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刁慧文)的自述简历及大事记是根据她 1968 年 9 月至 1985 年 2 月期间所写的自述、简历、和报告整理汇集而成。参加革命及战争时期比较详细些。解放后的较简略。基本上是她自己的文字,只有少数地方做了很少修改和润色。开头的毛主席语录也是她的一份最长的简历的开头。我也照写了,使大家也知道那个年代写东西的常规。邬克,2017 年 4 月 25 日。 最高指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我的简历 一、 家庭情况∶我是华侨女,原籍惠阳, 新圩公杜, 大嶺下村人。祖父母年轻时就去印尼谋生活,后做生意, 经商(开照相馆)。父亲刁雨初, 父亲的姐姐刁亚娇, 都是在印尼生长的, 父亲长大后回乡娶了我母亲黄锦妹为妻, 以后在外又娶了一个老婆 (姓曾,长期在外)。母亲生有八个孩子: 姐姐 刁乱娣 农村妇女 1943-1944 年间死去。 弟弟 刁康日 于 1946 年去印尼,当职员照像。 妹妹 刁亚瑞 农村妇女,于 1946-1947 年跟丈夫到香港去。 妹妹 刁桂兰 原在暨南大学搞收发,现与她丈夫在黄埔住。 妹妹 刁桂? 在海南岛汽车总站工作。 弟弟 刁 峰 在中山石歧陶瓷厂工作,党员。 妹妹 刁桂环 在乐昌百货商店工作。 我与有工作的那几个姐妹有时有些来往外, 其他没有书信来往, 现在乡下只有一个母亲和两个侄子。 过去的經济情况∶祖父在印尼开照相馆, 祖父死后父亲接上 (父原在印尼, 生死不明)。祖父母我 5-6岁时巳死去不认识, 在我未出生前, 祖父赚了钱寄回乡下起有房子买有田地, 父亲经手又起了些房子,一个叔婆带着我姐姐在家管理。在抗战前 1936 年, 我和母亲弟妹回到乡下时, 有房子十余间, 有角楼, 田地二三担种 (多少亩我不清楚), 母亲回来后自耕大部分, 出租小部分, 在抗战期间, 因沒有外汇,又给我弟弟卖了一部分 (这都是听我母亲说的), 土改复查时评为华侨工商业。 二、我个人的历史: 我出生于 1920 年在乡下, 三四岁时母亲就带我到父亲处印尼,到七八岁时曾回过一次,时间约—年。以后—直至 1936 底和母亲及以上五个弟妹才回到乡下来。我在印尼读书 (雅加达,广仁学校),读到初中, 原想回来后再去读书的, 后抗战暴发, 没有去就在家里帮助搞家务, 1938 年底日本鬼子进攻广州, 由大亚湾登陆, 我家乡成了沦陷区, 我和我母亲弟妹逃难到边界元朗一条村上, 住了一个多二个月 (我村刁敬当时在那条村)。当时我父亲要我们全家再回去印尼,我母亲舍不得家的房屋、田地,不想去。我当时想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是―个年轻人,怎能逃避,很想参加到抗日行列,为国家抗日出点力,所以写信给父亲,表示自己的态度。父亲的复信非常支持我,并介绍我到香港惠阳商会去找商会负责人,说明自己的願望,他们就会介绍我去参加抗日的。但我还没有去找惠阳商会,就碰上我家乡一青年巫生同志(现巳去世)。他说你要去参加抗日,我带你去参加惠阳青年会,这个会是組织青年回乡去参加抗日的。当然我非常高兴。只因当时我是香港探望巫生岳父碰上他的,我不得不先回元朗去。当时形势变化多端,回到元朗后,即听说日本鬼子巳退出我们家乡。 我母亲急着要回乡下去。我是我们姐妹中最大的。我母亲一个女的,带着五六个年小的弟妹, 又没有亲属男人帮助,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陪同母亲回家乡,时间约1938年11-12月份。当我回到家乡时,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已在我们新圩乡活动 (即是搞救亡工作的)。