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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华人饮食与全球化 陈志明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厦门大学出版社】 原标题为：陈玉华 | 卷粉和肠粉：探寻“蒸卷粉” 的身份【《东南亚的华人饮食与全球化》书摘】 陈志明（Tan Chee-Beng） 国际知名人类学家与东南亚研究专家，195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76—1979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并先后获得人类学硕士、博士学位。2012年9月，陈志明博士被聘任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特聘教授。著有专著《迁徙、家乡与认同 – 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ChineseOverseas: Comparative Cultural Issu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等。  陈志明教授是中外读者非常熟悉的当代著名人类学家与东南亚研究专家，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却一直情系中华文化。其治学惯以英文写作，虽然多为学术专论，但是鉴于敏锐的人类学视角、丰富的田野经验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就使得他的著述风格鲜明简洁，观点独到，视野开阔，寓意深远又不乏平易，论述雄辩而不失详实。时至今日，他的《马新德教会之发展及其分布研究》（苏庆华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段颖、巫达译）等著作相继有了中译本，而这些英文著作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07年11月12-14日在马来西亚的美丽城市——槟城召开了第十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共同组织，并且于2008年出版了《第十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而本文集的十章内容即是分别出自该论文集的十篇英文论文，其中部分作者对其论文进行了针对性修改，可以说，它们是在东南亚地区考察华人饮食多样性及其贡献的一次尝试，而这也正是东南亚华人移民与其饮食地方化的结果，十位中外作者透过自身的观察与研究视角，对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美食及其全球化问题进行了细致独到的描述分析，特别是关于华人美食在东南亚地区的再造与创新的相关探讨。 诚如美国人类学家尤金·N·安德森（E.N.Anderson）所注意到的，“华人比其他移民群体能够更长久、更忠实地维系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陈志明教授同样指出，文化在饮食文化上的改变，受到族群间的互动、地方化以及全球交流的影响。事实上，东南亚地区各自形成的华人饮食传统也构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在这里，各个国家的华人都通过这一传统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他们所要表达的也就是自身地方化的身份认同。 今天，饮食人类学已经演变成为“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一种新途径”（叶舒宪）。于人而言，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给出了文化人类学发展的一种前沿方向，即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部上予以探索，动用多学科资源去求解食物与文化之谜。于文化而言，陈志明教授则基于自身在“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公共意识、普世情怀与知性追求”（段颖），以马来西亚华人的所见所识和亲身经历，来具体阐述华人饮食文化所体现出的“文明型认同（civilizationalidentity）”，借以重点强调去中心化的多元学术研究视野。同时，这也契合了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全球化、跨国现象乃至跨文化现象等热点问题的研究初衷，而东南亚的华人饮食与全球化问题，恰恰能够作为全球变迁中的东南亚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真实写照。 基于中国这样一个素以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而享誉全球的伟大国度，我非常愿意将陈志明教授编著的这部《东南亚的华人饮食与全球化》译介过来，以飨广大读者。 《东南亚的华人饮食与全球化》第七章 卷粉和肠粉：探寻“蒸卷粉” 的身份 陈玉华 （Chan Yuk Wah） 
