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日报见习记者 杨书源
从某些表面现象判断，53岁的刘汉清不算一位合格的专职数学研究者——比如，他把亲手写下的十几页论文手稿弄丢了。
那份完成于1989年的手稿，是他30多年坚持“数论研究”的唯一书面证据。
“丢了难道不正常吗？我的研究已经停了10年。”刘汉清口吻轻巧。
果真如此云淡风轻？在江苏泰州的戴南镇双沐村，刘汉清为数学“着了魔”是家喻户晓的——30多年前，作为村里第一位大学生，他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肄业，原因是痴迷数论而放弃了本专业课程。回村后，他将自己关在屋里继续研究。至今，他未成家，也没有做过除了“数论研究”外的任何一份工作，靠村里“破格”给的每月400元低保过活。
这段毫不光鲜的个人史，在今年6月初被他在泰州一家报社任总编辑的高中同学翟明发动媒体朋友“曝光”了。
“害怕他如此不为人知地生活下去，会老无所依；另一方面也想为他30多年不能释怀的研究找一点出路。”翟明坦言，他还计划通过轻松筹平台给刘汉清办一份商业养老保险，解决未来生活保障。
一时间，刘汉清家的破败平房，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络绎不绝。当年帮他将论文译成英文的高中同学陈国营，发现早年硬盘还保留着英文版的论文。
由高中同学发起的修补危房的工程开始了。
手机：“外面的世界”
6月6日，刘汉清收到了一生中第一台手机——700多元的国产智能手机，是村民筹资买的，为了帮助他和“外面的世界”建立联系。
同日，他的高中同学们请来的施工队，把他家缺了一个大口子的芦苇杆制屋顶扯下，上了瓦片。屋里的东西还来不及改头换面，除了吊扇、灯泡、破电视，找不出第四样电器。
白天，刘汉清坐在厅里临时用木板搭成的“床”上玩手机。一旁矮凳上放着价位相差悬殊的香烟：数十元一包的中华是同学买来的，5元一包的黄果树是自己买的。
两天后，刘汉清掌握了这部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他第一个加的微信好友是翟明，翟明是刘汉清辍学后在戴南镇上唯一联系的老同学。“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就疯掉了。”刘汉清告诉记者。
1980年，时年16岁的刘汉清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热处理专业录取，成了双沐村第一位大学生。
6月初第一篇报道发出后，翟明建议刘汉清看看各大网站转载后的网友留言。刘汉清拒绝了这个倡议：“还是眼不见为净。”
“我猜测人家对我的态度，负面多一点。”刘汉清觉得这是他“走红”的原因。
如今在美国工作的陈国营在微信里提醒刘汉清：不要随便打开手机上的视频，4G流量用多了，话费是天文数字。刘汉清被吓住了，把手机拿拿放放，不敢一直用。
刚用微信不久，刘汉清被第一批来探望的高中同学拉入班级群。
“我们一起给刘汉清捐款吧。”一位女同学在群里倡议。刘汉清立刻回应：谢谢爱心，捐款不必了。
当年的团支书翟明政留意到这个细节，将“捐款”改成“爱心互动”。这次刘汉清默认了。
在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的大学同学翁一武和另一位大学同学也来了。刘汉清随手从烟盒抽出一支黄果树，想给在企业做高管的大学同学点上，那位同学摆手推辞说“不抽烟”。刘汉清一个劲往同学手里塞。
翁一武见到刘汉清后，被此前报道揪着的心反倒放下了。他告诉记者：“汉清对生活很坦然，不必用世俗的眼光说他没成功，这只是他的生活选择，我尊重他。”
刘汉清说自己和大学同学心照不宣，基本不提他的“数学研究经历”。
有大学同学在微信群里提议刘汉清去北京参加聚会，刘汉清先是一口答应，还请记者帮忙在网上看看硬座票价。可没过半天，他变卦了。
“不去，不是因为不关心，而是怕打扰他们。”刘汉清解释。
在手机百度的搜索引擎里，他一次次输入大学同学的名字。他说，同学们应该“都混得不错，可以搜得到”，“但就因为这样，相处更加应该有分寸，别给他们添麻烦”。
肄业：教授为之落泪
几位高中同学合计着，要给刘汉清物色一份“脑力劳动”的工作。
刘汉清在微信群里表态：“有合适的工作就接受。”但究竟哪种工作合适，他还没想好。
除了数学研究，他唯一构想过的工作是“优秀的工程师”。
1980年，刘汉清考上哈工大，仿佛印证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教育理念的成功。“小孩子就应该读书，不用管太多别的。”
刘汉清从没做过丁点农活，这在村里同龄人中实属罕见。
上小学时，他因为天资聪明跳过级；初中在乡上念，100多人里常考第一；上高中后，他把读书看得更重了，现在依旧会津津乐道当年因个矮坐在第一排，“看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很清晰”。
他下课很少去玩，都在座位上学习，至多匆匆上个厕所——这是高中同学对他的普遍记忆。
高二时，有位同学拿来徐迟的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刘汉清回忆：“一口气读下来，文中的陈景润为了自己认定的事情，竟然能坚持到这个程度。”
很多人以为刘汉清研究数论，是因为受了这部报告文学的影响。但刘汉清否认了这种说法。究竟为何痴迷？他自己却也难以说清。他告诉记者：“因为数论里的很多东西是美的，数字、数字规律是有美感的。”
