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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人类历史上可谓鼎鼎有名。从公元前1世纪凯撒、屋大维时代开始，到公元5世纪被蛮族攻灭，这个帝国傲立西方达五百年之久，版图横跨欧亚非，整个地中海，以及周边的有价值地缘板块，几乎都被其收入囊中。 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成就！且不说之前，就是罗马帝国之后直到今天，也再没有哪个政权，能重现将整个地中海变为自家内海的辉煌！
只不过，这种江山一统，前后只存在了300时间，从3世纪末开始，罗马进入四帝共治时期，之后又逐渐分裂为东罗马、西罗马两个相对独立的国家。
当然，分裂也没什么奇怪的，历史上走向分裂的大型帝国多了去了，罗马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只不过，罗马的分裂，与其它帝国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这种分裂，是其主动为之，或者说，这是帝国中枢一力促成的：
公元293年，戴克里先首创“四帝共治”制，将帝国化为东西两部分，各有一名正帝（尊号：奥古斯都）和一名副帝（尊号：凯撒）。四个皇帝共同治理帝国。
当然，实行四帝共治，并不是把帝国分裂成四部分，而是将帝国的防卫任务交给四个人去承担。且戴克里先的地位在四人中仍是最高的。不过在罗马这种军人干政超级严重的帝国，将防务主动授予他人，并且在名份上都相当，这依然是很难想象的。而到了一百年后的385年，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大帝”——狄奥多西大帝去世后，更是正式将帝国一分为二——东部分给长阿卡迪乌斯，西部分给幼子霍诺里乌斯。从此，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这种做法，实在有些难以理解。毕竟权力的特殊性，决定了当权者无不以大权独揽为追求；而从政治逻辑上来讲，一旦国家分裂，相互间难免会形成隔阂甚至竞争，甚至造成内乱。这势必削弱帝国的整体实力——戴克里先死后帝国的混乱，以及东西罗马帝国形成后的暗斗，还有西罗马灭亡期间东罗马的袖手旁观，也证明了这一点。
可既然如此，为什么戴克里先和狄奥多西这两位被尊为“大帝”的君主，却都要主动推动国家分裂呢？
这其实与罗马帝国的地缘结构，以及当时的特殊国情有关。
在上一节《地缘政治：罗马为什么崇尚军人主政》一节中，云石君曾经说过：罗马帝国疆域太过辽阔，且主要分布在环地中海沿岸及周边，结构十分松散，各板块之间地缘格局相对独立。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具备凝聚成国的地缘基础。只不过地中海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使得罗马人哪怕是以古典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也有能力突破海洋所形成的天然地缘屏障，并把其变为连接各板块的地缘通道，进而将整个环地中海板块有机整合在一起，构建起庞大的罗马帝国。
只是，这种连接和整合的力度是有限的。毕竟地中海的阻断功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遥远的物理距离，也削弱了意大利本部的辐射影响力。
这就为罗马的分裂埋下了隐患。一开始时，这还不太明显。毕竟那时候帝国疆土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海岸线，通过地中海这个海上地缘通道，还可以有效施加影响，但随着帝国不断拓土开疆，中欧、西欧、西亚等地也逐渐纳入——这些板块都已经脱离了地中海的直接辐射，深入到亚欧大陆内陆，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这样就麻烦了。当意大利本土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弱，帝国中枢对当地的统驭能力也相应的越来越差。西半部可能还好点，毕竟西欧、中欧与意大利本土还隔着不算太远，当地的蛮族敌对势力也不算太强大；至于像东边，比如西亚的叙利亚、迦南、两河流域，这根本就跟意大利是两个世界，并且当地的外部威胁，也更加强大。在这里，罗马既要面对来自东欧的游牧武装，也要面对崛起自波斯高原的强大地缘势力——前者虽然文明形态落后，但游牧骑兵在军事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后者则开化较早，国家形态成熟、文明发达程度较罗马不遑多让。 这就对罗马构成了威胁。罗马必须在东方投入大量军事力量，才有可能抵御住强大的进攻，捍卫自己的国土。但问题是，以及敌人的超级强大，决定了罗马不仅要投入重兵，而且在指挥体系上也必须高度集权，这样才能够有效应对军情；而意大利本土与东方领土在地缘距离上的极端遥远，以及古代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极端落后又决定了，中枢不可能直接指挥前方军事行动，而必须对前方统帅高度放权。这势必会造成政治中枢与军权的分离。
当然，如果这种局面是一时性的，那倒也罢了。但东方的军事压力持续存在，这意味着军队必须长期集中于一人之手，这势必造成帝国中枢对军权的失控。
当然，对这种局面，罗马的体制也有一些适应性调整。最显著的就是云石君在上一节《地缘政治：罗马为什么崇尚军人干政》中提到的，体制对军头干政的宽容甚至接纳。军头只要拳头够硬，都可以篡位夺权，而社会道德对此予以认可，篡位者并不会因此背负“原罪”，实际上，从共和国晚期的苏拉、凯撒，到后来的图拉真、君士坦丁等等，莫不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
但是，光这个是不够的。毕竟帝国体制对军头的宽容和接纳，并不代表在位的皇帝接受。作为皇帝本人，他当然不想自己稀里糊涂的被人搞下台，对他来说，最合理的方式是，自己稳坐江山，并且能够传于子孙后代。所以，任何一个皇帝，不管他是不是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只要坐上了这个位置，都要尽可能的防范觊觎者。这种情况下，皇帝通常只有一个选择，即御驾亲征，带着军队亲自讨伐判断，抵御蛮族，在维护帝国利益的同时，将军队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但这种做法，也有一个局限，即这只有在帝国环境相对安全的时候才能做到。当帝国面临的重大威胁较小时，皇帝一人出马，还勉强能够摆平。但当帝国的外患越来越多，处处烽烟时，皇帝纵有三头六臂，也实在顾不过来。
