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文人那些事儿”之16：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戊戌变法领袖、国学大师。他还刷新了中国育儿史上最成功老爸的记录——一门三院士、9个子女皆成俊杰。在中国历史上估计只有培养了两个“唐宋八大家”儿子的苏老泉（苏洵）和《三字经》里那个开创“五子登科”传说的窦燕山（窦禹钧）跟他有得一比。 梁启超 下面，让我们秀一下这位“史上最牛老爸”的傲人成绩单： 长子梁思成，中国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次子梁思永，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两兄弟1948年3月同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五子，也是最小的孩子梁思礼，中国导弹控制研制领域的创始人，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发妻李惠仙与梁思成一家 除了这3个院士儿子，梁启超的其他6个成年子女也是各界翘楚：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蘅馆词选》；三子梁思忠，毕业于西点军校，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燕大学生领袖，“一二·九”运动学生骨干，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书，1940年投奔新四军。 有人说，这是梁启超的基因好。这不假。但是，除此之外，梁启超的教子之道难道没有可以称道的吗？笔者通过挖掘、梳理、总结，与大家分享如下： 一、 毫不掩饰对子女的爱，让每一个子女都觉得自己是最受宠的那一个 梁启超是大政治家、大学者。在子女面前，应该是不苟言笑、刻板陈腐的严父形象吧？非也！对众多的子女，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浓浓的父爱，浓得有点婆婆妈妈，浓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占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读他的这些家书，感觉非常亲切，尽是谈些家常，像朋友聊天，充满家庭乐趣。丝毫没有《曾国藩家书》那种板着脸孔的道德说教。比《傅雷家书》视野和题材又开阔一些，毕竟他的子女多，不像《傅雷家书》只是写给傅聪一个人的。 梁启超在家书中反复提及：“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不像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一开口便是“字谕纪泽”、“字谕纪鸿儿”，完全是发号施令的口气。梁启超在信中对子女的称呼十分亲昵，即使长女已经三十几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他仍称呼为：“大宝贝”、“宝贝思顺”。称呼次女思庄为“小宝贝庄庄”、“小乖乖”，称呼三子思忠为“忠忠”。最小的孩子梁思礼小名“老Baby”，梁启超常在信中叫他“老白鼻”。他还给三女思懿起了外号“司马懿”。 长女梁思顺 梁启超经常在信中跟子女大秀父爱，逗他们玩儿。如有一次他在给次女思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淞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如果只看信的内容，你们能猜得到这封信是公车上书的大政治家、纵横捭阖的《时务报》主编、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写的吗？思庄接到这封信后，会不会觉得父亲对她疼爱有加呢？ 其实梁启超的每一个子女都觉得父亲最疼爱的是自己。在美国留学的长子梁思成跟未婚妻林徽因要准备结婚了，梁启超写信说：“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梁思成读完这封信，肯定觉得他才是父亲的最爱。 梁启超对子女的爱毫不吝啬，而且惠及儿媳和女婿。他写信给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他还称赞女婿周希哲“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 几乎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子女，但很多父母不会或不善于表达这种爱。其实，有了父母之爱，子女才会充分自信。如果让子女觉得连父母都不爱你了，他不自暴自弃才怪呢。所以说，父母之爱是子女成才的温床。 二、 跟子女交朋友，做“无代沟”老爸 梁启超在子女面前从不摆架子，更无“家长”做派。他尊重每一个子女的意愿和选择，跟他们交朋友，帮他们解决困难，与他们平等相处。 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大一读完基础课，要选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女儿能学这个专业。思庄遵从父亲的意愿，但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课很乏味，怎么也提不起她的兴趣。思庄于是向大哥思成大诉苦水。梁启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对自己的误导深感不安，赶紧写信给女儿，让她自己选择喜欢的专业。思庄于是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次女梁思庄 长子思成在美国学的是美术建筑，本来想着让弟弟思忠学工程，将来好和他合作。但是思忠却选择读自己喜欢的军校。思成一下子担心自己单纯学建筑是否适于谋生。梁启超知道了思成的困惑，便给同在美国的次女思庄去信说：“我从前希望他学都市设计，只怕缓不济急。他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何如？我对专门学科情形不熟，思成可细细审度，回我一信。”从信中我们可以得知，梁启超虽然对思成的专业提出了建议，但只是商量的口气，最后还是让思成自己拿主意。 梁启超生前，只有长女思顺和长子思成成了家。他们的婚事都是他牵线搭桥的，但却不是“包办”。他只是提供认识的机会，最终的决定让子女们自己做出。 像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是至交，在长辈们眼里，梁思成和林徽因算是男才女貌，十分般配。梁启超在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认识时，梁思成才18岁，林徽因才15岁。梁启超说得很明白：你们好好相处，互相帮助，能否更进一步，你们自己定。事实上，从梁启超介绍他们认识，到他们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中间经过了4年的自由恋爱期。 三、 因材施教，充分挖掘子女潜力 梁启超子女众多，他没有一个模子去铸造成才模式。而是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充分挖掘子女潜力，鼓励子女个性发展。这也是他的子女在建筑、考古、火箭制导、图书馆、经济学、军事、文史等横跨文理多个领域学有所成的重要原因。 三女梁思懿 长女思顺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这是梁启超的特长，于是便在家中亲自教她读书，思顺终成诗词名家。 他知道思成国学底子较差，人文学科是弱项，学的建筑又跟人文密切相关，便去信告诫已到美国留学3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 在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热情是最高的。到美国后，他首先选择学习政治。