刘汉清第一次高考落败，决定复读。据母亲刘加红回忆，比刘汉清小2岁的弟弟成绩也好，第一年高考时只差一分，权衡再三后放弃复读，全家一门心思供刘汉清读书。
大学前两年，刘汉清曾在宿舍陈述理想：当一位优秀的工程师。
大三，他在翻看一些数论的书后迷上了这“数学中的皇冠”。他不再去教室上专业课，而在图书馆、寝室研究数论。
大四，他挂科过多而留级。据翁一武回忆，当时学校其实重视刘汉清的数学研究，对这种钻研精神持肯定态度。校领导为刘汉清找来数学系老师，交流过后，老师的结论是：刘汉清的数学推论方式存在问题。
在留级的那年，刘汉清获得了去数学系旁听的机会。他依旧毫不理会专业。当时在东南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陈国营来看他，记得“上课时间，刘汉清就痴坐在宿舍演算数学”。陈国营奉劝一番后，刘汉清并不表态，温和地送走了陈国营。
回忆起来，陈国营对“勇于攀登科学高峰”记忆犹新。他推测，当时刘汉清把数论当成了一辈子的“峰”。
刘汉清从学校肄业了。离校时，看重刘汉清的一位女教授落泪了。这实在是位特殊的肄业生：他钻研学术，却因此未能毕业。
当记者问起当年为什么不努力通过本专业课程时，刘汉清的回答让人意外——
“我必须把原来的专业忘光，因为那是杂念，对数学研究有害。”
围墙：要研究，不要“安身立命”
6月14日，刘汉清家终于像村里其他人家一样，砌了围墙。
但村里人觉得，自刘汉清30多年前回村，他心里那堵墙比任何一堵围墙都要高。
刘汉清回村没多久，就嚷着换房间——他原来住西面近村道的房间，但“研究数学受不了嘈杂人声”，要把房间搬到东面。
从此，足不出户。头几年，村民们觉得他真的可以“出成果”，因为他毕竟是大学生。
随着时间推移，质疑逐渐出现。刘汉清对家中一切事务不闻不问，彻底成了需要父母照料的“大孩子”。不过刘汉清说他也做饭，仅在父母农忙时才会代劳。
至于为何不做农活，他的理由简单：“我不会，他们也不需要。”他告诉记者：“刀耕火种，算不上学问。”
刘汉清家厨房一侧，堆满空酒瓶。10年前他的父母开始捡瓶子贴补家用，每个月可增收五六元。
今年，是村里“破格”将刘汉清划为低保户的第5年；30多年，这家人成为村中唯一一户至今只吃早晚两顿的人家。
母亲刘加红今年76岁，她看着络绎不绝来探望儿子的人，抹起眼泪说：“他要是像你们一样就好了。”
刘加红说自己不责怪大儿子，“他要学习，学习总不是坏事”。
刘汉清刚肄业回村时，母亲曾劝他去找工作，他把母亲轰出房间：“你懂什么？”
每次家里来人，刘汉清就会把数学书合上，他不想让村里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段时间他出远门的唯一理由，就是去扬州的新华书店买数学参考书。
“他房间里那盏只有3瓦的灯泡，不管白天晚上一直亮着。房间里除了书什么也没有。”和刘汉清一起长大的村民王怀本说。
翟明第一次受陈国营之托去找刘汉清时，是他回家的第3年，头发已长到肩膀。翟明害怕刘汉清长此以往精神状态会出问题，就常请他去镇上家中小住。他在翟明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
在翟明记忆里，除了不下百本的数学资料，刘汉清这些年最看重的“杂书”只有两本。一本是艾略特的诗歌集，有首诗叫《小吉丁》，刘汉清非常喜欢。可他又摇头说，忘了当时最喜欢的诗句。
另一本是尼采的哲学著作。刘汉清觉得那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人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可他同时又说，相比尼采，现在自己更喜欢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比如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个听上去实在”。
当记者问尚未解决温饱的他自我定位在哪个需求层次时，他又改口了：“这种理论在实际中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
上世纪90年代初，兴化一位领导听说刘汉清的事后，想要帮他介绍既能研究又能“安身立命”的工作。他把刘汉清推荐到效益不错的刃具厂，可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刘汉清去看了，却没接受。他说，没想到是生产线上的岗位，非常嘈杂，会影响研究思路。
论文：被搁置，“被嫌是'个体户’”
刘汉清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数论研究论文，终于在1989年写成。此前，他连毕业论文也没写过。
1989年3月，在美国留学的陈国营突然接到刘汉清的来信，信中言辞意气风发：我的研究出成果了，别人的都是瞎扯！
刘汉清请陈国营帮忙译成英文，在当时美国的大型局域网公布。作为外行，陈国营对刘汉清的研究并无把握，网上聚集了不少专家教授，倒是可以当论文“前途”的试金石。可论文仅仅收到三四个人的回复，其中一位是芬兰的工程师，对论证过程提出疑问。
翟明不满意这样的结果，带着刘汉清去北京找专家。由于常年在封闭环境中生活，刘汉清的体质很差，火车一到济南就犯了红眼病，到了北京“双眼几乎肿成两个桃子”。
