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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解读

 古风泊客 2020-10-24

【楚辞概述】

作者简况

楚辞目录

关于楚辞

【文学贡献】

【解读楚辞】

【比较诗经】

  [楚辞概况]

(一)《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也叫楚词。楚辞者,楚人之辞也,原本为楚地的歌谣。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充分地汲取、吸收楚地歌谣的营养和精髓,创造性地撰写出《离骚》等千古流芳的鸿篇巨制,而且,后人纷纷学习和仿效,名人名篇不断产生,使之成为一种特点鲜明的文学表现形式,这种文体通称为“楚辞”。

(二)《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

屈原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的文学作品。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三)《楚辞》的首次编纂者是西汉的刘向。

刘向在《楚辞》中收录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等人的辞赋及自己的作品《九叹》,共计十六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其中,收录屈原诗作八卷二十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八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

(四)《楚辞》的主要注本。

1,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2,南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

3,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

4,清初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5,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

[作者简况]

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汉族,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天才而浪漫的诗人,失败而伟大的政治家》,试图用五句话来评介屈原。

第一句话:屈原是天才的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也就是“词赋”文体。

第二句话: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第三句话:屈原是失败的政治家。

第四句话:屈原是虽败犹荣的伟大的政治家。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人。

第五句话:诗人屈原与政治家屈原是不可分割的。

其他作者:

宋玉,名子渊,相传,他是屈原的学生。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好辞赋,与唐勒、景差齐名。所作辞赋甚多,今多亡佚。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他而来。

景差,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提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作品今有《大招》传世。

贾谊(前200--前168年),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即有才名,二十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感歉疚,三十三岁忧伤而死。贾谊的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淮南小山,西汉淮南王刘安的一部分门客的共称。今仅存辞赋《招隐士》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招隐士》当是其中仅存的一篇。此篇始见于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题为淮南小山作,然而萧统《文选》则题刘安作。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西汉辞赋家。汉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直言进谏,但始终不得重用。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写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封泰山》、《责和氏壁》、《试子诗》等著作,后人汇编为《东方太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晋人夏侯湛写有《东方朔画赞》,对东方朔备加称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书写刻碑,名《颜字碑》。

严忌(约前188--前105),西汉初期辞赋家,人称“严夫子”,有辞赋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借哀叹屈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情。

王褒,字子渊,西汉人,文学家,生卒年不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写有《甘泉》、《洞箫》等赋十六篇,与扬雄并称“渊云”。

刘向(约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

    [楚辞目录]

卷一:《离骚》;

卷二:《九歌》

《九歌东皇太一》、《九歌云中君》、《九歌湘君》、《九歌湘夫人》、《九歌大司命》、《九歌 少司命》、《九歌东君》、《九歌河伯》、《九歌山鬼》、《九歌国殇》、《九歌礼魂》;

卷三:《天问》

卷四:《九章》

《九章 惜诵》、《九章涉江》、《九章哀郢》、《九章抽思》、《九章怀沙》、《九章思美人》、《九章惜往日》、《九章橘颂》、《九章悲回风》;

卷五:《远游》;

卷六:《卜居》;

卷七:《渔父》;

卷八:《九辩》;

卷九:《招魂》;

卷十:《大招》;

卷十一:《惜誓》;

卷十二:《招隐士》;

卷十三:《七谏》

《七谏初放》、《七谏沉江》、《七谏怨世》、《七谏怨思》、《七谏自悲》、《七谏哀命》、《七谏 谬谏》;

卷十四:《哀时命》;

卷十五:《九怀》

《九怀匡机》、《九怀通路》、《九怀危俊》、《九怀昭世》、《九怀尊嘉》、《九怀蓄英》、《九怀 思忠》、《九怀 陶壅》、《九怀株昭》;

卷十六:《九叹》

《九叹逢纷》、《九叹 离世》、《九叹怨思》、《九叹远逝》、《九叹惜贤》、《九叹忧苦》、《九叹 愍命》、《九叹思古》、《九叹远游》;

