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一词杂谈
“哲学”一词的由来。
在古代东方是没有“哲学”这个名词的，“哲学”一词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1874年日本起蒙家西周，在《百一新论》中，首先使用汉文“哲学”来翻译英语philosophy一词，西周最初把“philosophy”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取宋儒周敦颐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将“philosophy”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有学者就此认，“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不是“中西文化会通会”，而是西周对中西文化个人之理解后，在其词语上之外接。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西周这一译称介绍到中国，王国维虽然不同意这种“译称”，在1903年明确提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但“哲学”一词终被学界采纳一直使用到现在而被定格。在对“哲学”一词的日常使用中，各个使用“哲学”一词的内容不同，从而又导致这个名词概念混乱不堪:“哲学”常常与处世学问、宗教信仰、统治术、权谋术、易经算命等等概念相混淆，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就是其概念混乱之代表。
西方哲学因为没有找到世界之本源（本体）是什么？从而未形成“哲学本体论”，所以西方哲学没有形成哲学体系，从而没有统一“哲学基本概念”，对其“哲学”一词定义是模糊的。在美国哲学家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中虽然提到了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哲学家像欧文，对马克思却只字未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虽提到马克思，他说他讲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是对西方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学界认可的西方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逻辑一词与“哲学”一词的关系
逻辑一词源自古典希腊语(logos)，最初的意思是“词语”或“言语”，就是语言的工具。在“思维”或“推理”这逻辑一词基础上赫拉克利特最早用“逻各斯”（希腊语为λογοσ）一词谈哲学，亚里士多德用“逻各斯”来表示事物的定义或公式，“逻各斯”一词从犹太教到基督教领域运用非常广泛，成为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
逻辑一词之“逻”字，《说文》逻“巡也”1.巡察，2.遮拦：“蛛蝥结网工遮逻”。“辑”字，指聚集，特指聚集材料编书：辑录、辑要、辑逸、编辑。由此可见，在传统汉语中没形不成“逻辑”一词，“逻辑”一词是外来语。逻辑一词传入中国，是在1902年严复译《穆勒名学》，将其意译为“名学”，音译为“逻辑”而来的。因为该词是由日制汉语“伦理”一词分拆而来，所以日语还把它译为“论理学”，这就是现在汉语中逻辑一词之来历。
“哲学”一词的演变。
哲学（英语：Philosophy，源于希腊语：Φιλοσοφ?α），按照词源有“热爱智慧”的意思。在学术界里，对于哲学一词并无普遍接受的定义，也预见不到有达成一致定义的可能。就西方学术史来说，哲学是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涉及等概念。早期，哲学衍生出科学。后来，哲学成为与科学并行的学科。哲学一词之演化：从理性存在物本身出发，去寻找理性的本质（本源）以及自存与世界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哲学与科学从其并列转为凌驾科学之上，是对科学的升华。这种华发表现在科学是对其相对“具体”事物之认识，而哲学则是对其相对“抽象”事物之认识，所以被理解为虚无缥缈的理论，发现并去证实其“抽象”事物存在，于是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是哲学发展历史上的两大主题。
“哲学”一词的内涵。
狭义上逻辑既指思维的规律，也指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即逻辑学。广义上逻辑泛指规律，包括思维规律和客观规律。逻辑包括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于是广义上逻辑逻辑通常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规律，事物的完成的序列。2、事物流动的顺序规则。3、事物传递信息，并得到解释的过程形式逻辑。广义上之“逻辑”于是与当今中国“哲学”一词同流，当今中国学界就此认为，“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并认为：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所以中国现在哲学离不开逻辑学。从“认识宇宙整体”这一观点看，哲学是对“宇宙整体”研究之学，对“宇宙整体”研究之学应是“综合”研究之学。相对于“宇宙整体”研究之外学的“科学”，则是在哲学对宇宙的定性、逻辑的基础上“分科”认识宇宙中的各部分，即万事万物的定量变化规律的学问，这种“分科”研究就叫“科学”研究。“分科”越来越细而越来越多，于是就将“分科”之学分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类。在这种对“分科”归类时，又将哲学划归社会科学，这个社会科学之属的哲学则又成变成了认识宇宙中“某一部分”的“科学”。哲学究竟是“认识宇宙整体”的综合之学，还是认识宇宙中“某一部分”分科的“科学”？在此明显不能自圆其说，与这个“整体”明显不相符
哲学凌驾科学之上的综合之学，顺理成章。