从2000 年开始，直到 2003 年结束在越南生活的这段时间里，越南的卷粉（ banh cuon ）已然成为我最喜爱的早点。作为一名土生土长吃着肠粉（ cheung fan ）长大的香港人，我发现卷粉勾起了自己对于童年往事的许多回忆。在越南吃卷粉的经历，有助于治愈我的乡愁。对我而言，卷粉看起来就如同另一种形式的肠粉一般。在这之后，我对卷粉的起源问题变得愈发好奇，并且开始推测卷粉可能实际上源自中国，而且卷粉可能就是越南版的肠粉。那么，卷粉是从中国引进来的一种食物吗？它是肠粉在越南地方化的结果吗？随着对这两种自己最喜爱的小吃身份的调查研究变得越来越认真，我也展开了一些研究工作，希望相较于所谓的“中国文化认同”，自己能够对广东文化和越南文化的身份认同一探究竟。我开始记录下自己吃卷粉和肠粉的经历，观察卷粉在越南的制作方法，同时也在观察肠粉在香港、广州和澳门的制作方法。此外，还要与那些制作和食用卷粉、肠粉的人们进行交流。 本章试图通过卷粉和肠粉这两种小吃，来调查研究越南文化和广东文化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会去反驳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部分的越南文化都能够反映出它们植根于中国文化。为了理清越南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许多研究越南问题的专家学者都在试图强调越南的地方传统和它自身所具备的东南亚特征。然而，这导致了一种想像中“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产生，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境内与越南传统具有相似性的许多地方传统。 就饮食文化而言，越南的饮食方式和中国饮食方式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其中与中国东南地区的饮食方式尤为相近。但是，由于中国和越南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所以人们倾向于依照国家边界来划定文化边界。在探寻卷粉和肠粉起源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了像前面这样划定文化边界的问题。我认为肠粉和卷粉是同一类型食物的两种地方传统，即都是所谓“蒸粉”，而不是将肠粉认定为中国食物，将卷粉认定为越南食物。本章将力图重新划定越南与中国广东地区的文化界限，重新追溯历史上的“越”，也即广东文化和越南文化的起源地；两种文化都具有显著的稻作经济特点，而且两地的人们在将稻米做成美食方面都是专家。 食物、身份认同、记忆与传统 尽管饮食与饮食文化往往承担着自称传统的那一部分，但是通常对文化而言，饮食文化从来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拉奥（Rao，1986）通过对印度境内移民的研究，发现他们的饮食风格和饮食行为一直都在发生变化，而他将这些变化称为“饮食文化动态（gastrodynamics）”。传统的饮食人类学热衷于探索食物及食物禁忌所包含的隐喻意义（Levi-Strauss，1969；Douglas，1970）。然而，当代新兴的文学人类学对于食物的研究，大都转向细察食物及其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Scholliers，2001；吴燕和、张 展 鸿，2002；Waston、Caldwell，2005；Gabbacia，1998），以及这种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化（吴燕和、陈志明，2001；Phillips，2006；Waston，1997；Roberts，2002；Mintz、DuBois，2002）。 食物同样也被用来维持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秩序。阿帕杜莱（Appadurai，2008）将当代印度食谱视作城市中产阶级的阶级书写，有系统地把印度不同地区及民族的饮食文化罗列于印度饮食当中。艾莉森（Allison，2008）揭示了日本母亲为孩子们所准备的便当（lunchbox 或者obento ）是如何传递出深层意识形态意义的。日本母亲通过为孩子们准备便当以及训练他们在幼儿园吃完便当盒中的所有食物，有助于灌输国家的权威性和纪律性（Allison，2008）。 尽管食物在塑造公民个人的文化、民族以及国家身份认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它同时也易于打破和超越文化的界限，正如沃森和考德威尔（Watson and Caldwell，2005：5）所注意到的那样：“当所有手段都没用时，人们总是会谈论食物。”