卷十七:《九思》

《九思 逢尤》、《九思怨上》、《九思疾世》、《九思悯上》、《九思遭厄》、《九思 悼乱》、《九思伤时》、《九思哀岁》、《九思守志》。

赏析

关于楚辞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我国诗歌中是一颗彪炳千古的清亮的大星。《楚辞》也因而成为继《诗经》之后中国诗史的又一次顶峰之作。让我们永远铭记屈原吧:苍劲是他的音,苍老是他的身,沧桑是他的心,但他对故土的爱却一直没变,还是那纯洁的初心。

当才华遭遇潜规则,当傲骨被碾成尘埃,当真情换就成筹码,还有谁能把憔悴的枯颜赌向那不可挽回的年代。他走得那样决绝,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是他冥冥中的谶语——执著的信念永不改变——即使是死亡。人生一世,竟是为了溺水这一瞬。千年的流水载着愁思,汨罗江中映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他卧水而眠——不是与一切告别,是灵魂对空明境界的奔赴。汨罗江的诀别,一袭白衣,铸成《离骚》风华绝代。

屈原依照前贤坚持正道,可叹历尽磨难令人心寒,却遭怀王疏远,不为世人理解,他只有“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尽管路途坎坷艰辛,处境尤其孤独,但诗人愤世宁折不弯的意志不变,坚持正道的决心和忠信的崇高情操不变;拳拳的爱国之心不变。虽然遭到流放,虽然明知楚国奸臣当权,屈原始终不愿意离开楚国,游宦他乡。屈原遭到放逐时,曾形容枯槁,颜色憔悴地行吟在湘江边上。渔夫问他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他说,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屈原的一生是忧愁抑郁的,他忧的是国,虑的是民,他为他的国家和人民而死,毫无悔恨地死。

一部《楚辞》,屈原为国为民、刚正不阿的形象跃然纸上,闭目沉思,他是那样清晰的站在高山之颠,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敬仰。通篇贯穿着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力量,散发着改天换地、浪漫主义的雄浑诗韵和耀眼光芒。

《离骚》作为《楚辞》的源头,读来总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洋洋洒洒的长诗,个性鲜明,想象奇特,语言斑斓,意境苍茫,诗韵源远流长。任人穿过千年历史的帷帐,去触摸那汨罗江畔带露的文字,任蒹葭苍苍结成溯流的兰舟,踏向那久违的圣地。太史公在《史记》中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志洁高雅,萋萋芳华,屈原低吟浅唱,走在楚国的衰亡之路上。

岁月太长,时光空隔,《楚辞》在流光溢彩的今天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理解起来也太艰辛,它不是都市丽人们手中的玩物,不如《孙子兵法》一般可以成为商战的法宝,不如老庄让人回想,没有孔孟的地位,它是一个孤独而干净的灵魂,期待着那些沐浴而歌的心灵,去完成穿越时空的对话。

附:

王逸叙曰: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着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着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班固离骚赞序:《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寤,信反闲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

刘勰辨骚: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故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沈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而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之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词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振,百世无匹者也。……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怀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任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焰,难与并能矣。自《九怀》已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眄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九歌》: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九章》: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

《远游》: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

《卜居》: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卜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渔父》: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闲,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九辩》: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暗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招魂》: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大招》: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闷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己之志也。

《惜誓》: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古者君臣将共为治,必以信誓相约,然后言乃从而身以亲也。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

《招隐士》: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

《七谏》: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

《哀时命》:严忌与司马相如俱好辞赋,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

《九怀》: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史官录第,遂列于篇。

《九叹》:刘向博古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

《九思》:王逸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

真正的经典,不是那种说“我看过”的作品,而是那种说“我又看了”的著作。

佚名

赏析

/文学贡献

骚 体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作家们。”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的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等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者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

赋 体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关于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种说法,从大的方面,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分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了最典丽优雅的榜样,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

诗 歌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的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

文学特点

(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

作者的诗风,充分体现浪漫二字的精髓,使诗歌始终充满幻想、充满幻境、充满幻象。铺陈、铺叙、铺展,夸张、夸饰、夸诞,张扬着奇幻不拘的想象的翅膀。

(二)篇幅较长,抒情充分。

与《诗经》相比较,《楚辞》的诗歌,篇幅大大地增长,体式变得自由洒脱,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这些,有利于诗人尽情、尽兴、尽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三)源流清晰,产地明确。