当今中国学界还给哲学下一个定义：哲学是有严密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它研究宇宙的性质、宇宙内万事万物演化的总规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这一定义是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根本。由此可见：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宇宙内万事万物演化的“总规律”的基本问题，而所有分科之学的科学，不是研究的其“总规律”而是其分科所属之部分“规律”，“总规律”又统率其分科所属之部分“规律”，所以才公认为“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是顺理成章的。
“哲学”一词使用之混乱。
在学术界，“哲学”一词又有狭义与有广义之分，狭义指前述“哲学”一词。广义的哲学是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的具体定性研究，这些问题多与实在、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等有关。于是出现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分，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别。把中国哲学划分为中国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国古代哲学，又划分为儒家哲学，道家哲学，易经哲学，还有什么宗教哲学，并分别与之研究。这种划分与研究，就是综合之学的哲学，变成事实上的分科之学的“科学”。这就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一词之依据。由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一词，源于“哲学”一词使用之混乱而致。
东西方“哲学”之差异
Φιλοσοφ?α/Philosophia（哲学）是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人创造的术语。希腊文Philosophia是由philo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ein是动词，指爱和追求；sophia是名词，其指智慧。希腊文Philosophia的含意是爱智慧，爱智慧这个动宾词组表述和界定的事情或事物，即是人类为了提高认识思维能力，为了更有智慧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这就是西方“哲学”一词之来历。从西方“哲学”这一动宾词组所组合之名词，其“爱智慧”之内容构成看，西方“哲学”是“智”者的的学问。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先哲”一词而无“哲学”一词。“先哲”是尊称已经死去的有才德的人，即先世的圣人。有“德”先世的圣人是遵从的是自然之道。所以老子哲学才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尚书大传》学,效也，朱子曰：学之言效也。汉字所组“哲学”一词，这个宾动词组之名词，就是效法其自然之道。这个自然之“道”就是其哲理。《说文》哲，古文从三吉(嚞),字亦作喆。作悊。哲从心之悊后才演变为从口之哲，哲从心之悊是心领神会为“悟”，“悟”是“慧”之体现。中国传统哲学是效法自然之“慧”者的学问。学界对传统汉字“智”“慧”不分而连用，“智慧”被定为“智力”，所以才认为“智慧”是构成智力体系的基础，所以“智慧”等“聪明才智”。由于汉字变味，导致人们对“智慧”二字认得识不得，是因不对智慧”二字从其只知“形象会意”去识别，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智慧”二字不但各有所，而其意思对立相反，这两个意思对立相反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名词。知此，就知什么是中国古代哲学，并能读懂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论“道”之哲学，把世界之“物”分为表象和本质，知其事“物”之表象者为“智”，领悟其事“物”之本质者为“慧”。事“物”之表象为“智”可知为“智”，“智”通知，事“物”之本质不可知为“慧”，“慧”通悟。事“物”之本质不可知为“阴”，事“物”之表象可知为“阳”，“阴阳”是事“物”一体两之象征。所以“阴”不等于“阳”，知不等于悟，“智”不等于“慧”，是各有所指。西方哲学没有找到主宰这个世界的本质，其所谓的“本质”，仅为事“物”之表象中深层次的东西而已。
中国古代“哲学”是简易之学
中国古代论道之“哲学”，论的是物之“质”，老子所论“道之为物”中的这个物之“质”，就是主宰这个世界的本质，并以此构建其“哲学本体论”。《老子》第一章中“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一句中，论的物之“质”与物之“象”之关系，并体现出物之“质”主宰这个世界物之“象”。“无名”之常道永恒不变为“道体”，“有名”之非常道变动不居为“道用”，这就是“道体”决定“道用”的“道之体用关系”，并由此展开对这个世界认识之论述。《老子》第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体现了“道之层次关系”：道生一之“道”为原始之“道体”，道生一之“一”为原始之“道用”，次生的“道体”。一生二之“二”为“阴阳”，是物之一体两面象征，“阴”象征物之“质”的“道体”，“阳”象征物之表“象”的“道用”。二生三之“三”为“阴阳”之连接，统一英不可分之“阴阳”，行使主宰这个世界之职权。正因为“三”主宰这个世界运行，万物之变化才有序进行，世界运行如无序，“三”就不可能生万物，无序变化之事物是不存在的。所以《老子》第四十二章是对第一章“道之体用关系”之阐释。一生二之“二”为“阴阳”，老子用“无有”二字取代“阴阳”二字，所论的“无”就是指象征这个世界本质的“道体”，所论的“有”就是指象征这个世界的物之表“象”“道用”。中古代哲学其基本的哲学术语，就是“道之为物”中的这个物之“质”的“道体”“无”(阴)，和“道之为物”中的这个物之表“象”的“道用”“有”(阳)这么两个基木的哲学术语，就把这世界的一切概括完了，所以中国古代哲学是简易之学。
中国现代“哲学”是繁琐之学。
