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曾经表述过，在印刷术发明前，建筑更多的责任是一部巨大的史书， 而印刷术的发明和兴起，书本逐渐替代了建筑的史书作用，建筑的意义开始更加纯粹。 但是当历史记载的不够详细，或者被破坏得面目不清。那么建筑又开始恢复其部分史书的作用，就如同我对杜昂、骆书雅的追寻，现在都依附于一个个仍然保留的建筑，而从中牵出来的邓池沟天主教堂，成为另一段历史的记录册。这种历史和建筑的相互交融让我着迷，让我开始不再只看见一个建筑的载体，除了建筑解构之美，造型之美，开始着迷于它背后的故事和时间镌刻在建筑深处的宏大史书。 自从写了平安桥天主堂，就一直对于天主教堂的建设者，法籍主教杜昂和法籍神父、建筑师骆书雅有种说不出的好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们克服当时中国极度糟糕的交通条件，不远万里来到四川。从法国筹措资金，历尽千辛万苦，修建教堂，开办学堂，传播自己的信仰。如此坚定和执着，真不敢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我的好奇，却仅止于好奇，因为历史太多磨难，他们留下的个人资料非常少， 至今无法弄清楚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时候，他们修建的建筑成为我唯一的线索，我开始全川境内追寻他们留下的教堂，希望从建筑的探访中找到更多的故事，丰富两位传奇人物的人生轨迹。可是这一期与建筑的故事，却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惊喜收获，也是我探寻杜昂和骆书雅牵引而出的另一条主线。“秋老虎”格外的严酷， 最爱“安逸”的成都人早就顶不住了。 “逃离”城市成了唯一的选择。虽然有点难以接受算上堵车足足7个小时的车程，但是雅安宝兴县夹金山里的那份清凉，浇灭了所有的烦躁。第二天下午准备回程，我却突然听说这里有一个早年间法国人修建的教堂。于是也顾不上耽误行程，甚至可能当晚回不去，任性的要求朋友带路前往。“来都来了，一定要去看看啊！万一是想要找的教堂呢？”邓池沟天主教堂位于井乡邓池沟石龙门山腰的二级台地上，距县城28公里，海拔1750米前往天主堂的道路远比想象中平坦、顺畅，却依然在山区中兜转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跟随前车在大山的半腰间转入一个平台，停下来。我却有点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到达了一处教堂。教堂坐落在半山腰较为开阔的地带，视线和景观极佳。而教堂建筑的外观却完全呈现我们常见的四川传统庙堂式的建筑，正面矗立多根直径为70－80公分的大柱，宽大高耸的门廊，大门高昂宽阔。若说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祠堂我一定深信不疑。要不是很快就看到大门高挂“圣母领报堂”的字样，我几乎认为是朋友在给我开玩笑。我已经探访过四川的几处天主教堂，大多都在外观上结合了四川本地建筑的特色。不单单因为工艺和工匠的限制，也是因为主动与当地文化的融入，但是这样完全按照当地建筑式样完成的天主堂并不多。 这个建筑要说有什么奇特之处，那就是大门竟然没有开在建筑中轴线位置，而是和一扇院门一起侧居一旁。我抬头看看屋顶上小到毫不起眼的十字架，我摇了摇头，穿入了院门。 果然如我所料的看到围合的院落，四川民居传统的平缓的大出檐和简单有效的穿斗结构。公平来说，这依然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因为宽大屋檐的遮挡，和“四合头”院落格局形成自然“呼吸”的气流，走入院落中就明显感觉到气温低了几度，但是却让满心以为又找到法国传教士痕迹的我失望无比。建筑内新建了雕塑和休息平台，个人觉得有点破坏了原有的建筑状态心不在焉的走入右侧礼拜堂的小侧门，突然就被眼前的一切击穿了。“啊！”我不受控制的叫出声来， 已经顾不上旁人诧异的眼光。“这......”,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竟然在这个传统中国建筑里，看到一个全木质结构的哥特式教堂拱顶。因为完全和即使在欧洲考察也没有机会见到过木质穹顶碰面的准备，这个并不算高大的教堂彻底的震撼了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有点蒙圈了。算是为了与当地的文化和审美结合，也不用完全把欧式的元素隐藏起来啊。礼拜堂内部拱顶曲线优雅，造型顺畅，宏大中不失细节。中间十根红色木柱支撑，柱头呈现模仿罗马柱的造型，但是柱基结构却完全是中式的。