《楚辞》源于楚地的歌谣,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楚地的方言词语、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等尽入其中,使《楚辞》深深地烙着楚文化的印记。

(四)虚词叹语,标志鲜明。

《楚辞》大量使用“兮”字、“些”字作为诗歌中的虚词叹语,强化了抒情效果,这是《楚辞》的一个显著特点。

佚名

赏析

/解读楚辞    

《楚辞》是汉代刘向所编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辞》包括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后代人悲悯和模拟屈原的作品。从宽泛的意义说,把《楚辞》理解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说错。《隋书·经籍志》指出:“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不朽的诗篇;屈原的作品体现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说《楚辞》情兼雅怨,文极声貌,影响深远,并对历代读楚辞人的境界做了分类:“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这是说读者如果仅仅从楚辞中学到艳辞、山川、香草之“奇”之“华”,这不过是掌握了《楚辞》之末,而《楚辞》之本在于“鸿裁”,即其“贞(正)”与“实”。《楚辞》忠实地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怀,是屈原及楚辞价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辞才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

读《楚辞》,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没有屈原,就没有《离骚》这样的作品。而《离骚》在楚辞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后代有人把《离骚》称为《离骚经》,其他作品都称为《离骚经》之传。如果从《楚辞》中其他作品都体现了如《离骚》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价值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1922年胡适发表了《读楚辞》一文,他认为,《楚辞》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传说,进而才能推翻《楚辞》作为“一部忠臣教科书”的不幸历史,然后可以“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家之可以有恢复的希望”。胡适意欲把《楚辞》停留在“文学兴味”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层面,显然是受来自于西洋的“文学”学科概念的影响。如果以此观念阅读《楚辞》,《楚辞》就只剩下刘勰所批评的艳辞、山川、香草之“奇”“华”了。相对而言,梁启超先生对屈原的理解,对我们认识屈原和阅读《楚辞》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题为《屈原研究》的讲演,梁启超认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又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因此,屈原的自杀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启超强调屈原作品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这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价值取向的观点。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重要政治家,对屈原的把握,离不开屈原的政治活动。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动轨迹,才能准确把握屈原作品的内涵。屈原的价值,体现为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结合。屈原的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所带来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与沮丧,希望与失望。屈原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我们又是通过屈原的作品了解的。如果没有屈原的作品,我们就无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没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会创作这些作品;即使创作了作品,也可能没有机会流传下来;即使侥幸流传下来,也可能不会有这么久远的生命力。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的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是《楚辞》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力量源泉。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随着晋国的分裂,楚国的衰落,春秋时的晋、楚两极世界变成了秦国独大的一极世界。《史记·秦始皇世家》载山东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国请服,弱国入朝”。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也正因此,屈原给楚王提出的联齐抗秦、杀张仪以泄愤,不去武关会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怀王都不敢接受。

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环境和想有所作为的人生理想的纠结,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屈原悲剧命运的根源。

战国时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如何适应社会的蜕变,成了这个时代弄潮儿们追逐的目标,战国时期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体现这个特点。法家、纵横家的成功,在于他们放弃自己的坚守。而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体现了他坚守底线的人生境界。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坚守的政治家的样板。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对诸侯权臣的邀请,不为其所动,《论语·阳货》载因孔子不愿出来工作,阳货攻击孔子“怀其宝而迷其邦”是“不仁”,“好从事而亟失时”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国,在乱世求富贵,必然会成为坏人帮凶。因此,孔子的坚守,正是孔子仁和智的体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与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认为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过,司马迁理解儒家的坚守,他说:“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求见秦孝公,先说帝道,再说王道,三说霸道,四说“以强国之术”。帝道指五帝时代的“天下为公”和“大同”价值,王道指以周代文明为标志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价值观,霸道指春秋时期的仁政理想,强国之术指战国时期的弱肉强食。《韩非子·五蠹》所谓“当今争于气力”,《史记·天官书》所谓“顺之胜,逆之败”。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而强国之术是他认为的最为下下之术,但因为秦孝公认为帝王之道“久远,吾不能待”,商鞅就投孝公所好。《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出道后,先赴秦国,以连横为说,推介统一之主张。秦不用苏秦,苏秦于是东赴燕国,以合纵为说,推介反统一的政治策略。《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赴燕国找苏秦合纵,苏秦不用张仪,张仪只好西至秦国,投身连横事业中,从事统一活动。商鞅,以及苏秦、张仪,不能说他们心中没有理想和是非观,但是,他们不能“知止”“慎独”,把个人的飞黄腾达放在第一位,选择了根据君主的需求来提供产品的人生价值。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从而把“做正确的事”作为人生的底线来坚守。

