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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界格法 界格法，是指在印面上借助界格的形式，将入印文字加以分割布白，使其在上下、左右相互呼应的基础上呈现出整体的视觉平衡。界格法在先秦印章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印中较为常见。由于当时的文字在体势与结构上并未完全定型，为使入印文字在布局关系中更趋协调统一，界格法便顺理成章地被印工群体广泛采用，如春秋玺印“ 将洰传玺（见图一）、“王兵戎器”（见图二），战国楚玺印“襄（纕）官之玺”（见图三），战国齐官玺“左中库司马”（见图四）、“左司马竘（节）”（见图五），战国秦官玺“仓事”（见图六）。 从我国的文字发展史来看，甲骨文作为我国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其结构方式虽具汉字的“六书”原则，但原始图画的痕迹依旧明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诸多文字偏重于表现实物的象形特征，致使其在字形结构上难以保持整体统一。二是诸多会意字在展现偏旁部首会合含义的同时未加以固定字形，无形中造成了单一文字异体纷呈的局面。三是由于甲骨文往往以所示实物的繁简来决定其结构的繁复与字形的大小，故在实际使用中常常表现为一个字占去几个字的位置。此种现象也是造成诸多文字需要借助错落的布局方式进行整体表现的一大诱因。四是由于甲骨文是借助锐器镌刻于较硬的龟甲、兽骨上，故其笔画尖细，锐气逼人。事实上，我国古老的文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表现载体上所展现出的精神气质有着显见的差异。相比甲骨文，金文由于铸刻于青铜器物上，故多展现出笔道肥厚、弯笔较多的特点。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器广泛流行的一个时期。青铜器的大量铸造既推动了青铜铭文的广泛铸刻，又无形中助推了金文在器物、印章等不同载体上的展现。 中国自夏代即已进入青铜时代。而金文的广泛应用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历时一千二百多年。甲骨文伴随着殷商的灭亡而渐趋式微，金文遂取代甲骨文而成为周王朝的主流书体。从商代铜器中即已出现近似图画的金文的情况来看，其与商末的甲骨文在图示功能方面保持着趋同的特点。这种趋同性进一步表明，在秦朝诏定小篆之前，金文与甲骨文所表现出的显见差异是囿于表现载体与书刻工具的不同而造成的。两者在本质上均属于大篆书系列。由于大篆书在不同载体上的表现深受地域审美因素与书刻因素的影响，故其在实际表现中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楚系文字的诡异、齐系文字的质朴、晋系文字的细劲等特点均展现出其显见的地域色彩。这种自由多变的文字一旦入印，为使印面布局趋向规整与统一，就需要借助相应的界格将其整体统揽。 伴随着秦朝摹印篆的规范与汉代缪篆的进一步成熟，入印文字的逐步印化促使汉印最终走向了高度规范。规范体系的全面建构在促使界格法在印文布局中渐趋式微的同时，又使其在秦砖汉瓦的装饰设计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从元明以来诸多印人的取法来看，这种在先秦古玺中常见的布局方法被历代印人大量运用。如清代的邓石如、赵之谦，近代印人吴昌硕、黄牧甫，以及当代印人邓散木、徐无闻、李刚田等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这里选取邓石如的“休轻追七步，须重惜三余”（见图七）和黄牧甫的“华阳王三好堂所收金石”（见图八）两枚印章以示大家。吴昌硕在界格印创作中无疑是一位集大成者。其“明月前身”一印（见图九）界格的使用，不仅较好地规避了章法的松散，而且其圆转流畅的线条动势在“十”字界格的统合下，使印面达到了动中有静、飘柔中见稳重的极佳效果。而其“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见图十）一印，则以结体大小不一、字形欹侧跌宕之势，凭借“井”字格的运用，产生出团聚统一、疏密协调的艺术气氛。 综合梳理元明以来诸多印人界格印的创作，界格法常见的主要是三字、四字、六字和九字印套。这种灵活多样的印套在展现装饰功能的同时，又在规整印面中凸显出难以替代的统合优势。篆刻布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课题，既涉及到入印文字的个性特点，又要兼顾印面章法设计的神采展现。从诸多印人的运用实践来看，界格法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此法多用于大篆书、楷书、行书的印文与边款的布局中，在以缪篆为主体文字的汉印中绝少出现；二是在实际运用中，要根据入印文字因地制宜地采取灵活的刀法表现，使其在写意的基础上展现出虚实相间的统筹功能；三是不宜在过分规整的外在形式上束缚印文自身的神采。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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