作为一名较为失败的政治家，梁启超对于儿子的这一选择甚为担忧，但他既不干涉儿子的选择，也不放任自流，而是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引导。他在一封信中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 对于思忠的急性子和爱冒险的个性，他谆谆告诫儿子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安逸：“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罢。” 三子梁思忠 但他还不放心，几天后又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谈起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可以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选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四、 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塑造子女完整人格 梁启超曾经在信中跟子女们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在生活中，他也确实是严以律己，以身作则。非常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通过自身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成长，让子女在良好的家风薰陶下不知不觉地成长为社会的栋梁。 除了上面提到的400多封家书的循循善导之外，梁启超还喜欢全家围坐在一起就餐。大家有说有笑，彼此分享见闻，分享快乐的事，也排解疑惑。（这让我想起我2012年访问剑桥大学时，正赶上傍晚就餐时分。看到一群学生穿着哈里波特那种长袍，排队就餐。在长条形的餐桌两边，学生们叽叽喳喳热闹非凡，相互讨论，交流思想。陪同的教授告诉我们，这是剑桥的传统，也是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 四女梁思宁 作为《少年中国说》的作者，梁启超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梁启超就开始给他们讲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孩子们长大后，与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大势，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时事的判断能力。他的9个成年小孩，虽然没有一个从政的，但却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始终紧跟时代潮流，用自己所学为祖国所用。 祖国饱受列强欺凌，三子思忠从清华毕业去美国后，放弃了学工程的打算，毅然入读美国军校，回国后又参加了“一·二八淞沪会战”，十分英勇。可惜他在前线战斗中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患上腹膜炎，没有及时救治，25岁英年早逝。否则凭思忠的西点背景和学识，成长为一代抗日名将也不一定。梁家的两个小女儿思懿、思宁在大学时代就是进步学生骨干，最小的思宁大学没毕业就投奔了新四军。 在子女们的人生选择和大的方向上，梁启超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经常为他们提供指引。例如，1927年大革命兴起之际，在美国学习军事的思忠热血沸腾，急欲回国参战。一向热心国事的梁启超却表现得十分冷静，他虽然认可儿子“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但深知军人不能站错队，否则长途尽失。于是，他详细地帮儿子分析了国内令人失望的复杂政局，苦口婆心地劝说儿子继续深造，不要回国“参加他们火拼”。后来的时局变化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经常在讨论和通信中告诫子女做人的道理： “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 “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五、 子女教育舍得投入，为子女成才提供好的条件 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无论时间、金钱还是精力等方面都是舍得投入。可谓挖空心思，倾其所有，为子女成才提供好的条件。 1926年2月18日，他在《给孩子们书》中说：“寄过两回钱，共一千五百元，想已收。日内打算再汇二千元。大约思成和庄庄本年费用总够了。思永转学后谅来总须补助些，需用多少，即告我。徽音本年需若干，亦告我，当一齐筹来。”梁启超9个子女，有5个赴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再加上还要承担丧父的准儿媳林徽因的留学费用，负担是极重的。但他对孩子们的这笔教育支出，从不缩水，一旦有需求，便“一齐筹来。” 长女思顺曾随父母流亡日本。当时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的学校。于是梁启超就亲自在家教女读书，并专门请了家教教女儿“数理化”，还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 为了充实几个年幼子女的国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让思达、思懿、思宁休学一年，专门聘请他的学生、文史专家谢国桢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习班。内容囊括国学、史学、书法等诸方面。 为使次子思永在考古学上有所提高，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他的考古活动。 次子梁思永 梁思成、林徽因毕业新婚时，梁启超身患肾病，时常便血，家境已不富裕。但为了帮助儿子儿媳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他们取道欧洲回国，一边度蜜月，一边考察建筑。并写信详细介绍了考察路线。 六、 强调生活情趣和人生乐趣，让子女全面发展 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梁启超就说过：“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他从来不要他们“死读书”、“读死书”，也不强求他们出人投地。而是让他们顺其自然，率性发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情趣和人生乐趣。 四子梁思达 在梁启超看来，学业成就，远不如心性、志趣、健康、幸福重要。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 他写信告诫在美国留学的思成：“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二女儿思庄刚到国外，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有点气馁。梁启超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在指点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且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尤其注重心性的养成，“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启超的9个成年子女，没有一个是“书呆子”，都爱好广泛，朋友众多，热心社会活动。像思成在清华读书时，各科成绩优秀，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