我到家不久, 服务团的同志,刘玉珍、叶慰云 (女的) 到我家去串联动员我出来和他们一起搞工作,从此我就跟他们一起到各村去宣传、组织群众等工作,这个团的負责人是黄啟帆 (即黄琴)。我们地方的青年也有些出来,黄宏、谢云柏、曾庆章等 (黄是农民,其他是知识分子,从这时起我才识他们)。 1939 年 2 月份,黄宏、黄琴通知我调去坪山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干训班学习。同去的还有本乡青年黄宏、张国光、张春和、潘祥, 训练时间二个月左右,这个班的主任叫刘宣,有个教官叫黄恩。我在这里由黄宏、叶茂介绍入党。开始时他们个别对我进行教育、谈话,写自传,以后黃宏给入党志愿表我填,填后不久,黄宏告诉我说:“上级已批准你入党,因为你家庭是资产阶级,所以候补期—年”。宣誓时,刘宣、叶永光是党代表(刘在交通厅,叶不明)。黄宏、叶茂也参加,入党宣誓就是我―个人,地点就在训练班的角楼上。以后由黄宏介绍我认识潘清(女的,是班里的学员),说以后有什么事可找她(我們坐在草地上谈的)。在训练期间,我们三人还谈过一二次。训练班结束,又分配我们回本乡 (回来时同去的四个人外,还有黄琴,黄现在商业厅)。 1939 年四月下旬回到新圩乡,当我到时,抗敌同志会 (群众组织) 已成立。安排我当副主任,曾庆章主任,还有黄宏、谢云柏都是干事,新圩中心小学的校长是陈永、黃国伟(黃国伟不久就走了)。黄国伟即黄华现在航运厅。陈永现在商业厅。当时开会要恢复各村的学校和办夜校,需要一些经費,决定我和巫生、曾庆章三人到香港去募捐 。我记得我们过了五一节去的,第一次去时间十几二十天,募捐的方式,主要是访问,向那些住在香港的新圩乡人募捐,讲明来历、目的,願意捐的就登记 (就是一本薄),有钱的就交现金,沒有就是登记。我们刚去时住了一二晚旅店,以后我到亲戚叶全处住,后曾庆章患急性盲肠炎去住医院,巫生回家去住。在这期间,黄国伟、黄琴、巫生与我说,有个团体要到印尼去募捐,要找个会讲印尼话的,问我愿不愿意去。因我是从那里回来的,我当然愿意去,我答应去。因此我 5 月底,我和曾庆章的老婆,黄琴—起回乡来,准备回来交代一下再去等着办手续出国(曾的爱人姓萧,因曾庆章入院她去看他)。我记得当时募捐的钱约有一百多元港币,收到的现金才有几十元,买东西回来,买了四百多元伪币,钱和买东西都是巫生经营。 6 月初我和曾庆章的爱人第二次去香港,这次去主要是等着办手续出国,在这期间,我和巫生到惠阳青年会去找过黄国伟 (惠阳青年会內地去的都到这里联系)。黄国伟曾带我去找一个姓邓的妇女问出国募捐的事,当时这个妇女说,还没有最后定,以后通知我说决定不去了(办这些事主要是黄国伟)。决定不去我没有即刻回乡来,主要是等巫生赎回我母亲的—条金钗 。这条金钗是我母亲给我带去修理的,当时募捐没有收到这么多钱,又赶着买书回来,巫生和曾庆章说: ”先借这条金钗去押,搞些钱先买书回去,以后搞到钱再赎回还你〞。我当时同意,结果去押了没有钱赎回,我怕母亲骂,也不敢回去。以后我母亲在乡下听到谣言说我在香港和曾庆章谈恋爱,她就到香港去叫我回来,我就和她一起回来。在此期间黄宏、曾尧,也到过香港去也见到我们,这一段我在香港也就是十几二十天,6 月底就回来了。 当我回来时曾庆章交代我回去后,到他家去问他老婆要一包东西,这包东西放在柜角里,要到后交给黄宏。我回去后是到他家里去要了。要了后交给了黄宏,黄宏拆开来看时,是—张入党志愿书。我回来半个月左右,巫生回来说:“ 曾庆章一天―早拿了东西出去,以为他回家来了,现在回来不见他,不知到那里去了”。从此以后就不见曾庆章回来过,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我从香港回来后第二天去找黄宏,问他工作怎样,我要求离开本乡到部队去。他设有立即答复,说要请示上级。