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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人眼里，父子不仅是血缘的传递，更应该是美德的传递。 《礼记》说：“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意思是说，冶铁良匠的孩子，一定要学习做鼓风用的风裘。制弓良匠的孩子，一定会学习制作畚箕藤器。比生育更重要的是事业的传承。 下面就来看看古时候的那些伟大的父子们，看看美德是如何传承的。 圣贤父子 首先要说的是曾晳、曾参父子。 这对父子都是孔子的优秀学生学生。曾晳就是那个著名的典故“二三子各言尔志”中孔子特别赞赏的弟子。 一次，孔子让几个弟子如子路、冉有等谈论自己的志趣。大家谈的都很高远，但曾晳只愿意在暮春的时候，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带着孩子们，穿着春天的衣服，到沂水游个泳，唱唱歌，然后乘着歌声回家。 孔子为什么特别赞赏曾晳呢？因为曾晳的理想充满了人情味，那是一幅长幼和谐，其乐融融的图景，而孔子毕生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吗？ 曾晳的儿子曾参就是历史上的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其实是曾参说的。 曾参是个大孝子。《孟子》里记载，曾参赡养曾晳，常常给曾晳做好吃的。饭后，曾晳常常要问曾参，那些菜还有没有多余的，曾参便回答有，即便是没有也回答有，然后重新去做这道菜。曾参的目的只是不想让父亲失望，不想让父亲想吃菜又不好开口。 而曾参的儿子曾元虽然也是个孝子，但曾参问曾元有没有多余的菜时，曾元只回答没有，这样曾参也不好意思说想吃了。 曾参的孝之所以更值得称道，是因为他做到了孔子所说的“色难”，即在父母面前依然和颜悦色，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史家父子 几百年后，又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 司马迁虽然是伟大的史学家，但他的伟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父亲的继承。 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公，他的《论六家要旨》乃是一篇概括各种学派学术纲要的重要文献。据李长之先生考证，司马迁《史记》中《孝景本纪》、《律书》、《晋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刺客列传》等八篇都极有可能是父亲司马谈的作品。 《刺客列传》乃是古文的名篇,如果李长之先生的考证可靠，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父亲的文学成就也不让哲嗣。 司马谈因为被汉武帝猜疑，郁郁而终，临终前握住司马迁的手，叮嘱他完成写史大业。司马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我们知道司马迁后来因为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因而发愤著书，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的《史记》。 这部书被唐代史学家刘熙载评价为“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鲁迅先生的著名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或许是从这个评价得到的启示。 当然，司马迁的伟大，除了自身的发愤，也要部分归功于父亲的遗泽。高贵的精神，既需要修养，也需要传承。 经学父子 汉代是一个经学昌明的时代，由于汉代经学重视家法，所以父子经学家不计其数，比如治《尚书》的夏侯父子，治《仪礼》的欧阳父子等等。但笔者想在这里着重讲一对有争议的父子，那就是刘向、刘歆父子。 因为刘歆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刘歆做了篡汉的王莽的国师，并据说为王莽篡汉伪造经典，为王莽捏造合法性和正当性。 刘歆制造伪经的说法出自清末经学家廖平和学生康有为，但钱穆先生的《刘歆父子年谱》已经为刘歆洗清罪名，告诉我们刘歆并没有伪造经典。至于刘歆做了王莽的国师，这一点的确是事实，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看待。 刘向当然是汉朝的忠臣，做过汉朝的大夫，还为汉朝管理过经书。在人们看来，王莽篡夺了汉朝，而刘歆做了王莽的臣子，这无异于投靠了父亲的敌人，是为不孝。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是这样看的，其实王莽篡汉在程序上并非不合法，王莽是接受了西汉亡国皇帝孺子婴的禅让才接过王位的。这并不是靠暴力的争夺，虽然背后肯定有逼迫和威胁，但在形式上却是合法的。 传统政治重形式胜于实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王莽也并非汉朝的敌人，而是汉朝的继承者。况且王莽既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王莽的野心有多大，他的理想就有多大。 王莽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高度是人所共知的，应该说刘歆辅佐的并不是一个大恶人。这是其一。 其二、刘歆在父亲的事业上确实做到了继承和发扬。 刘向是中国的目录学鼻祖，他的《别录》将历代经典做了一个系统的目录，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可谓功德无量。 刘向去世后，刘歆继续父亲编书的工程目，更进一步地将父亲的辑录分成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并加上辑略。这便是著名的《七略》。 刘歆对父亲事业的发展，除了删繁就简之外，更在于实现了书目的分类，这对于日后“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无疑是一个先声。 所以，笔者认为，应该给这对历史上有争议的父子（主要是对刘歆的争议）一个合理的评价。刘向刘歆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不同，但是在事业上，刘歆依然不堕家声。 枭雄父子 过了几百年，大家熟悉的三曹父子登上了历史舞台。我们习惯上认为曹操、曹丕是政治家，而曹植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文人。其实这不对。 