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咏荔枝》诗，绍圣三年(1096)苏轼作于贬地惠州。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属于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此前苏轼被贬谪无非是密州、黄州，从不曾到过惠州这样偏远的地方，但他饱读诗书，熟知前朝典故，知道韩愈被贬潮州，行至泷江（今广东罗定南）曾向驿吏询问潮州的情况，驿吏一番话令韩愈心惊胆颤：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如船，牙眼怖杀侬。惠州与潮州都濒临南海，同属蛮荒之地，情况应该好不到哪里。于是在接到谪命时，就想着不要连累了家人，独自一人前往。苏轼此时已经是年近花甲之年，儿孙哪里放心的下，哭着央求他同行。苏轼无奈只好带了小儿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照顾自己。 行至清远，已经距离惠州不远，途中碰到一个姓顾的秀才，苏轼便向他打听惠州的风土人情，哪知顾秀才却告诉他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苏轼一听大喜，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肚。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在经历了半年的跋山涉水后，苏轼终于到了目的地。顾秀才并没有骗他，惠州并不是他想象中的瘴疠之地，甚至人情比风物更加美好：风尘仆仆的苏轼一出现，就受到了当地官员百姓的热烈欢迎，纷纷嘘寒问暖。苏轼感激之余，欣然作诗：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北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很快，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苏轼在惠州安定下来，他毫不在意惠州的偏远贫瘠，闲时流连山水，体察风物，对惠州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第二年的四月，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诗一首，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  自此以后，苏轼彻底爱上了惠州特产荔枝，一口气写下了数首咏荔枝诗，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一眨眼，苏轼在惠州已经快两年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被放还，苏轼逐渐对有生之年重返北地失去了信心。与其回到倾轧党争的朝堂，还不如踏踏实实呆在惠州做些学问。他除了留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在惠州，苏轼留下了许多与僧人唱和的诗文。这表明，苏轼确实确实有避世意识，“不辞长作岭南人”并非信口开河。  晚年苏轼最欣赏敬佩的人是陶渊明，他开始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他曾经告诉过弟弟苏辙自己和陶诗的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 然而，苏辙却不相信兄长真的会从此归隐山林，他作文质疑道：“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  苏辙不相信兄长会真的归隐，他从苏轼诗中读出了苏轼恬淡的外表下强自压抑的忧国忧民情怀。苏轼的这种忧患情怀在另一首《荔枝叹》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轼就是苏轼，他永远管不住自己直抒胸臆的笔，不会真的因为一时的贬谪而避世遁俗，更不会因位卑而忘国忧。即便是经历了乌台诗案，他仍改变不了诗以载道的心性，借用荔枝批评惊尘溅血的暴政，为天下生民祈福，希望老天开眼，风调雨顺，百姓免受饥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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