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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咸粽子的世界是难以忍受的;一个没有甜粽子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孤云山民 2017-06-18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正在日历表上接近,而空气中的火药味也愈来愈浓——为了甜粽子和咸粽子究竟谁是正宗,南北中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在社交网路上大干一场。 

今年,为了提升甜咸大战的专业性、逻辑性,使这一世纪命题得到系统、科学的论证,特邀六位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物理学家,看他们面对甜粽子vs咸粽子的重大历史疑案,如何唇枪舌剑,激烈交锋? 

首先是甜方代表的一辩选手:

哲学家:甜粽子的定义,是其成份中含有糖,故而有甜味。咸粽子的定义,则是粽子中含有盐,故而有咸味。而粽子本身的定义,则是粽叶包着的米。

确定了以上三者,我们就会发现,甜咸粽子的争论已从定义上得到了解决:所有粽子根据定义都有米,所有米中都含有碳水化合物,这些碳水化合物都会消化成为有甜味的糖,因此所有粽子的成份中都含糖。 

于是所有的粽子,从定义上,都可以被称为部分或全部的甜粽子。 

一个没有咸粽子的世界是枯燥、乏味、难以忍受的;一个没有甜粽子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从哲学的角度,甜粽子已经完胜——它具备了普世的存在性。咸粽子也许可以不断做出各种美味,但甜粽子却是永恒的。一个永恒存在的食物,怎么可能被打败呢?

 甜方一辩发言完毕。接下来,是咸方代表隆重登场: 

伦理学家:让我开诚布公地向大家说明:甜粽子是一种不道德的食物。 

糖的本性就是不道德的,用香甜的粽叶、包裹了糯米、糯米中再放入豆沙、枣泥这样充满甜味的馅料,甚至最后还要蘸着白糖入口,只会造成民众对于“甜味”的过度依赖。 

而对于糖的无止尽的放纵,正是人类道德沦丧的开始。甜味刺激着人的欲望,而人的口腹之欲一旦被激发,将会迅速转向对金钱与权力的欲望,催生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人的精神意志将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之下不堪一击。 

以上所描述的一切道德沦丧,都在那段不堪的黑奴贩卖史上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印证:欧洲社会对于蔗糖如饥似渴的需求,正是推动黑奴贩卖和殖民主义的源动力——从16世纪开始,适合生长甘蔗的美洲大陆变为了殖民地,而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则充当廉价的劳动力。 

在加勒比海区域、南美和美国南部的所有国家,每寸土地都变成了那个巨大的造糖机器的一部分,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甘蔗种植园、加工厂和不眠不休地工作的奴隶。 

白糖和随之而来的利润撑大了欧洲殖民者的腰围,也丰满了他们的腰包。可以说,对于白糖无度的使用,是殖民主义最好的发动机、也是给人类历史烙上最大苦难的烙铁。 

甜粽子所延续的,是一段放纵而羞耻的历史。只有当人们彻底抛弃了对于「甜」的追捧,当甜粽子被咸粽子全面代替,人类的文明才会迎来新的曙光。   

甜方二辩的反驳—— 

历史学家:刚刚的伦理学家未免危言耸听了,举的例子也很不恰当。要知道,西方人的历史是西方的,怎么能随便套用在中国的粽子上呢?若要论证粽子的口味,当然是要从我们中国——确切地说,是楚国——的历史中寻根究底。 

尽管有历史研究者说春秋时期已有的黄米“角黍”是粽子的前身,我却对此持反对意见:角黍在当时只是一种祭祀品,而真正给人来吃的“粽子”,还是要以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屈原为源。 

当年屈原大夫投江殉国,而楚国百姓爱戴、心疼他,便用竹筒装米,投入江水中,让水中的鱼虾去吃米,而不要饿了去吃我们的三闾大夫。

用竹筒装米,投入江水!也就是说,为了屈原而诞生的粽子,原本就是只有白米,没有任何馅料。而到今天的楚国,也就是湖南,仍然延续了同样的传统——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湖(fu)南(lan)人,我必须昭告天下:我从小吃的妈妈包的粽子,就是白粽!没有馅料、蘸白糖吃的白粽,咬一口,那甜软纯粹的米香和粽叶香,正是屈原洁净、纯良的高尚人格的化身,怎能受咸肉的污浊之气玷污? 