这就是罗马帝国后期所面临的窘境。帝国后期，内忧外患加剧，重大军情层出不穷。
这时候，单靠罗马皇帝一人，就算他再能打，也已经很难应付了。而且作为皇帝，长期脱离帝国政治中枢，同样会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构成负面影响。
这种情况下，罗马国家体制调整。戴克里先大帝先吃了这个螃蟹。在建立了崇高个人威望后，他搞了个“四帝共治”，将军权一分为四，授予自己足够信赖的朋友，通过这种方式，来既有效抵御四周蛮族的入侵，并维持帝国的完整和自己的统治。 但问题是，这种建立在个人威望和朋友信任基础上的政治架构，天然缺乏稳定性。戴克里先自己在时倒也罢了。随着他的退位，东危机很快浮现，西方正帝君士坦丁与东方正帝马克森提乌斯围绕帝国最高统治权爆发战争。
这场争夺以君士坦丁大帝的获胜告终。而也是这场战争，将四帝共治的弊端暴露无遗。
对此君士坦丁大帝的应对之策有二：首先继续延续四帝共治制——毕竟帝国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必须要将军权分授他人。只不过在授予方面，考虑到戴克里先制度的弊端，他只设立自己一个正帝（奥古斯都），其他三个都是副帝（凯撒），在名分和法统上，确立了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唯一性。而且这三个副帝，都是君士坦丁的儿子。
其次，在位于东方的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半岛交界处，建起一座新城——君士坦丁堡，作为罗马帝国的新都。
这个新都的建设是有讲究的，除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众所周知的地缘区位优势外，由于帝国的两大威胁——东欧的游牧军事势力以及西亚的波斯高原地缘势力都位于东方，所以在这里建都，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皇帝以及帝国中枢对核心军事力量的掌控。
当然，就罗马帝国版图而言，君士坦丁堡的区位过于靠东。在这里建都，这意味着帝国中枢对西地中海板块的辐射能力大幅下降。不过考虑到当时西地中海没有强大外部势力，所以也不必部署重兵，所以这种麻烦相对较小——这也算是君士坦丁大帝在有限条件下，做的一个相对不坏的选择。
但是，这种政治架设，依然存在隐患。毕竟四帝共治制度依然存在，三个副帝儿子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军队，依然有争位可能（而君士坦丁驾崩后，三个儿子之间也确实立马爆发了争位战争）。其次，也是最关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蛮族入侵愈演愈烈，不仅帝国东方，整个北方国境线，都面临蛮族的侵袭，，导致罗马帝国漫长的北方防线处处烽烟。
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军事力量又必须进一步分散，不仅东方，西方的意大利本土、日耳曼地区、高卢、不列颠等等，都必须投入相当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光凭掌控东方军队，不足以威慑全国。
这就没法弄了。这种形式下，帝国要想继续维持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分而治之。将帝国彻底分为东、西两部分，两位皇帝各领一摊，这样可以在保证有效抵御蛮族入侵的同时，尽可能的确保中枢对军队的掌控（中枢一分为二后，随着各自疆域的变小，两个中枢与自己的边疆地区物理距离就相应拉近，可以更有效的直接控制军队），而且原先大一统帝国因地缘结构松散，军权分裂而动辄爆发的争位内战，也因此得到有效缓解。
基于这种逻辑，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大一统君主狄奥多西大帝，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将帝国一分为二，分别赐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希望在蛮族入侵的浪潮面前，通过这种主动分裂的方式，维持罗马国家、文明和民族的气运。由此，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西罗马帝国于东罗马帝国两个部分。
只不过，虽则狄奥多西大帝主动分裂国土，但这最终还是没有挽救罗马帝国衰亡的命运。仅仅15年后的公元410年，作为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和国家象征——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破。此后蛮族入侵愈演愈烈，西罗马帝国皇帝沦为傀儡，到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废黜，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不过东罗马帝国则一直延续千年，直到近代早期的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彻底攻灭）。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狄奥多西大帝的分裂国土行为，是符合逻辑，且有利于国家延续的，但为什么在现实中并没有产生效果呢？或者说，拥有庞大领土，并作为当时欧洲最强大文明的罗马，为什么会轻而易举的被落后蛮族消灭呢？要知道，直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进入快速崩溃期时，它依然是除东罗马外，西方世界版图最大、也是最富庶的国家——至少比那些消灭他的蛮族要强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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