陈志明同样断言，食物在民族关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人们可能会在民族问题上发生争吵，但是其他民族的食物通常也会被接受或者享用，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这些食物美味可口（参见本书“导论”部分）。 食物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样与食物记忆紧密相关。我们所吃的食物以及对于这些食物的记忆，决定着我们是谁。人类学家已经通过大量的笔墨来叙述食物所引起的怀旧。霍尔兹曼（Holtzman，2006）对食物记忆进行了分类，即感官身体记忆、民族和国家身份认同、海外移民的饮食文化、社会变迁和性别关系标识，以及宗教仪式中的食物。萨顿（Sutton，2001）在自己有关记忆和食物的著作中认为，食物所带来的感官享受，使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记忆媒介。食物的口感和味道很容易勾起人们对于过往经历的回忆，尤其是身体上的一些经历。“身体记忆”是康纳顿（Connerton，1989）和勒普顿（Lupton，1996）详尽阐述过的主题。托马斯（Thomas，2004）同样指出，最容易唤起海外移民思乡情绪的就是家乡食物。 食物是口感、香味和味道的具化体验。它能够非常容易地将我们带回到某些情形、某些事件以及童年记忆之中。因此，没有什么比我们的饮食方式更能接近这种“具体化”的文化认同。口感、香味和味道能够激发身体的味觉和嗅觉，进而能够唤醒身体和精神的其他记忆。 本章仔细考察了“蒸粉”这种食物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越南的卷粉，而另外一种即是来自广东的肠粉。通过对“蒸粉”历史及其制作与食用记忆的研究，本章试图重新思考这两种食物以及越南文化、中国文化之间的界限所在。 卷粉与肠粉是“蒸卷粉”的兄弟吗？ 越南人开始食用卷粉究竟始于何时，现在已无人知晓。一些越南人告诉我，在 19 世纪下半叶，他们的曾祖父母们也是常常吃卷粉的。那也就意味着，作为早餐的卷粉至少已经有 150 年的历史了。 卷粉是一种蒸粉，它是用米粉糊在平铺一层棉布的蒸笼上制作而成的。先将米粉糊均匀地舀在棉布上，然后盖上蒸笼盖，这样才能确保凝固成一整张白米皮。等到米粉蒸好以后，卷粉制作者徒手或者借助于一个竹片把薄薄的米皮取出来，将其放在一张涂抹过油的平面之上。接下来，她会在米皮之上撒上肉末和切碎的香菇，最后将其卷起来。人们食用卷粉时，以腌制好的越南香肠和越南香草作为配菜，蘸着蒜醋或鱼露吃。 在中国粤语地区 b，与卷粉相对应的是肠粉（ cheung fan ）或者猪肠粉（ jyu cheung fan ）。“ cheung ”的字面意思是“肠”，而“ fan ”的字面意思则是“米制粉条”。“肠粉”的称谓源自其卷状外形，因为米皮被包成一个卷，看起来就像猪肠的形状一样。“猪肠粉”的称谓就更加明显了，因为“ jyu ”是粤语中“猪”的意思。虽然猪肠粉主要指的是普通肠粉，但是肠粉又分为用不同馅料制作的许多种类，这些馅料包括虾仁、叉烧、牛肉。关于肠粉的历史，还没有一个详细的官方记载。烹饪类书籍普遍认为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肠粉就已经成为广东的一道流行小吃，欧阳甫中（2007：134）写道： 蒸肠粉是广州的一款著名小吃。 肠粉，又称卷粉、猪肠粉（因形似猪肠，广州人也称之 为拉肠），抗日战争时期由泮塘荷仙馆创制，现小食店、茶楼、 酒家、宾馆均有供应，其中以广州文昌路的“银记”肠粉最负 盛名。该店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吴银经营，她得名师传授，专 营豉油皇牛肉肠粉，以薄、韧、香、滑著称。 如今，银记肠粉店在广州已经发展成为连锁餐馆，分别由不同的合作者经营着。唯独位于文昌路上那家最早的店铺仍归吴银家族所有，并由她的女儿管理经营。中外游客同样都会涌入这家店中，以便能够品尝到最传统的肠粉。 在另一本烹饪书中，作者许陈粉玉（1998）认为，猪肠粉实际上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流动小贩们所制作出来的一种街边小吃。但是到了后来，猪肠粉渐渐地出现在了餐馆里面，名气变得越来越大，也增加了一些新式品种，比如鲜虾肠粉、牛肉肠粉和叉烧肠粉（许陈粉玉，1998：前言）。 和卷粉一样，肠粉也是将米粉糊蒸成一张米皮制作而成。其传统的制作方法是先在蒸笼里平铺一块湿棉布，接下来，厨师需要将米粉糊在棉布上摊开，然后盖上蒸笼盖，蒸 3~5 分钟。待米粉糊变成米皮形状时，将其与棉布一同取出，倒扣在桌面上。厨师再将棉布从米皮上拉扯下来，从而使二者分离开（参见许陈粉玉，1998：26）。正是由于这个“拉扯”的过程，广州当地人才为其取了个别名——“拉肠”。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肠粉店仍然在使用这种传统的方法，而许多肠粉店都已经开始使用现代化的蒸笼，因为这种蒸笼并不需要用湿棉布来制作米皮。 相较于卷粉，肠粉的米皮厚一些，也更大一些。香港一位经验丰富的肠粉制作者说，如果米皮过薄，那就很难将棉布扯下来。但无论是卷粉还是肠粉，都需要卷上馅料。肠粉在尺寸上稍大些，所以可以卷上大块些的肉，而卷粉就卷一些切碎的肉和香菇。