他告诉我说,逆流来了,服务团的人都调走了,叫我暂时在家不要出来。我在家住了十多天,黄宏就通知我到本乡蔡溪子小学去代课,时间一个多月。就在这期间,黄宏告诉我上级同意我到部队去,具体时间另通知。后来学校放假了,我回家去住了十多天,黄宏到我家通过我去他家的时间,他会送我去部队。 1939 年 9 月底,黄宏送我到周田叶文华处,由叶文华叫交通员带我到坪山曾生新编游击大队。我去到部队接收我的是芦伟良(芦现在省政协,叶文华已去世)。芦给了一张入伍表我填。我填后, 他与我谈话,后说,分配我到政工队去,叫小鬼带我去。政工队副队长李漂冰,事务长叶少雅、李兆华(叶少雅即是叶彬,在农业厅工作,李在北京)。主要是随军做群众工作,宣传部队的抗日立场和主张,军队的纪律等。 1940 年 1 月调去侦察班,当队长,负责人也是芦伟良,叶少雅也在那里搞事务长,还有两个姓游的女同志当炊事员,其余都是男同志,有二三十人(属新編游击大队,地点坪山)。 1940 年 3 月国民党向我军进攻,部队离开坪山出走海陆丰,我跟随部队出走,在行军中,我们和电台一起行动,因为我是女同志在行军中我沒有出去搞侦察工作,有时随部队去宣传。在行军中打了两场较大的仗。—场在路途行军中被敌人突然袭击。一场是在惠阳高潭水口被敌人包围袭击,天下着大雨,我冲出村外,一时跟不上部队。我记得,我和易秀兰二人(易是卫生员,现在佛山卫生局工作)当晚就在我们宿营的后面大山半山上蹲到天亮。一天亮我们就下山,当我們下到山坑时,陆续碰到―些失去连络的女同志。集中起来共九个女同志、一个小鬼。这个小鬼叫罗子,是芦伟良的小鬼。九个女同志我记得是叶少雅、易秀兰、蔡冰如、大关、小关、朱士克、梁励行、欧金雄(有些可能记错)。大约八九点钟时,有个老百姓上山来,我们叫他帮助打听部队消息并问他敌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山下村庄都给国民党军队驻上,不能下山。因天老下雨,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炭窑去避雨,他回去煮饭送来给我们吃。那晚我们就在炭窑里坐着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也是八、九点钟左右,又一个老百姓。他说他是部队派他来找我们的,要我们同他一起走。当时我们怕上当,不相信他,但他不肯走一定要我们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研究,决定先去一个人,看看是否真的部队,如不是也只牺牲一个人,不至牺牲这样多人。如果是真的部队就写个条子再去。那时我提出我去,大家也同意我去(因为我会讲客家话)。大概十点钟出发,爬山越岭,走到天黑,才到了一条村庄。他把我带到一个老百姓家里,我一进门就见到我们同志。这里是海丰石山,是部队联络站。我记得陈其碌同志在那里负责收容。当晚吃饭后,我即写了个条子给那个老百姓回去带其他同志来。第二天晚上那些同志就回来了。我记得一起回来的还有二三个背枪的战士。我们是这样回到部队的。 从那时起,我们女同志不跟随武装部队了,分散在村上掩蔽。有时一二个人,有时三四个人在一起。环境严重时上山掩蔽。有一次我们转移到汕尾时,有—个男同志(以后我了解是郑重)来征求我们意见,问我们香港有沒有关系,有关系的疏散到香港去。当时我们那个组的,有叶少雅、大关、小关、朱士克,去香港的。我和杨彩萍、王雅宜、梁励行回內地。我们香港沒有关系,我们也不願意去,以后由邬強布置疏散我们回家。我负责带王雅宜回我家掩蔽,杨彩萍负责带梁励行回家。时间是在 7 月份(杨现在中山大学,王在元村仿织厂)。 后来部队拉回宝安。部队就派交通去带我们回来,先带王雅宜,后带我。我们在家时间一个多二个月。九月份回到部队。部队驻在宝安上下坪,交通员是地方的,我们本乡人,叫黄贵华(已去世)。