想我中华泱泱千载,老祖宗留下的瑰宝不能丢、更不能篡改,倘若屈原大夫在汨罗江下有知,现在的粽子已经裹满了火腿、咸肉甚至巧克力,一定会捶胸顿足、痛苦万分!不行,我一定要将屈大夫的深沉情怀传承下去,将他老人家的正统甜粽传承下去,(开始深情地用古调演唱)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啊~~~

接下来是咸方二辩—— 

经济学家:刚刚的历史学家,请您赶紧坐低、饮杯茶,我看你快喘不过气来了。 

首先,让我们假设所有人都是纯粹理性的。其次,再假设社会的平均口味是完全中立的,既偏爱甜粽子与偏爱咸粽子的人数和程度完全相等。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端午节期间,粽子是一种「刚需品」。不论是回家探亲、家庭聚会、商务来往、亲友礼赠,粽子都是缺它不可的必备物资。在这种情况下,粽子的口味选择,对于消费需求来说,影响是相对较小的——我们称之为“低需求弹性”的产品。 

可是在端午节之外的日子里呢?粽子转眼便由刚需转为了一种普通食物,众多米食中的一种。人们可以选择吃粽子,也可以吃油条、炒面、米粉、小笼包……此时如果粽子的口味不合消费者的喜好,消费需求则会急剧下降——我们称之为“高需求弹性”的产品。 

根据需求弹性的不同,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端午节期间吃粽子的人,因为没有其他代替品,他们的口味对于供需关系的影响不大,所以不用考虑;而端午节之外的日子里,受众口味对于产品需求,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必须予以满足。 

那么哪些人只在端午期间吃粽子,又有哪些人一整年都吃粽子呢? 

北方人和南方人。 

粽子在北方,只有每年端午才会出现,在南方则是一整年的桌上餐。 

于是,作为一个绝对理性的生产者,该生产什么样的粽子,就昭然若揭了:北方人偏甜的口味不必迎合,南方人爱吃的咸粽则必须迎合,这样才能以最低的机会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以有限的资源生产咸粽,是社会资源利益最大化的必须途径、也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责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重任,都在那一颗颗鲜咸流油的咸粽身上。 

还有一些学家们也有话说—— 

社会学家:甜咸口味形成的所谓南北分界,其实只不过是由于个体对“社会认同”的需要所制造出的一种幻觉,是根本不存在的。 

根据社会认同学说,每个个体的社会身份,是一种他对自身的认知和描述,可以是国籍、民族、职业、性别,或是文化。个体通过实现并维持一种“社会身份”,从而提升自尊、自信和社会交往中的安全感。 

然而,这种“社会身份”,虽然表面上帮助了个体在社会中生存,对于个人人格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桎梏:它泯灭了差异化、泯灭了独立人格和思考,造成对内群体的偏爱,和对外群体的偏见。更甚的是,当一种社会身份开始被许多人接受,他们就会陷入一种“自我肯定”的怪圈中,并且以社交的压力来胁迫更多人产生同样的身份认同,最终产生社交胁迫。

北方人爱吃甜粽子,南方人爱吃肉粽、咸粽,就是这样产生的“社会认同”,于是有愈来愈多的北方人无暇思考自己真正的好恶,而盲目地站在甜粽一方,南方人也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承认自己只吃咸粽。

因此,作为一个身在北京的广东人,我要遵从自由精神、拒绝社交胁迫,高调地告诉世界:我只吃辣粽子!

在这场甜咸之争中,粽子并不是粽子,而是一个个精神的枷锁、人格的囚牢。甜与咸从本质上并无差别,而只有打破社会认同的循环圈、冲破社会身份的枷锁,才能接纳真正的自我、获得自由。 

我吃辣吃得太多,嗓子哑了……就说到这儿吧 

物理学家: 很遗憾,在座诸位对于世界的认识,全都还停留在牛顿的19世纪。可是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只有用最新、最尖端的科学理论,才能洞见事物最深层的本质: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粽子来说,甜与咸都是不够完美的。 

只有尚未打开的粽子,才是最完美的粽子。因为它非甜非咸,却又既甜又咸——它处于的,是一种甜与咸的叠加态。 

假设在一个全自动粽子包装器里,粽叶里已经裹了米。米的上方悬挂着两个小盒,一只小盒里放着甜枣,另一只小盒里放着咸肉。两个小盒的开关由一个开关控制,而开关则由一个放射性原子控制。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如果放射性原子发生衰变,就会促使开关断开,装有甜枣的小盒向下打开、制成甜粽。如果放射性原子没有发生衰变,则开关保持连通,就会促使装有咸肉的小盒打开,制成咸粽。

我们将这枚包好的粽子下锅、煮熟、摆盘、端上桌,当它包得严严实实地出现在人面前时,它既可能是甜粽,也可能是咸粽,这是它的两种本征态。我们也许能知道它是甜或咸的几率,但是却无法准确地知道它到底是哪种,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开关上的放射性原子是否发生了衰变。

这时,这枚粽子就处在一种又咸又甜的叠加态。 

而只要当粽叶打开、粽子被介入观察的那一刻,它才由又咸又甜的叠加态,变为了或咸或甜的某一种状态。 

所以无论甜粽还是咸粽,都是失去了平行世界里的另一种可能的、残疾的粽子。只有尚未打开的「叠加粽」,才是最全能、最丰富、最能代表天下一切粽子的粽王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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