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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过去了，这几天后台经常有小菠菜在问，高考完了，好无聊，完全不知道该干嘛。 作为过来人的波叔决定要给大家指一条明路，那就是： 玩，疯狂地玩，玩到极致。 这个玩，波叔指的不是瞎玩，而是在玩中学东西。 正如“中国第一玩家”王世襄说的那样：
王世襄，何许人也？  著名文物专家、文物鉴赏家、收藏夹、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员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对了，在这么一长串官方头衔前，还可以有一长串定语—— 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 以上名头，都是这位95岁的老爷爷玩了一辈子玩出来的成果。 论玩，我们这些后辈都得靠边站。 玩物但不丧志，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对生活保持痴迷、执着、趣味——这种人生态度，才是王世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自出娘胎开始，王世襄就是个“野孩子”。 别看玩的东西这么接地气，其实他是个典型的京城世家子弟。父亲王继增是外交官，母亲那边是大商贾，上美国学校，英语溜得不行。 官二代+富二代，王世襄却没有一点豪门子弟的架子和派场。 上到驯老鹰、养鸽子，下到遛狗、捉蛐蛐……这些老北京胡同里的玩意儿，他都爱玩。 父亲看不过眼，就说他光顾着玩，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还好母亲觉得，这也是一种锻炼。  有了妈妈的支持，王世襄把自己的爱好，带到了课堂上。从小学到大学，都没变。 小学时，老师让写作文，主题自由发挥。万万没想到，王世襄每篇写的都是养鸽子。 老师也是非常无语，很生气地把作文发下来，警告他说：
他怎么可能会不写？当然继续写，而且还写到了八九十岁，把这些经历全都写进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等著作，到了生命尽头，还在挂念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能不能放飞真正的观赏鸽。 到了大学，依然“死性不改”。 刚去燕京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医学，因为数理化全都不及格，才转入国文系。 转入国文系之后也不安分，揣着蝈蝈去上课。蝈蝈这种虫，不叫的时候还好，叫起来可有点恼人。这不，上着课，讲台上的先生正讲得起劲，怀里的蝈蝈也起劲地叫起来了。 先生一怒之下，就把王世襄和他的蝈蝈轰了出去。  这些都是小儿科。王世襄还有一门独门绝活—— 玩老鹰 老鹰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要驯服这种傲娇的生物，得过五关斩六将。
第三关尤其难，为了驯服老鹰，你得连续几天几夜地熬它，让它吃不香睡不好。把它熬服，它就听你的了。 这个过程，短则一个礼拜，长则十天半个月。鹰不能睡，你也别想睡个好觉。 王世襄从中学开始玩老鹰。读大学的时候，他住在学校门口一个20多亩的大院子里，一出门就能放鹰，一周可以去放两三次。 自己养出心得，也不吝啬跟别人分享。大学时，王世襄就在《华光》杂志发表一系列玩鹰的文章，专门教别人怎么捕鹰、驯鹰、放鹰。 可以说是非常城会玩了。  但是，再会玩的人，也终有一天会“走上正道”。 大学毕业之后，王世襄的母亲久病不愈离开了人世。王世襄却认为，一定是自己整天顾着瞎玩，没认真学习，气得母亲病发身亡。 他非常内疚，下定决定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摒弃那些乱七八糟的爱好。 他继续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年少时单纯的玩，开始向学术研究和收藏领域转变。  1941年，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应梁思成的邀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研究漆器、家具等文物。 抗战胜利后，经过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他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战后一切刚刚复苏，文博界也一样。许多日本、德国的文物贩子和收藏家在中国大肆买文物，想运回自己的国家。 王世襄一看，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文物，怎么能落在别的国家手里呢？ 他立马约了四五十个知名的古玩老板，请他们帮忙提供线索，看流失的古玩都被谁买走了。 然后亲自远赴日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日本追回了107箱被劫掠的善本图书。 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王世襄为国家追回文物共6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全部移交故宫。