以后我—直沒有离开过部队。 1940 年 9 月份,回到部队后,部队在上下坪开会,整編。整编后分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曾生、邬强负责开进东莞。第二大队,王作尧、阮海天负责留宝安。我留在第二大队,我跟随阮海天中队,当队员,和战士一样。阮兼中队长,卫生员邹丽珍。 1941 年 1 月份,调去搞民运工作,当队员。负责人赵督生(巳去世)。与我们一起的有李友伦(现在中山医学院工作)、蔡端(在佛山专署)、李培(过去在海南水产公司)。地点在宝安、三坑、乌石岩—带地区。 1941 年 5 月份,调去东莞第一大队民运部流宣队当队员。民运部负责人叶锋、高云波(叶在北京国家计委、高在广州)。流宣队负责人廖如、李静(廖现在市政协叫廖安、李在大连)。队员何小士、李森、王洒等十几二十人。 1941 年 9 月份,敌人向我军大举进攻(即是东莞大岭山事变)。主力部队撤出东莞。东莞留少数部队,在大?山坚持斗争。因环境非常严重,我们宣传队没办法独立活动,撤回大队部。撤回大队部后,把我们人员另行分配工作。当时我被分配搞大队部事务长工作(即是管伙食)。大队部負责人邬強,政委陈克強,还有叶锋、陈如、瞿信等。同我宣传队的李静、何小士、李森他们都留在大队部(何小士现叫何伟在四川津江专区)。 1942 年 2 月份,调去宝安游击纵队部直属队,叫华南队,当学员。这是个训练班,并负责警卫纵队部任务。队长好似梁国粦,陈飞龙,祁兴(队长变动较大)。教导员林咢,还有一个记不起了(方兰是学员,不知是支部书记或组织委员)。这个队训练的对象主要是排以上干部,以军事为主,三分政治,七分军事,时间七个月。那时是战争环境,经常战斗转移。 1942 年 8 月份,训练班结束,调回东莞第三大队大队部搞服务员工作。负责人邬強、罗衡、黄业、黄布等。一直至43 年 3 月份,因怀孕不能随军,到东莞厚街掩蔽生孩子,并帮助部队车车衣服。同我在一起的有徐汝云及王开。 1943 年 10 月 11 月份生产后回部队,在第三大队部搞文书,抄抄写写工作,负责人同上。同在一起工作的有陈江天,陈永,黄稻等。 1944 年 7 月份,东江纵队组织了—个先遣队挺进粤北(1943 年东江纵队成立)。我调这个队搞服务员,负责人邬強、邓楚白。下面的同志陈江天、陈允、李靜、黄敏都在一起。 1945 年 2 月调回东纵司令部地点在惠阳,因怀孕照顾我生孩子,分配到医院去兼搞文化教员工作。因环境不好经常转移实际没有搞什么工作。医院負责人冯慕貞(现在省防疫局工作)。卫生人员麦克(现在定量检定所)。还有伤病员曾少芬、冯永等。 1945 年 9 月份调三支队上粤北,当一般队员。支队负责人彭沃、翟信、曾元、陈一民。在—起的有江欧如、陈胜华、余波萍等。 1946 年 3 月份调去北江支队。我调去不久,还没分配工作,国共谈判决定广东武装部队北撤山东,共二千余人。所有在粤北的部队都集中,重新整编,成立粤北指挥部,准备南下沙鱼涌集中登船北撤。4 月份,我调指挥部当指导员(即是负责勤杂、通讯、侦察等人员的政治工作)。从南雄始兴南下中边行军边和国民党谈判斗争。国民党耍阴谋诡计一边谈判,一边又派部队追踪,企图在适当时机一举消灭我们部队。—天我们行军至龙门永汉地区正准备宿营,敌人突然尾随而来,战斗有一触即发之势。部队及粤北指挥部全部人员立即武装待命。在宿营地的草坪上,侦察班卢同志搬弄他的手枪不慎失枪打伤我右眼睛。这样我就负了伤。那时我是用担架抬着行军的,一直抬到沙鱼涌。这一时期指挥部负责人杨康华和王作尧。与我—起的陈允、陈清、梅英等。 1946 年 6 月北撤。我一起北撤到山东烟台。上船时我是第三船。上船后我又晕浪,又受了伤,不能动。—到烟台后我就进了市立医院,后又转到大连医院治眼。与我一起到大连医院的有刘旺。二十多天后 9 月份回部队后,部队即出发到山东鲁中南临沂。