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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哈肯的说法，“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当然这样说也就意味着，如果系统是在外界的特定干预下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我们便说系统是他组织的。简单地说，组织力源于内部，无需外部指令而能自发组织和发挥功能的，是自组织；组织力源于外部，需要外部指令才能组织起来发挥功能的，是他组织。 在传统的军事领域，战略的实现机制是他组织的。军队通过外部设定目标、指令或指导而组织起来，并通过这种机制而展开部署和发挥力量。用系统科学的语言说，军队的组织化是在外部输入（信息、物质和能量）的直接干预下进行的，而且这些输入对于体系内部各要素是非平等的，具有特定性和某种直接控制的特点。在古代战争的组织中就能看到这一特点。公元前1066年2月周武王发动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其设定的目标和发出的指令是杀掉商纣王：“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商罪贯盈，天命诛之”。根据这一目标，周武王组织戎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40000多人，联合诸侯4000辆车，进行了战前动员，规定了行军队列、拼刺战术和不禁止投降的政策，用白色旄牛尾实施指挥，结果战胜了商纣王的70万军队。 到了近代，他组织机制在战略准备和实施方面具有了新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政治对于军事和战争有某种决定性或控制性。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与军事是一体两面，克劳塞维茨认为，“在一切环境之下，战争都不应视为一种独立的事件，而是一种政治工具”。其二，制度和纪律在他组织形成中有关键作用。如马基雅维利提倡以罗马军团为模式建立军事组织，强调纪律是战斗中的决定因素和军事组织的基础。其三，战争准备与指导过程即他组织的形成和作用过程。战争准备“所关心的是与战斗兵力的创建、训练和维持有关的事项”，战争指导“所关心的是如何使用这些已经准备的工具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即所谓的战争艺术。它包括战术和战略，“前者所关心的是个别战斗的形式，后者所关心的则为战斗的运用”。其四，精神力量是战略实施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物质不过是个木柄，而精神才是利刃”。“主要的精神力量是指挥官的才智、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上述要素共同形成了他组织的特定结构和功能。 一般地看，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他组织是战略准备和实施的基本机制。战略作为“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往往通过战略规划和能够掌握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的组织部署，以形成最大的战斗力或控制力，达到取胜的目标。即使是不在人的直接掌控中的天地因素，也可以通过天时和地利因素的选择，将其纳入战略的某种组织框架。在战略实践中，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是提高这种特定的他组织性。“部队经过训练所获致的效率、技巧和勇气，将部队铸合成一个整体”。他组织化的程度与战争的胜败直接相关。不论是地面战略、海上战略还是空中战略的实施，都强调如何组织得更有效率，也更有力量。鲁登道夫提出现代战争是一种总体战，也是在更高的层面强调他组织化程度的重要。 但是，上述情形随着战略重心从军事战略转向发展战略，特别是转向经济发展战略而发生基本的变化。变化的要点是：战略据以实施的机制由他组织转向自组织。 对这一变化在理论上进行比较系统的说明从亚当?斯密开始。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或实施机制并非他组织。他使用经济学语言描述说，经济秩序一方面是个体某种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自然发展的过程。“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通过交换去满足其他人的需要。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是人类所共有的和特有的倾向。分工正是这一倾向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分工的发展过程就是市场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从“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到“终于决定使用金属”。也正是在个体自发的努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价格制度。“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这样，不仅分工、市场、货币和价格，而且社会财富都可以视为自组织的演化结果。基于这一点，斯密不赞成政府直接干涉商业事务，不赞成经济活动主要通过他组织的形式来进行，而是强调通过自由市场，通过每个个体的自主决策和选择，即通过自组织的机制来实现。 这之后，经济学家们也注意到了他组织的作用，但基本的倾向是确认自组织机制的基础作用，强调经济发展应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应以这一机制为基础。更为一般的，现代系统科学家从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突变论等方面研究自组织现象，从自然和社会更为广泛的幅面探讨和确认了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使得人类的实践选择具有了新的理据。 认为发展的目标主要通过自组织的机制来实现，并逐步将其扩展于全球的实践，这在人类战略实践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二战以后，战略重心从军事战略转向发展战略，同时伴随着他组织到自组织机制的转变，加上其他因素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以及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新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实现着这样的转变。解放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语言说：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战略实施机制的转变，从战略思想史的角度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今天虽然与以往一样讲战略的筹划和实施，但筹划的指导原则和实施机制已经改变。在发展的领域，人们在战略的指导思想上必须给自组织留下足够的空间，以自组织机制作为战略实施的基本依据；与此同时，当然就必须相应地明确理性、工程和设计之类的局限，决不能奢望通过他组织机制解决基本的问题乃至所有的问题。他组织仍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也常常在一定的条件下与自组织机制结合起来发挥作用，但是正如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应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样，自组织的作用在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应被确认是基础性的。把这一点纳入战略视野属于更高层面的战略筹划，是当代战略思维形态形成的另一重要标志。 战略实施机制的转变从哲学层面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或活力，社会发展的动力或活力，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或活力，归根结底来源于自组织，来源于无数个体的自组织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事物的发展是事物的自我运动，人民大众而非英雄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经典命题在此具有了系统科学和战略哲学的新表达。同样，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明确“摸着石头过河”和“大胆地试”在战略哲学方法论方面的深刻内涵。“摸着石头过河”和“大胆地试”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经济和社会自组织领域的实践原则。本着这一原则，个体们才有活动的空间，自组织才有形成的可能，自组织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改变这一实践原则，一切都给予完整的设计和计划，用他组织的机制进行战略实践，那对于建立市场自组织结构这样的目标将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所以，“摸着石头过河”与“大胆地试”在这一意义上是自组织的战略哲学方法论。从这一视野进一步研究和反思当今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战略实践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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