屈原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屈原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这就使他与同时代的打着改革旗号的势利之徒划清了界限。

自汉代以来,人们从屈原的经历和作品中就发现了屈原的“忠直”和“清廉”的高尚情操,而朱熹更是认为屈原具有“爱国”情怀。屈原的爱国情怀表现为对楚国昏庸和奸诈的政治家以及不能选贤与能的政体的强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抛弃,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因而是有正义性的,所以是有价值的。

屈原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同时也是经过历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断诠释过的文化符号,我们既要还原历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对屈原的诠释。既要注意对屈原正面的诠释,也要注意批评者的文化立场。总而言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赞扬屈原还是批评屈原,他们都是把屈原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体现他们对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原历史,就有了科学的立场。

屈原是在一个缺少公平性,丧失了正义价值的时代,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楚辞》的价值正在于完整地表现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寻。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孔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有人认为屈原比孔子更伟大,虽然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更伟大的地位。孔子是个胸怀世界和一切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他同时代和以后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古代人关于孔子是“圣人”,屈原是“贤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自司马迁、刘勰以来,中国古代文人肯定《楚辞》为“奇文”的同时,又积极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载的人生理想和文化价值,这个传统,对正确把握屈原及《楚辞》的价值,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读《楚辞》,不仅仅是为了“酌奇”与“玩华”,更是为了学习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坚守。

佚名

赏析

/比较诗经        

       摘要: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分风格,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之一的源,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诗经》和《楚辞》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诗经》以四言为主,篇幅较小,用词凝练,运用词头词尾,叠音词,语言朴素,不事雕琢,呈现出简洁精炼,和谐中正,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楚辞》以六言为主,篇幅较长,多状貌语和虚字,运用楚地方言,取材奇花异草,感情热烈却不乱章法,呈现出铺张渲染,恢宏奇丽,激奋沉郁的修辞特点。此外,《诗经》和《楚辞》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们的产生和形成,创作作者,内容,表现手法,艺术表现形式以及社会能力等方面

  关键词:修辞形式 风格 功能 诗经 楚辞

  一、 引言:

  从古到今,作为我国诗歌源头的两部巨著《诗经》和《楚辞》,已经被许多学者所潜心钻研,成果之多,著作之丰可谓惊人,然而这些汗牛充栋的著作多是专就《诗经》和《楚辞》进行研究的。然而他们却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它们,将《诗经》和《楚辞》作比较的学术作品很少,而且他们往往把集中点放在证明“风”与“骚”的纵向传承上,其中虽然也有进行横向比较的地方,但却零碎二不成系统。本文从作者、修辞、内容、表现手法、表现形式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对《诗经》《楚辞》进行比较。

  二、《诗经》和《楚辞》 的作者:

  1、《诗经》的作者纷繁复杂。《诗经》是由大家集体创作的,它记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风土人情,社会百态等,而创作者有达官贵族,也有平民百姓,正如洪湛侯指出“诗的作者有农奴,有役夫,有兵士,有官吏,有平民,有男人,有妇女,还有众多无名诗人的作品”【1】。因而说《诗经》的写作脱离不了这些人的遭遇,这也决定了《诗经》“里巷歌谣”【2】的特性了。

