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组文章学术性很强，但论述考证人类第一部书，系统来读，会增长很多文史知识
学术一定是先分后合吗？
关于《管子》的学术合分之论，关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分合之论，并不是绝对的无解之题，关锋曾经有过论述。
综合考察《经言》，关锋认为，《经言》各篇，思想完全一致，它们贯串的中心思想就是《牧民》篇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是《七法》篇的“则、象、法、化、决 塞、心术、计数”等七条纲领。综合七篇，正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参看《管仲哲学思想研究》)。所以，它们是一家言，对各篇的分别考证，可以互相支援。
关锋说：“综合起来看看这个体系的特点，也可证明它是属于管仲的。这个思想体系有一个最大、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它的综合性”。
关锋进一步分析《经言》综合的思想体系：从战国以来，在学术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特点：
一、初步的、但就一般而论却是界限分明的分门别类，许多学派专攻一个方面，他们各以己之所长或学说的独特方面“名家。
二、同时也就发生了各执一 端，互相排斥。如法家慎到、韩非主法治而反对尚贤、民主，而法家又有主势、主法之分，墨家主兼爱、尚贤而排斥法治，儒家专讲仁义或民本主义，而排斥其他。余如阴阳家专讲阴阳五行而流入神秘主义，兵家专讲兵而流入将帅决定一切。包罗各方面的综合性的思想体系不见了。虽然宋尹学派较少片面性，他们主张法治，而不非毁仁义礼乐，但也和管子不同，他们着重的是“心术”、寡欲，还不能说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
《管子·经言》各篇则不然。它是包罗各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在它这里，有了此后若干学派的萌芽。如前边所分析，它有：
1、“尚贤”、“兼爱”的萌芽，但和墨子的“尚贤”、“兼爱”有本质上的不同；
2、明确的法治思想，但它和战国的唯法主义不同，在它这里，“法”是建筑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而和初步的“民本主义”，如“顺民心”、“下令如流水之源”、“尚贤”、“兼爱”并行，熔为一炉；
3、有初步的“民本主义”思想，它不仅不排斥法治，而且相辅相成；
4、它也讲“势’，(如《形势篇》)，但并不排斥其他，而且是和法治、民本主义、尚贤等等融为一体；
5、也有宋研学派的“心术”的萌芽，它所讲的“心术”是“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七法》)，当然这还不是宋研所讲的“心术”，但却有其因素；
6、有原始唯物主义的战争论，开孙武兵学之先河，但没有过分强调将帅的作用之弊。如是等等，正说明了这个思想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
关锋描述从分到合的过程：具有这种特点的思想体系，在战国能够找得出来吗?有一个，那就是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所表述的思想体系。但是，从《管子·经言》所表述的思想体系，经过战国以来的分立，到《吕氏春秋》，却是由“合”到“分”到新的“合”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这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来的学术发展的规律。《吕氏春秋》又是一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在它那里“尚贤”、“兼爱”和“法治”，“法治”和乘“势”，和民本主义思想，和仁义救化，也不是互相排斥而是融为一体的，也兼有兵家言、阴阳家言，以至养生家言，并有宋研学派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批判地改造、吸收了唯心主义道家的一些观点。它是综合了战国各家，而创造的一个较少片面性的完整的综合性思想体系。历来学者多把《吕氏春秋》目为杂家，似乎把各家观点胡乱拉在一起，而不成体系。这是不对的。《吕氏春秋》这个综合性的思想体系和《管子·经言》不同，它的内容丰富得多了，它不是回到《管子·经言》，而是经过了战国各家的对立，经过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达到的新的综合。而且两者的时代特色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前者目标在图霸，符合“尊王攘夷”，后者在于达到秦并六国，统一天下，建立大—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第二，在前者，后来墨家主张的兼爱、尚贤，法家主张的法治、势、术，孟子主张的民本主义等等，还只是萌芽或初步，它们自然的浑融一体，而后者则是对各家批判地综合；(3)后者显然是批判地继承了道家某些思想，在前者则根本没有这种痕迹。如此看来，《吕氏春秋》宜乎产生于战国末年，《管子·经言》宜乎产生于春秋前期，为管仲的思想体系。
关锋说：“察由春秋初到战国末，学术的发展，确是一个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否定之否定。对这个学术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揭露可以给《管子·经言》为管仲所作，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因为，相反的，如果断定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那就不能从战国时代的特点，从学术发展规律，对它作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
关锋还从《管子》找到了诸子百家的启蒙萌芽。根据《管子·经言》，认真研究管仲的思想体系，还可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给战国各家找到它们的萌芽，有助于发现它们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这个思想体系还有一个特点：时代的色彩很鲜明。以下面这一段为例：“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 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乘马》）这完全是春秋前期的观念。“无为者帝”是指的“天”无为。当然我们不可就此说他是相信有意志的天。“为而无以为”者，显系指的周王，按传统的观念，周王是天的儿子，说他该“为而无以为”，就是说他应该秉承“天帝”(这即是他的“为”了)而“无为”。这正是争取的齐国霸诸侯(为诸侯之长)的有为。“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乃是说的桓公应实行君道。这是春秋时代宜有的观念。“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这也是春秋时代宜有的观念。《说苑·尊贤》篇记载：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日：“贫不能使富。”桓公理之齐国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硫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遵霸天下。管仲经营过商业，据说还养过马。“贱不能临贵”、“贫不能治富”、“疏不能制亲”，要求“贵之”、“富之”、“亲之”，正是在西周亲亲尊尊的传统观念下，出身贫贱而执国政的管仲所宜提出，这也就是要贵、但“贵而不过度”的“臣道”了。战国各国国君的君道，也不是、也再没有人提倡什么“为而不贵者霸”了；七雄都企图统一天下，取周天于的地位而代之；这时流行的“王”“霸”观念，前者是指的以仁政取天下，后者是指的以力取天下。总之，这时没有什么王道“无为”，君道“为而不贵”，臣道“贵而不过度”等等观念了，而是变成了“君道(君即王，君道亦即王遭)无为，臣道有为”了。以上所说，也是从思想发展线索看来，《经言》各篇为春秋前期管仲著作的一条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