而治肾虚气不归元，却又反对“滞于温补之说”，可见孙氏“首重明证”不拘一法。读其医案，可见一斑。 孙一奎医案记载：董宗伯公子龙山夫人，时年三十五岁，患便血病三年医治无效。日二、三下，而腹不痛。后经人指点，请孙一奎诊之，孙察其左脉沉涩，右脉漏出关外，诊不应病，因血既久下，且用补中益气汤加阿胶、地榆、侧伯叶服八剂。服后连续半月血不再下，龙山夫人自喜病已痊愈。不料劳作过度，血又复下，夫人便向孙氏索前药续服。而孙一奎见曰：夫人之病必有瘀血积于经道，前因右脉漏关难凭，故以升提兼补兼涩，以探虚实，今天看来，吾可下药除其根也。于是用桃仁承气汤加丹参、五灵脂、荷叶蒂嘱其水煎睡前服之，药下时至五更下黑瘀血半桶，次日乃以理脾药调养。时隔五日复用下剂，又下黑瘀如前半数，再以补中益气汤、参苓白术散调理，很快痊愈。 孙一奎是我国明代著名医学家，因善用参芪，历代以来多以“温补派”而备受推崇。其主张保护命门阳气，力纠寒凉时弊并炮制温补下元的壮元汤等用于临床，在温补理论方面也多有建树。 但是，纵观孙一奎学术思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及治法，以药探病之虚实，观病情之变化，融汇贯通各家之说，尤重强调辨证论治，补中兼涩，则不是仅以“温补”二字而能概之的。 孙一奎著有《赤水玄珠》三十卷，《医旨绪余》二卷，《孙文垣医案》五卷（又名《生生子医案》）及《痘诊心印》二卷等。其中《赤水玄珠》成书于明·万历元年（1572年），分七十六门，采撷历代文献二百七十三种，以辨证论治见长，对寒、热、虚、实、表、里、气、血以及各科病证、病因、证候、论治、处方等，皆逐条分析，辨证详细。日本明历三年（1657年）由风月堂左卫门刊本在日本刊行。朝鲜正祖十四年（1790年）《赤水玄珠》被摘录编入朝鲜《济众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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