而源于西方哲学的中国现代“哲学”，则是繁琐之学，前面所论的就是其“繁琐”之体现。中国古哲学是建立在其“本体论”基础之上的，主宰这个世界之本质的这个“本体论”只有一个，“万物归一”所以它简单并容易掌握，因而是简易之学。西方哲学因其无“本体论”，是建立在其它科学基础之上的，认为“自然科学是哲学发展的工具”，其它科学因其分科过多，自然显得繁琐，从而导致“哲学”与“科学”混杂其间，使其概念不清难以分辩。正是这一原因，才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含糊不清而习以为常的不堪之混乱局面。类以“哲学社会科学”这种似是而非的学术术语概念比比皆是。
中国现代哲学认为哲学研究对象：整个实在界，任务：揭示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作用：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具体科学研究对象：科学研究对象：某一个特定领域，任务：揭示某个特定领域的规律。①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②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就是哲学与科学的辨证关系，这种所谓的辨证关系无形之中成了繁琐之学。所以古希腊哲学家通过问问题来进行哲学实践，他们所提的问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这些问题分别形成了哲学的几门主要学科：形而上学（Metaphysics），逻辑学（Logic），认识论（Epistemology），伦理学（Ethics）以及美学（Aesthetics）。
当今中国哲学研究对象是“整个实在界”，就注定其是繁琐之学。只有物之表“象”才可感之，可感之的物之表“象”才“实在”，这个“实在界”是“知无涯”的，所以注定其是繁琐之学。事物之本“象”因可感之，被当今中国哲学认为不“实在”，而中国古代哲学则认为它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实在”，注定其是简易之学，只需解决物之表“象”与物之本“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行了。
中国有无“哲学”之争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其运用“道之哲学原理”论事时，因忽视其“道体”，所谈之“道”是“外道”而非“内道”。“外道”也是显得繁琐，从而导致“鱼龙混杂”其间，致使秦汉以来，人们找不到中国古代哲学之“道体”，从而不知什么是“道体”。魏晋时期研究老庄“玄学”的王弼，虽然主张“以无为本”，但不知什么是“道体”而说不清。正因为王弼说不清这个“道体”之“无”，无法论证其“以无为本”，所以王弼死后不久，晋裴頠就以“祟有论”否定王弼的“贵无论”。之后的学者就用有形之物“体”，取代老庄无形之“道体”，从而将中国古代哲学彻底埋葬。
西学东渐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就源于此。承认中国古代的“外道”哲学，就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外道”哲学，就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外道”哲学的理由是，怀疑中国古代的“外道”哲学的“合法性”。
这个“合法性”源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认为，“中国之哲学，多属于人事上，国家上，而于天地万物原理之学，穷究之者盖少焉”；“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直译的philosophy，其函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梁启超因不认中国古代哲学，他这种“中国之哲学”之误解，造成对后世的误导，才有今天人们对为对“中国之哲学”之茫然。王国维在1904、1905年作的《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和《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提到：“盖吾中国之哲学，皆有实际的性质……皆以实用为宗旨。”“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斯可异已！”“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伦理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王国维最终用“哲学”二字解读国学中有哲学思想，但他所说的“纯粹之哲学”，就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那种“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如果以这种“纯粹之哲学”为哲学的惟一标准，那么中国哲学就会发生“合法性”的危机。这种“合法性”的危机，是中国有无“哲学”之争的根源。
张贷年先生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学术界近年提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套中国哲学之“方圆”，也就是针对“以西释中”或所谓“汉话胡说”的问题。
“以西释中”的“汉话胡说”，是“西体中用”之必然，以“西体中用”之“汉话胡说”，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打胡乱说”，中国有无“哲学”之争，及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置疑，就是对传统文化典型的“打胡乱说”之体现。
中国有无“哲学”之根源在于，古今中外无人看懂象征宇宙模型的太极八卦图，从而读不懂老庄之经典，找不到主宰这个世界的的本质是什么，从而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哲学，而不知中国是否有哲学。306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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