薄一些的卷粉皮在食用前，需要蘸一种由醋、鱼露、蒜末和碎萝卜混合而成的酱料，而肠粉只蘸着酱油吃。 虽然肠粉和猪肠粉都是知名的早餐食物，但在香港和广州的一些茶馆里，它还是一道非常流行的点心。很多广州人同样喜欢晚上。在肠粉店拿它做夜宵，而卷粉则主要是作为早餐食物。 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的一位女性正在制作蒸粉［杨迪生（Duong Rach Sanh）摄于2011 年5 月16 日］ 中国卷粉？越南肠粉？ 由于了解到越南人是如何在整个越南历史进程中，将中国文化并入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中，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有着许多复杂又精妙的烹饪文化，我之前猜想卷粉原本可能来自中国。我向香港友人介绍卷粉时，常常将它称为“越南肠粉”。我咨询过许多上了年纪的卷粉制作者：“卷粉是中国肠粉的复制品吗？它是从广州或是广西传入的吗？”从民族优越感的视角看，我和其他人一样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但凡在越南看起来像中国的东西，它就极有可能来自中国。 直到我开始领会到越南人在制作米类小吃时竟能做到如此精巧——他们光是米制糕点和饺子的种类之多就足以令人惊叹，我才想到另一种可能性。在越南，蒸粉作为一种小吃有着悠久的历史。当我听到知情者讲，卷粉第一次出现要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但我所找到的证据都认为肠粉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而已。广东商人同越南人做生意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因此，极有可能是广东商人将这种小吃带到了广州，然后当地人对它进行了一些稍微不同的改造，变成了猪肠粉，然后再是肠粉。中国版的卷粉变成了一种较厚、较硬的米粉卷。 这个关于肠粉起源的新版本有可能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愉快，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确实很难接受这种观点：肠粉这种非常受欢迎的（满载着乡愁的）本地小吃可能来自国外。当我将“卷粉源自越南还是中国”这样一个问题抛给一位经验丰富的卷粉制作者时，这位在20世纪60年代就跟随越南籍的母亲学会如何制作卷粉的中越混血妇女这样回答我： 没有任何一本书会讨论这个问题。这都是从老一辈人那里 传承下来的东西，也都是靠着这里的人们的制作技能逐渐发展 起来的，既包括越南人，也包括中国人。 我在比较这两种小吃的方式上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区分越南文化和中国文化所使用的方法。我想当然地认为，来自今天我们称为“中国”不同地方的东西就属于“中国文化”范畴；而那些在越南国界以内的东西，自然属于“越南文化”范畴。试图在如今的国界范围内区分中国文化与越南文化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预先假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两种文化分属于特定国家领土范围内。 一盘蒸粉（杨迪生摄于2011 年5 月16 日） 中国化的越南文化与越南本地传统 在品尝过不同地方的卷粉和肠粉，并且尝试重新阐释这两种食物的历史之后，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存在关于这种食物起源的一个正式答案。与其将它们视作两种不同的食物，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倒不如将它们看成同一种食物本地化的不同变体。 人们普遍认可的是，越南文化的中国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今天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被中国直接统治已经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公元前 111 年—公元 939 年）。在公元 939 年，一个叫吴权（Ngo Quyen）的越南将军击败中国军队，拓土称王。许多历史学家将此 视为中国统治在越南的结束和越南独立建国的开始。然而，领土的独立并没有阻碍越南继续接受中国的文化模式。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越南完全笼罩在中国的文化影响之下，也引进了中国的朝廷礼仪、朝廷意识形态以及儒家传统。伍德赛德（Woodside，1971：7）已经指出：“在今天这些完全被视作中国组成部分的地方，中国文化还未得到明确的强化之前，越南人就已经有数百年的中国化历史了。”例如，越南的精英阶层吸收儒家贵族文化和宗族制度要比广东本地人早得多。科大卫（David Faure，1996）曾论述过广州人的“涵化”过程。