  2、《楚辞》是由屈原为代表的士人所作,“国风”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们在最后写定时,虽然可能有所润色,有的甚至还被窜改,但依然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3】,这些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虽经宫廷乐师的润色,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平实自然的特色。

  三、《诗经》和《楚辞》的修辞特点:

  1、《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篇幅较小,用词凝练且多用单音字词,兴的手法运用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楚辞》句式以六言为主,篇幅较长,多状貌语,运用虚字等使其呈现出铺引渲染的修辞特点。

  2、《诗经》运用词头词尾。叠音词等凑足音节,使节奏平稳凝重,呈现出和谐中正的修辞特点;《楚辞》运用楚地方言,取材奇花异草,气势恢宏的长句和短句交错,平稳中求变化的节奏使其呈现出恢宏奇丽的修辞特点。

  3、《诗经》取材生活化,语言朴素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其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楚辞》感情真挚热烈却不乱章法,以“兮”字作语气的缓冲且恪守语法规则,使其呈现出激愤沉郁的修辞特点。

  四、《诗经》和《楚辞》的内容:

  1、《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还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除此之外,还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小雅节南山》、《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涉及了各个方面。总的来说,《诗经》所要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尤其是平民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然而《楚辞》与此不同,《楚辞》是由文人士大夫所作,因而它所表达的多是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其中较多的是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除此之外,《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调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的内心感情尽管《诗经》和《楚辞》在内容上不同,但也有其相似的部分,就是《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2、《诗经》作为“平民文学”,既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而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和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而《楚辞》作为文人之作,它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因而理所当然就牵扯到了文学。《楚辞》中,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辨》,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此外,它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言它,如《离骚》的开篇,谈屈原的身世显赫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揽余初度兮,肇赐余与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子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现了整体的大气之风!

  因而,总的概括而言,《诗经》无论记事、写物还是抒情,都是确确实实的,言之有物的,而《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

  五、《诗经》和《楚辞》的艺术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法:

  1、《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篇小品,以凝练精辟见长,恢宏广大不足,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很大,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向来被后代诗人所称道、继承和发扬,在我国诗歌创作中形成勒一个传统;《楚辞》则渐多鸿篇巨制,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楚辞》继承勒《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的意象。董楚平说:“《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都隐去。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系列斑斓陆离,而又完整和谐的象征性的艺术群像。”【4】而这种“征性的艺术群像”是屈原激奋情感的喷发。   

2、《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在句式上《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3、《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夏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凤云霓······,这些都已不再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味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总之,《诗经》和《楚辞》在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

  六、《诗经》和《楚辞》的社会功能:

  《诗经》以其贴近生活,朗朗上口的特点,故而后代多用于教育与政治方面,特别在汉代,更被尊为“五经”之一;而《楚辞》则纯粹于个人抒怀,没有被官方用于宴讽颂言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

  七、结尾:

  《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呈现了其不同之处。古朴的春秋时代氛围和温婉的北方风土人情给予了《诗经》众多平民作者淳朴的思想意识,他们用最简洁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最和谐最自然的诗歌;纵横风潮洋溢的战国时代氛围和奇异的楚国风俗地貌给予了屈原丰富的想象力,他怀着对国与君的诸多情感写下了《楚辞》。

  《诗经》和《楚辞》两部经典之作屹立于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园林之中。

佚名

1、长嗟叹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点评:我长叹一声啊,止不住那眼泪流了下来,我是在悲叹那公民的日子是多么的困难!明显,咱们可从这儿发现,尽管屈原是楚国贵族,是个士大夫,可他在放逐时期对劳动公民的深化触摸,他深深的感于公民的苦楚境况,所以,在他的诗篇里常有忧国忧民的诗句。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对公民的殷切怜惜。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点评:只需符合我心中夸姣的抱负,即便死掉九回我也不会沮丧。

这两句体现了诗人对夸姣抱负执着寻求的精力。他的抱负是抗击强秦的侵犯,保护楚国的独立,实施清明的政治。诗人为了实现抱负,虽九死而无终身,他也是毫不勉强,一直不悔。这种精力,影响了千百代公民。

3、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屈原<离骚>

点评:老百姓过日子趣味各样,我独自爱涵养习以为常。即便我被肢解也不变我的思维,又怎能挫折我远大志趣。

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点评: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绵长,我要上天下地处处去寻找(心中的太阳)。体现了屈原一个至清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求索精力。

5、身既死兮神以灵,灵魂毅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

点评:身已逝世啊精力永不死,您的灵魂啊为鬼中英豪!