行軍时我被编到妇女大队大队部。大队长赵学,政委张逸。在大队部经常在一起的有邹青芬、郭云翔、何小士等。我当时是当病号随着行军的。 1946 年 11 月到达临沂后分配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当学员。我们女同志編一个班,叫整风班。这个班实际上是一个中队,分三个区队,下面还分组。队长蔡子培,副队长冯永,教导员郑群,苏莹。(郑群在韶关地委)。这个班主要是学习政治如当前的形势,总结过去的工作,检查过去的思想作风等,时间半年。在这期间又参加过短期农村土改,主要是去学习观摩,时间一二个月。 1947 年 5-6 月间,敌人进攻山东,军大结束。有些女同志能跟前线部队的到前线,不能去的到三野后方。我因怀孕留在后方两纵留守处。留守处负责人廖似光、何城。1947 年底 1948 年初在留守处妇干队当队长边带孩子边学习,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后又学习整顿清理经济。时间半年左右。队长姓谢的,名字想不起了。指导员陈挺(在佛山妇联)。 由于敌人大举进攻,形势紧张,我们执行中央的战略转移,部队要撤退到黄河以北,所以整天行军转移。等到战略反攻时,我们后方人员又跟随部队逐步前进。一起的有何佳、张淑芬、李少华。 1948 年淮海战役后,部队准备南下过江作战,两广纵队曾到安徽的东台。10 月份左右三野畄守处把女同志重新组织,成立女子大学,我调去女子大学会计队当队长。调去不久,接通知说,两广纵队划归第四野战军管,部队又转移到龙海路的洛阳襄阳进行修整。这时我们两广纵队在三野留守处的女同志撤回两广纵队来,临时分散跟随前线部队。我调回两广纵队后方,在两广纵队后方搞了—个时期托儿所工作。一起工作的有陈惠、韩姐、江美。 1949 年 7 月份两广纵队准备南下过江,两广纵队的后方重新组织,成立后梯队,留在河南许昌。大概有四五百人(包括伤病员),我调到后梯队负责大队长。大队副容少伟。教导员陈觉、梁燕云。上级刘田夫、杨康华。 1950 年 1 月广东解放后,我们才把队伍带回来。我交待工作后调湛江。 1950 年 3 月份,调湛江市组织部负责干部科长。市委负责人方华、沈斌(方华在茂名,沈在城建局)。 1951 年 1 月份调去韶关专暑,负责民政人事科长。负责人李文华、戴作元(李在农业调查队)。 1953 年 1 月份调来省水利局,负责人事科长。负责人关佰标、吴伯文、林清佑。 1954 年两局合并成立水利厅,我调厅监察室工作,任主任。 1956(7?)年 8 月反右派时调水文总站,任副主任,1962 年任主任。证明人刘兆伦。 1968 年文化革命十年浩劫期间曾被“揪斗”。丈夫于 1968 年初就被关起来了,全无信息,不能见面。直到林彪垮台后才出来。期间家被扫地出门,最小的孩子,说是黑五类子弟,送去黄山洞劳动教养(当年才12-13 岁)。我被说成是走资派,被批,被斗,戴高帽掛黑牌游街。关管了几个月,最后武装押送到干校。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我没有弯腰,或悲观失望投机取巧,没有流过眼泪。我始终相信党,相信党中央,相信这些不幸和暂时的黑暗将会过去,光明会到来。1968年 12 月到五七干校,并到工厂农村搞斗批改。证明人何真。 1971 年 8 月调任省农科院办公室主任。证明人张斌。 1979 年 11 月调任珠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此时四人帮已垮台。证明人刘兆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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