他指出，直到明代，广州的宗族才开始适应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的这个规模更大的儒家文化系统。 尽管许多学者都承认越南文化的中国化程度之深，但是他们还是付出了很大努力要使越南文化摆脱中国文化的束缚，意在将越南从中国的“遮蔽”下“解放”出来。而这主要是想通过强化越南的本土传统，并从所谓的东南亚特色中识别出越南文化。正如伍德赛德（1971：1）所言：“越南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越南历史和社会的中国特色或中越特色，从东南亚特色中区分出来。”例如，一些人认为越南文化遵循着一般的东南亚传统，认可妇女拥 有更高的社会地位（O’Harrow，1995）。另外一些人则强调，越南文化其实具有混合文化的属性，它借鉴了占婆人（Chams）和高棉人（Khmers）的文化因子（Wolters，1999：22）。喃字与喃字文学的本地传统，同样也被用来阐明越南文化的特殊性（Nguyen， 1987）。 但是，关于越南文化特殊性的这种讨论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一种静态的、统一的中国文化，而这与越南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埃文斯（Evans，2002）所说的那样：“欲赋予越南一种不同于中国的、具有特殊性的本地文化，这种努力就不可避免地为之设定了一个相反的目标——一种静态的、统一的中国文化……混合化的越南与预先假定的单一化的‘中国’分别位于两个相互对立的位置上，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2002：154） 中国的本地传统 这种讨论越南文化特殊性的方式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许多地方同样拥有非常特殊的本地传统。在中国地理位置非常靠南的广东省，至今仍然保留着许多本地传统，尤其是在饮食习惯上，这与中国中部和北方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别。研究中国文化和宗教，就要不断努力地探究中国不同地区的本地传统差异，如此，重新考察“中国文化”才有可能实现。其实，这些努力在学者们假定的一种统一的中国文化这一传统学术层面上，已经有所体现（例如，参见刘涛涛与 Faure，1996）。通过对中国西南地区珙县苗族的考察，泰普（Tapp，1996）认为，他们所特有的民族观念以及本地文化，都与汉族文化迥异（1996）。程美宝（1996）通过考察地方粤语文学作品和歌词，同样提到了广东文化的独特之处。 那种将“东南亚”特色嵌入越南文化之中的观点，同样预先假定了这种特色不存在于中国国界范围内。事实上，纵观历史，中国那些毗邻东南亚大陆的地区或者沿海区域（这些地区通过航海获得了更多联系），都一直保持着彼此文化的共享。例如，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是个多民族聚居地，这些民族一直与那些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不但共享祖先流传下来的传统，而且有着极其相似的生活方式（参见范洪贵，1999；张友隽，1999）。更进一步讲，所谓“东南亚”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东南亚”这个术语出现以后，埃莫森（Emmerson，1984）对其建构意涵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埃莫森认为，“东南亚”应当被视作通过一系列外交政策、历史事件以及世界政治所建构起来的产物，而并不代表一个统一的同质实体。对我来说，关于文化的这种观点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倾向于将文化界限与地理学上的国家界限等同起来，仿佛文化在边界关卡那里就停滞不前了。既然这样，假如国家界限发生了变化，那么文化边界是不是也应该跟着变化呢？从以前在越南的生活经历中，我非常惊讶地意识到，无论是越南的专家学者还是外行，他们所声称的那些明显是越南特色的习惯，在我看来同样都极具“中国 特色”。我在粤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父母都是潮州 人，所以每当亲自体验越南本地的饮食文化时，我格外有一种家的感觉。举个例子，虽然鱼露（ nuoc man或者fish sauce）的使用被视为一种典型而普遍存在的越南传统，但在我小时候，母亲在家制作每道菜时几乎都会使用鱼露。而在福建福州，人们使用更多的调味品也是鱼露而不是酱油（Simoons，1991：349；Anderson，1988：143、164）。在中国东南地区，发酵鱼制品同样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Simoons，1991：349）。另外一种典型的越南调味品——虾酱，也深受生活在地理位置非常靠南地区的中国人欢迎，包括香港的沿海居民都会生产和食用虾酱。 