 为追回文物四处奔波，但没过几年，王世襄没有因为这项成绩受到表彰，反而被故宫博物院炒了鱿鱼。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王世襄因为之前曾经在“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追回了大量国宝，被打为“大老虎”。 办案人员觉得，你收回这么多贵重的文物，这中间能没有猫腻？你能看着这些珍宝不动心？谁信啊？ 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王世襄失去了一年多的自由和清白，还丢掉了故宫博物院的饭碗。 即使在狱中受尽拷问和肺病的折磨，但王世襄没有招供，也没有放弃。 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好好地玩。
 过了一年，故宫博物院重新把他找了回去。但是这次，王世襄拒绝了。 比工作更重要的，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沈从文一样，解放之后从创作转向文物研究，同样做出了成就。 王世襄也是。 时代，无法掌控。但只要保持足够的热情和扎实的能力，无论做什么工作，依然能打出一片天地。 从高大上的文博界离开之后，王世襄重新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市井生活。  他又开始重新养老鹰、捉蛐蛐、遛狗……这些看起来是市井之徒才会玩的东西，到了他手里，就成了一种文化。 比如说，斗蟋蟀。一般人斗蟋蟀，斗完就开开心心地散了，但是王世襄不。他还要把养蟋蟀的葫芦都研究透了。  不同的虫子，要用不同的葫芦来养。 看到歪果仁朋友一股脑地随便用葫芦把虫子装着，他就很不爽：
有空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在院子里养葫芦，自己养好的自己加工成模子葫芦，拿出去都倍儿有面子。
在50年代，天津等地方已经没有人再种这种模子葫芦了，看到这种传统的民间技艺濒临消失，他写了一篇《读匏器》，想唤起人们对这项技艺的关注。 看，玩也是很有讲究的。 王世襄还打开了明清家具研究的新世界。  离开主流的文博界，想接触那些高大上的文物，这就很难了。 但是自己又喜欢，怎么办？ 王世襄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明清家具、竹刻、佛像、书画、葫芦等，喜欢哪样就收哪样。 用他的话说，就是“这儿捡一点，那儿捡一点”：
王世襄找来一辆车，车后面装上一个大架子。每天就全北京城到处跑，跟地摊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遇到合眼缘的宝贝，就装载上车，带回家。 有时候，很多大宅院当废物处理掉的家具，他都当成宝，人家扔掉，他就捡回家，把它们认认真真地清理干净，做好记录，以便日后研究。 平时还会抽时间读相关的古代著作，对收来的家具做好整理归类。 那段时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大热天里，王世襄穿着破背心、大裤衩，在路灯下跟抽着烟袋锅的老汉热聊；也经常踩着车在早市穿梭、在家具店向师傅们请教…… 有时候，他也会出城寻宝。有一次，他在北京通县买了一张黄花梨方桌，只要5块钱，但他舍不得出运输费，于是自己一手扶着车子，一手扶着桌腿，将桌子背起来，骑着单车运回家。 省下来的运输费，又可以买一件新的宝贝。 他的房子和院子堆满了从四方八方收集回来的家具。茶几、柜子、桌子……应有尽有。 玩透，也是要付出汗水的。
有了这些汗水，才有之后的《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等著作。这两本书，都是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里程碑著述。 王世襄之所以花那么大力气，到处收藏、写书立著，一方面是处于自己的兴趣，一方面，其实也是在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
1998年，王世襄把自己珍藏的80件明清家具以200万元的超低价格卖给了一个香港人，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这些家具必须要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懂行的人都知道，这个价格就是半卖半送的白菜价，现在一件都买不了。 这些家具，没有一件是他的家传宝贝，全都是从各种地方收集回来的。把这些辛辛苦苦得来的宝贝捐献出去，王世襄一点都不后悔，也没有不舍得。
现在去上海博物馆的明清家具馆，你就能看到这些珍贵的家具。 2003年12月3日，89岁的王世襄因为明式家具研究而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杰出成就的最高奖。 颁奖词说，王世襄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
6年后，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他“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但是这时的王世襄，已经躺在病床上，无法接受任何荣誉了。 王世襄玩了一辈子，也为中华文化添砖加瓦了一辈子。他一共写了10多部著作，论文足足写了90多篇，到了80岁，依然笔耕不辍。
2009年11月28日，这位玩物明志了一辈子的老人，驾鹤西去。 世上再无王世襄。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来评价这位“老玩童”——
玩物容易，明志不易。 而王世襄，找准了自己爱做的事情，用玩的方式，挥洒汗水，玩到极致。 用他的话说，就是人人都有一根“贱筋”，就看你的长在哪儿了。 能玩一辈子，绝对是一种本事。 大本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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