与中式建筑所有的木料都要用油漆包裹不同，屋顶的木制穹顶是原木色的，与红色柱头形成了良好的对比，使得空间庄重又不失温度。可是仔细再观察，你会发现边上的柱子落在半高的矮墙上，与穹顶似乎没有成为支撑关系。我好奇的与“同样好奇的看着我的”管理人员聊了聊，确认这个建筑整体支撑解构还是中式的，里面的哥特式穹顶只是一层装饰，与结构之间甚至还有一层夹层。 虽然有少许的失望， 但是刚刚按下去的想法又抬头了，这会是杜昂和骆书雅的作品之一吗？我开始在建筑中四处探寻。来之前就听朋友说过，这里是法国神父发现大熊猫的地方。我隐约听说过这段历史，也听说过那位大名鼎鼎的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的名字，却模糊不清发现大熊猫的时代，对于建筑的热情超过了对这段故事的探究。直到走入教堂设立的阿尔芒·戴维纪念馆，才将我的时间节点串了起来。戴维是1869年来到这里成为邓池沟天主堂的第四任主教。这个教堂的建立时间已经大大早于平安桥天主堂，这是发生在杜昂他们之前的故事。后来查询资料更是得知，这座建立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现在叫做邓池沟天主教堂的建筑，有着很多的荣耀。这里不但是首先发现熊猫的地方，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天主教堂和四川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整个教堂占地3667平方米，建筑面积1717米，为四合式二层穿叠梁防震木结构建筑。（08年汶川地震，将20世纪初建立的白鹿书院夷为平地，而这座近200岁高龄的全木结构教堂只是轻微损伤和局部沉降，彻底验证了它结构的可靠性。）教堂“四出头”的庭院左、后侧一楼一底分布有58间厢房，右侧是一可容纳数百教徒祈祷弥撒的礼拜堂。曾设立灵宝学堂，立书堂，穆坪修院。长期培训神职人员，与此同时还在羊村（五龙）、陇东、赶等处设立多处分堂，神父定期到各分堂巡回传教。直到现在邓池沟天主教堂仍在继续发挥他的传教功能，每到周末都有大量的信徒前来这座古老的教堂做礼拜。建造时间的确定，也让我慢慢想通了建筑外观和内部如此大区别的原因。建立于道光十九年的邓池沟天主堂，正值清朝的百年禁教结束不久，地方上对于天主教还有诸多怀疑，朝廷的很多政策并没有调整。此时，已经进入四川200多年的天主教依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必须要小心翼翼的经营。他们在遥远的山区秘密建立教堂， 借用别处难以企及的地势和茂密的丛林保护自己，极力把建筑的外观做得与当地建筑几乎一致，平平无奇，就连教堂最标志的十字架也不敢太过明显（可能当时甚至不敢设置十字架）。但是外表的妥协，无法影响这些信徒虔诚信仰，只要走入礼拜堂，走进这个宏伟精巧的空间就能感知他们内心的坚定。我在管理人员的带领下找到了门廊顶端一根没有刷漆的大梁，看到梁上刻着的几个名字，据说这就是当初建造者和工匠的名字。我歪着脖子费力的辨认半天，能找到最像法国人的名字是：“罗若瑟”。这就是当年从法国跋山涉水来到这大山深处，用绝对的隐忍和毅力，建立起如此传奇般作品的建筑师吗？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还没有弄明白有关杜昂和骆书雅的故事，我的探寻又打开了新的篇章。此时此刻，邓池沟天主教堂建筑师的故事我虽然无法知晓，但是对于与这个教堂相关的另一个传奇人物的故事，却格外的清晰。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的第四任神父，阿尔芒·戴维可以算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在福建武夷山，人们会说：“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是阿尔芒·戴维。”在内蒙古大草原，导游会向游客介绍：“要不是阿尔芒·戴维发现了麋鹿（俗称‘四不象’），这种动物可能已灭绝在大清皇家猎苑里了。”而在夹金山，人们会说：“是阿尔芒·戴维在这里发现了大熊猫。”1826年生于法国比利牛斯的一个小镇，1900年11月10日病逝于法国巴黎。戴维在36岁时被法国天主教会派到中国传教，并肩负为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采集动植物标本的使命。从1862年至1874年在中国从事科研和传教活动的12年，是戴维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这里发现和命名的动物模式标本达数十种，而对稀世珍宝大熊猫、金丝猴、珙桐等的发现，使其科学成就达到了顶点。