河内正在出售的越南米线和年糕（杨迪生摄于2011 年5 月16 日） 越文化区的重建 为了在所谓的中国文化与越南文化之间建立起更加精确的文化比较点，我们首先需要排除这种依照国家界限划定文化界限的僵化观点。我们需要将中国的范围“缩小”，以便于更准确地得知接下来该比较什么。在中国，存在着众多不同的文化分区。就饮食文化来说，西蒙斯（Simoons，1991：45）将中国的饮食划分为四大区域类型，即北方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不同的是，东部地区在中国的稻米经济和文化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北方人以小麦为主食，而南方人则以大米为主食（Simoons，1991：65-67）。小麦可以加工成为形式各样的面条和小麦糕点，大米则可以做成米饭和各种粉和米线食用。因此，汉语中有这样一句俗语：“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南方人以米食为主（即‘南米北面’）。” a在越南，也有相似的俗语：“中国人吃面条，越南人吃粉。” 这句俗语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主要吃用小麦加工成的面条，而越南人主要吃用大米加工成的粉。实际上，越南人是将他们自己与中国人进行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中国南方人将自己和北方人进行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南人与中国南方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相比较于中国北方人的文化而言），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水稻种植区。 除了主要是稻米文化之外，越南与中国南方地区在历史上同属于“越文化（ Yueh / Viet culture）”范畴。实际上，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中国南方，曾经都是“百越的土地”。然而，如今这些地区的文化也很少再被称作越文化。诚如西蒙斯指出的那样，“极少有文献记载会提及越人对粤菜可能做出的贡献，或者更确切地说，越人对粤菜进化史这个更加普遍性的问题做出的可能性贡献”（1991：54）。他同样指出，在唐宋时期，粤菜还不被视为一种特色菜，故文献记载对此不屑一提。即便是到了明朝，极具特色的粤菜烹饪风格看来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越族的土地距离中原是如此遥远，越文化又被视为如此野蛮，因此并没有引起中原王朝的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文献中对此缺载的原因所在。 时至今日，粤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中国文化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粤菜无疑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人将其归入越文化范畴，历史上的越文化曾一度涵盖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方的部分地区。随着这种越文化起源论逐渐被淡化，越南（饮食）文化方得以从广东（饮食）文化中分离出来，两者正式进入越南和中国两个国家轨道之中。通过将Viet （越南）和Yueh （广东）两种越文化推回越南和中国的地理边界范围内，我们总能人为划定一条属于两种文化间的（国家）边界，而事实上，两者具有许多相似性，而且共享着同一文化源泉。 结语：稻米经济与文化中的蒸卷粉 文化的交流并没有在国家的边境上终止。由于广东人和越南人的本地饮食文化主要都是具有相似气候条件的稻米文化，所以两种文化同样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当我将那种依据国家边界来区分两种文化的错误观念揭示出来，并重新划定文化区之后，我开始认识到，卷粉和肠粉这两种我最喜爱的早点，它们并非只是普及于两个国家的不同食品，而是同是稻米经济和文化中产生的一种食品的两个版本。再争论究竟是谁首先“发明”了蒸卷粉，无论是广东人还是越南人，都已显得无关紧要。毕竟，这两种文化在制作米粉、米线以及卷粉方面都堪称“行家里手”。 广东人和越南人都有可能是米粉卷的首创者。他们共享着越文化传统，而且在食用大米和制作大米食品方面都是专家。与此同时，他们还发明了适应当地习惯和需求的饮食文化。本研究对广东地区和越南地区这两种相似的小吃进行了针对性探讨，并且对那种将文化边界与国家边界联系在一起的惯性思维方式进行了重新审视。文章意在呼吁当我们开始比较中国和越南两国间的文化习俗时，应当将中国这个庞大范围“缩小”再做仔细分析。 品读之后，愿享同感。 整理/JW 编辑：邓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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