应该说，曹植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父亲那种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政治热情。“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乃是曹植毕生的政治理想，“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等等充满英雄气概的诗句在曹植作品中更是数见不鲜。 当然，曹植比起父亲和哥哥来，缺少的是心计和残忍，而且他的政治热情与其说是一种天生我才，不如说是一种书生意气，他不甘心于做一个书生，但又只能做一个书生。这便是曹植身上矛盾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历史上像三曹父子这样在政治、文学上全面发展的并不多见。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对三曹父子的性格与文学做了一个非常精当的评价：“魏武感时伤乱，其辞悲凉。文帝伤逝嗟生，其气消沉。植则忧谗畏讥，其意郁结。”  名士父子 东晋是一个士族门阀掌权的时代，父承子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草包败家的事情不少，真正的孝子贤孙也不算多见。而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父子可谓让人眼前一亮。 王羲之除了是文学家、书法家，也是政治家，著名的“清谈误国“就是他提出的。 王羲之在大官人郗鉴来老王家选女婿的时候，旁若无人，露着个大肚子睡大觉，结果郗鉴恰恰看中了王羲之这种名士胚子，于是把他选为女婿了。王羲之这种磊落、纯粹也遗传给了儿子们。 他的五儿子王徽之在一个下雪的晚上想拜访朋友戴逵，于是出门了。但走了一半又折回了。原因仅仅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我的兴致来了，我就去，但半路上我的兴致又没了，我就回去，根本就不计较成本，活着就图一个兴致。“雪夜访戴”的典故也被无数后人喜爱。 王羲之的七儿子王献之也是一朵奇葩。他的书法也深得其父真传。有一个地方官叫羊欣，也喜欢书法。一次他穿了条白色的裙子，见了王献之，王献之书兴大发，连忙默默在羊欣的白裙子上写了一通，羊欣也不生气。后来羊欣的书法艺术也大有进步，估计是穿着这裙子等于被王献之附体了。 后世书法家张怀瓘论王羲之王献之书法“若逸气纵横，则羲不及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王献之书法的飘逸超过了老爸，但王羲之的端庄却比儿子超出太多。 文豪父子 中国的伟大父子常常是三个三个出现，我们当然不能不提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 苏洵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典范，二十七岁前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二十七岁后才刻苦读书，急追猛赶。《三字经》里就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个中国的孩子都熟悉。 这里要说的是苏洵特别爱读《战国策》，这种对《战国策》的迷恋也传给了两个儿子，大家不难发现三苏的文章都有一种战国策士的滔滔善辩。 当然，传承高贵也不能只靠父亲，苏洵娶了一个好媳妇也很重要。苏轼在小时候读《后汉书》，读到义士范滂牺牲，母亲为范滂的牺牲感到高兴的故事时，问母亲“如果您的孩子像范滂那样牺牲，您会怎么样？”母亲说：“您如果像范滂一样，那我就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么？” 结果苏轼的一生果然也充满了悲剧色彩和英雄气概，这既要归功于苏轼母亲，一定程度也要归功于苏洵。三苏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朴学父子 清代乾嘉考据之学乃是一代显学。而其间极具代表性的有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不仅在学问上薪火相传且相互发明，而且他们也留下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对大贪官和珅的弹劾。 当时乾隆皇帝刚刚去世，但和珅依然是位居高位的权臣。王念孙写奏文时，因为不知嘉庆态度，因此十分为难。和珅毕竟是前朝重臣，现在先帝初崩，就查旧臣，嘉庆或许不愿意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 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儿子王引之则提醒父亲说：“奏折上可写上‘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这把和珅比作尧舜时代作乱的共工和驩兜，这一来，就同时把乾隆比作尧，把嘉庆比作舜。嘉庆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在更大的正义那里获得辩护了。 而最终让嘉庆决定除掉和珅的，也正是高邮王氏父子的这份奏折。 以父之名  父慈子孝，父义子从，这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的自然正义。传统社会在“资于事父以事君”的差序格局下，强调了家庭与社会的延续性。而新文化运动冲决一切网络，切断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固然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但也去除了传统社会家国同构、推私及公的有机性。 诚然，我们在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变革，但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也需要继承。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而是相反相成的对话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依然是一种父子关系。虽然现代革命是一场悲怆的“弑父”，然而弑父者亦终究要为人父。无穷无尽的杀戮只能走向毁灭。 人性解放之上还有更高的东西，那就是过美好的生活。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需要传承。或许这也是父亲节的意义。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作者的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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