1869年的早春二月，一个法国人沿着成都盆地的边缘到了邛崃，经西河的马湖、火井等场镇后，到了芦山县的大川场，先前的羊肠小道变得时隐时现。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他经太平场的坪溪、大河村，翻越3000多米的城墙岩，经过8天的艰苦跋涉来到了夹金山西麓的邓池沟。此人叫阿尔芒·戴维(Pierre Armand David)，中国名叫谭卫道，他刚刚被任命为宝兴县邓池沟天主教堂的第四任神父。从这个后来名扬世界的博物学家的中文名字就可以看出， 当时“卫道”才是最重要的任务。而在深山中的坚持和邓池沟天主堂的庇护，给了这位法国人最好的机会。1869年的3月11日，在一名教徒的带领下，戴维神父在一个猎人家里见到了一张“从来没见过的黑白兽皮”,从此开始了他对大熊猫的探索。1869年的5月4日，几经周折，阿尔芒·戴维终于获得一只活体“黑白熊”。他亲自指挥工匠们在天主教堂内为“黑白熊”做了个大木笼，将它关在木笼里饲养起来，观察、记录它的生活习性，在准备启程运往国外时，它得病不治而亡。后来，他就在邓池沟天主堂里把这头黑白熊制作成了标本，当戴维制作的黑白熊标本运达巴黎公开展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从兽皮上，人们看到：一张圆圆的脸上，眼睛周围是两圈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精妙的黑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发现大熊猫的阿尔芒·戴维成为载入史册的生物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地理学会大师”等称号接踵而至。戴维将白熊标本寄给巴黎自然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德华（Melne Edwaeds），爱德华认真研究皮毛和骨骼后在187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在外部形态上，它确实同熊非常相似，但它的骨骼特征和牙齿，明显地与熊不同，却与小熊猫和浣熊很相近，它肯定构成一个新属，我称之为Ailuropoda”。为了纪念戴维对大熊猫的这一新物种的发现，爱德华将大熊猫的学名定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 David这一学名一直沿用至今，戴维收集的第一具大熊猫模式标本，还在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珍藏着。1900年他在法国逝世后，法国远东教会为纪念这位对世界生物学做出卓越贡献的神父，于1902年对邓池沟教堂进行扩建，并更名为“报领堂”，意为报答阿尔芒·戴维。 离开邓池沟天主堂天色已晚，我们已经注定无法赶回成都， 不过这一程的收获让我开怀，任性的留在这充满传奇的群山里成了我最乐意不过的选择。夜深，家人都已入睡，我独自走出山间的小旅社，空气的清新让人头脑清楚。邓池沟教堂不算是非常杰出的建筑，从建筑而言，在我专门探寻过的建筑中只能排在靠后的位置，可是建筑的建立和设计却非常符合历史和条件的需要。因为禁教的影响和当地工艺的限制，采用中式的建筑，不但保证了自身安全，也使自身获得了最适合当地环境的小气候条件；虽然深入山岭之中，却选择了远离山壁相对独立的空地，保证了不会遭受当地常发的泥石流影响；采用简单有效的四合式二层穿叠梁防震木结构，使得建筑在近两百年后的汶川大地震这样的极限地质灾害中得以屹立。建筑本来就是人类遮风挡雨，躲避风险的产物，邓池沟虽然是个宗教建筑，但是也很好地担负起了这个责任。为百年前的阿尔芒·戴维提供了良好的传教和考察条件。也正是因为建筑从一开始“因地制宜”明确的思路，才让这座建筑在近200年的风雨飘渺中得以保存，躲过了无数次的天灾和人祸。雨果曾经表述过，在印刷术发明前，建筑更多的责任是一部巨大的史书， 而印刷术的发明和兴起，书本逐渐替代了建筑的史书作用，建筑的意义开始更加纯粹。 但是当历史记载的不够详细，或者被破坏得面目不清。那么建筑又开始恢复其部分史书的作用，就如同我对杜昂、骆书雅的追寻，现在都依附于一个个仍然保留的建筑，而从中牵出来的邓池沟天主教堂，成为另一段历史的记录册。这种历史和建筑的相互交融让我着迷，让我开始不再只看见一个建筑的载体，除了建筑解构之美，造型之美，开始着迷于它背后的故事和时间镌刻在建筑深处的宏大史书。作者注：有关阿尔芒·戴维寻找大熊猫的资料，部分摘自《中国国家地理》 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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