刘汉清被翟明留在宾馆，翟明带着论文去了中国农业大学数学系教授潘承彪家中。翟明记得潘教授对“没有数学专业背景”的数学爱好者很防备，勉强收下论文后，没过几天就退回，并提出“第5页有一处没有论证清楚”。
“我难道真的需要按他提示补充吗？那些地方，一眼可见，不必论证。”刘汉清说。
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完全灰心，又投了当时颇有分量的两本期刊《数学通讯》和《中国科学》，没过多久也被一一退回。
“本来就没抱太大希望。大概被嫌是'个体户’。”刘汉清说，此后他再没给学术期刊投稿。
刘汉清说他得了焦虑症，每天能入睡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2006年前后病情较重，他每天吃超量的安定片，一次性干吞。
他推测是“研究得太狠了”。最近10年，他决定什么研究都不做，就在村里闲逛。
“有时我有翻开数学资料的冲动，但我告诉自己要克制。”刘汉清对记者说，如再钻研数学，就对健康不利。
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邻居告诉记者，他现在下午偶尔会和村里年纪大的人打牌。
5年前，刘汉清被村里一位同龄人带去镇上网吧。打开电脑那刻，他马上点开新闻，因为“很想知道一些外面的事”。后来，他偶尔去镇上上网，内容不外乎是两项：看新闻和看视频足球比赛。
因此，这些年刘汉清并不算是完全与现实脱节，“苹果电脑和乔帮主”作为谈资从他口中无误蹦出。
3年多前，他忽然开始洗衣服，他对记者称：“嫌母亲洗得不干净，自己是完美主义者。”
他的生活看上去越来越正常了，但在翟明看来，“这可能是他对研究成果被外界认可越来越绝望的表现”。
“民科”：“此路不通”，出路在哪里
刘汉清说，总有人误会他和很多“民间科学家”一样研究的是哥德巴赫猜想。
他解释：“我研究的是素数在自然数中的分布规律，研究了一个公式，运用公式能解决数论中一些未解决的难题。而哥德巴赫猜想，用公式可能被证明。”
刘汉清是去年在镇上上网时看到“民科”这个词的。他告诉记者：不想归入其中，“因为这个称呼是贬义的，代表了被专业人士瞧不起”。
自论文成稿，刘汉清几乎没有做过任何重大修改，因为“没机会找到合适的人来指导，而过去那些修改意见也没有太多含金量”。
陈国营找到英文手稿的事无疑给了他一支强心剂。刘汉清最近几天告诉翟明：等3个月后恢复元气就重拾论文，预计半年可重现，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也可补充完整。
“即使哪天我愿意去打工了，我也不会忘记数学，因为数学就是我的心，心挖了，人还能活吗？”这是刘汉清留给记者的“自我告白”。
刘汉清这种常人看来的狂热，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眼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实存在某种“典型性”。
记者找到当年帮刘汉清看过论文的潘承彪教授，他对刘汉清的手稿毫无印象。
当年潘承彪接到了无数数学爱好者送来的论证。最初十多年，他会耐着性子看。“这些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或相关命题的人，99%不是数学专业的，多数人对基本的数学方法也不了解，一看就知推论过程不对。那段时间，我一份有价值的研究也没有看过。”
1992年，中科院数学所特意邀请了多家媒体，召开向公众解释哥德巴赫猜想的记者招待会。数学所所长杨乐主持，潘承彪也参加了。他记得，王元、杨乐、杨东屏等科学家都告知公众，不要再试图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在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内都难有大的突破。
回头看当年，潘承彪觉得自己的做法并无不妥。“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民间科研力量，仅指在包括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数论著名猜想上，民间数学爱好者'此路不通’。”
“我期待数学界有人帮刘汉清仔细看论文。这无论如何是对他人生的一种交代。”翟明说这是他最想替刘汉清呼吁的。
曾帮刘汉清找工作的领导今已退休，报道唤醒他的记忆，他给刘汉清送去一台全新的台式电脑并说：“关于数论，你可以再钻下去，也可以放弃。没有人会责怪。”
这位老领导告诉记者：“我心里清楚，此类研究成功概率很小，但我帮助他并没有以结果为导向。就像是冠军只有一个，却依旧有那么多人去努力。”
“真正让这些民间研究者困惑的，实质上也包括主流科学界对于他们的认同。既然要获得认同，那么在进行研究时首先就要接受你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内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江晓原说。
“假如时间倒退30年，您还会坚持数论研究这条路一走到底吗？”同行的记者问刘汉清。
他摇摇头笑了，说提问本身就“有点荒谬、有点傻”——“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假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