6、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九歌·大司命>

点评:谕指诗人感叹自个没有新相知的欢喜,却有与老婆生别离的悲苦。后用以描绘有情男女新相知的快乐和别离的苦楚。

7、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九章·哀郢>

点评:鸟飞千里终究回到自个的老窝,狐狸死的时分,听说那个头老是朝着它的出世地。这儿用比方的方式表达了诗人绝不背离故国,终究要返归故国的决计;后用来表达我们对故国故乡的怀念之情。

8、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闷而终穷。--屈原<九章·涉江>

点评:我不能改动志趣,去依从尘俗啊,当然不免愁闷终身不得志。

9、与六合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九章·涉江>

点评:这是诗人屈原自个乘龙驾马,去寻古帝重华(帝舜)同游于天上,以至于能够和六合日月相同亘古不朽。这两句后用以指巨大的精力品质具有永久的价值。

10、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卜居>

点评:(实际)世道污浊不清:蝉翼被以为重,千钧被以为轻;黄钟被破坏丢掉,瓦锅被以为能够宣布雷鸣(般的声响);毁谤献媚的人位高名显,贤达的人士默默无闻。

11、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缺乏,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屈原<卜居>

点评:所谓尺有它缺乏的当地,寸有它的利益;物有它缺乏的当地,才智有它不能理解的疑问;卦有它算不到的事,神有它显不了灵的当地。您(仍是)依照您自个的心,决议您自个的做法(吧)。龟壳蓍草真实无法知道这些事啊!

12、全世界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渔父>

点评:世人都被污染,唯一我一人清净;世人都已醉倒,唯一我一人清醒。

13、沧浪之水清兮,能够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能够濯吾足。--屈原<渔父>

点评:沧浪的水清,能够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能够洗我的脚。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沉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明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洁白之身,遭受尘俗之尘土。渔父走了,唱出了上面的几句歌:沧浪的水清,能够洗我的帽缨;沧浪的水浊,能够洗我的脚。这仍是“与世推移”的意思。在渔父看来,处世不用过于狷介。世风清凉,能够出来为官;世风污浊,能够与世沉浮。至于“沉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用。屈原和渔父的说话,体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14、悲哉秋之为气也!萧条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

点评:秋天的气味是多么的让人感到悲戚啊!萧条的景啊,草木荒的荒、落的落,一片衰落现象。这句话出自宋玉的<九辨>,宋玉是屈原的学生,写过许多赋。古人有悲秋的传统,大都源于此句。是诗人对秋的领会,千百年来得到了我们的共识。

15、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宋玉<宋玉对楚王问>

点评:他唱的歌曲愈典雅,能跟着唱的人就越少。宋玉的这句话表达了不为人知的苦楚,一起也体现了正人不与小人同日而语的崇高情怀。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当时为读书人的启蒙读物。书名“古文观止”意指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代表文言文的最高水平,学习文言文至此观止矣。该书所选古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该书选文丰富多彩,篇幅较短,语言精炼,便于诵读,其中不少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包括郑伯克段于鄢齐宣王见颜斶

作者:左丘明等

编订:吴楚材、吴调侯 

成书时间: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

《古风泊客》第一辑

《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11篇,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在内容上分为三个部分。

作者:尹吉甫等

编订:孔丘 

成书时间: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

《古风泊客》第二辑

《楚辞》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共十七篇。全书以其运用楚地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作者:屈原等

辑录:刘向 

成书时间:公元前26年-公元前6年

《古风泊客》第三辑
楚辞解读

心 · 养性 · 品生活

这世上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

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三是读进大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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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古风泊客》三辑介绍,已经添加超链接。

下期开始,请看《古风泊客》第四辑:《乐府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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