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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认知： 从经济学的as if到历史叙述的隐喻？ 戴明朝 事实与认知的关系一直成为困扰人类知识生产和精神创造的核心命题。 从柏拉图的三种床到现代经济学的三重预期偏离，其实说到底都是事实与认知的关系的多维镜像。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中介即是想象力。我以为我认识到的就是事实；我知道我认识的不是事实的本相，只是我想认识的和我能认识的；我不知道我已经认识到了事实；有没有独立于所有“人”认识的事实，取决于“人”的所指——人包括已经死去的古人先人，也包括此后要出生的来者。 在这里，我无意指责弗里德曼和阿尔钦将人类个体理性建构在as if（好像）的基础上，而是很好奇地关注，为什么这个明显对事实让步的理论假设也能够得出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和认知学结论？仔细看待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认识之路，认识和思想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曾经宣称和至今仍然理解的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完全可以将as if作为迄今为止人类认识的某种“科学”的先验法则。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学派甚至每一个研究者——在这里是一个泛指，它不仅包括被我们认为是科学家的人，还应该包括艺术家和神学家——都认为，他或她对世界的认识是“真的”，离开建立于自己认识的“真实”“有效”，何谈对世界的转译、判断和宣称？！即便许多时候，他非常虔诚地宣称“本人的认识仍然是不完全的”，在他的宣称背后只能也蕴含着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他或她能够自我负责是真实的。 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和阿尔钦的as if理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经济学判断的理论前提，不仅是一种关于人类理性的假设陈述，不仅是基于人性认识的前提，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哲学前提。从终极的意义上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即使到今天，仍然还只具有某种“近似”性（as if）；算个玩笑但又绝不止于是一个玩笑，我们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认知，甚至连个“as if”都算不上呢！随着人工智能和神经元经济学的开拓，我们不难发现，这个as if甚至蕴含着某种深刻的“神性”？它是世界构造自身、人类构造自我、大脑构造“世界”以及人类构造人工大脑都必须遵循的一项法则。 科学领域：努力走出as if，虽然不少领域我们仍然深陷其中 比如遗传，首先是基因的自我表达和嬗变表达。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能够在后代的习性、长相等方面，发现并确认来自父母的某种影子。但中国人有俗语，“一娘生九子，九子九样心；连娘心十条，谁说谁像谁！”基因的遗传表达，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一复制，这种偶然性不仅仅来自于环境等外部因素，在基因识别和基因表达内部机制上，大量的偶然性也同样涌现。著名的生物物理学教授罗辽复教授指出，“物理学对偶然性的习惯处理是进行统计研究，但自然界教给我们的另一种处理方法是对每一次的偶然性进行随机确定，通过自然选择找出一条最佳或较佳的路线（或序列），这类保留下来的序列反映了大量偶然性背景中形成的生命之序”。罗先生指出，人类基因系列中保守的非基因序列几乎是编码蛋白质基因数的2倍，且目前我们对其功能几乎一无所知。此前还一直将其称为垃圾DNA（JUNK DNA）。 比如人工智能，如何让机器呈现人的智力并且如何理解机器的智能，已经成为现实生存生活实践与理论伦理实践的巨大任务，且两者仿佛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相对两极。就实践而言，“深蓝”战胜卡斯帕罗夫，已经在“事实”上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智能；就理论而言，雨果·德·加里斯在《智能简史》中向全世界呼吁，要警惕人工智能机在神经和智能上的指数级进化。加里斯宣称，一旦这种指数级进化“有效”突破奇点，人工智能机器就会失去控制。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末将迎来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几十亿地球人将在与人工智能机器的搏斗中人间蒸发！但是，坦率地说，目前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理解在两个层面上显然处于下风，也即仍然是as if的水平。一个是因为我们对人脑的认识机制还处前科学向科学转化的门槛前，我们对于人脑工作机制的了解还像是小学生；另一个是，人工智能机器的智能进化事实已经走在我们认识的前端。因为无数个神经元的偶然性叠加和复杂性粘连，已经使得指令与执行中间涌现了大量来不及认识、理解和判断的中介智能状态。 现代人面对的现代机器和现代仪器，已经完全是一个as if的世界：我们根本来不及甚至毫不用心地关注机器和仪器的原理，只在乎“一键”功能使用。当年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是因为“名”实问题；孔子不吃豆腐，是因为他拒绝不能理解的事物。表面的“傻”，其实蕴含着巴菲特所言，“不做我不熟悉的”的理念。在各种我们只知其然不知也不需要知不能够知所以然的时代，已经被经济学抛弃的 as if 却在大众生活中成为须臾不可逃离的宿命和聊以指望的神祗。 人文历史：有时候连as if都算不上，但我们依然需要筑梦，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as if 早在上世纪初，雅斯贝尔斯即指出，“这个世界在其内在性质上已成为根本上非历史的”（《时代的精状况·导言》）。今天读来，倍感亲切、倍感震惊、倍感先验。 首先，因为媒体力量的成长并自以为是以及媒体与知识共同体的“结盟”。我们不希望给后世留下任何没有翻检过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拼命记录、直播、解释和评论，这已经成为当代意识形态和产业链的一种合谋。心想，我们这样的无缝对接，看事实往哪里跑：此刻就是《史记》。虽然，在一个新闻时代，就现场而言，“不被报道的事实就‘等于’没有发生”。但事实仍然可以顽强地是事实；机器背后是人，被传达的与被记忆的是不同的事实。在一个新闻体制化的时代，这一点尤其如此。这些年来，“记者手记”被新闻更吸引人表面了这样一种存在。我们不难再一次想象，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诗比历史更真实”。这样一个一切都可以记录可以新闻的时代，也许，那些不被记录、不被新闻的事实才具有更大的历史穿透力。 其次，当今时代，更多地表现为环球共此凉热的空间性。人们借助于交通、通讯尤其是现代人工智能的代表GPS对世界的把握已经超越了时间性因素。被抽空了时间性的空间并置，已经远离了历史的传统本真内涵。理论上，我们已经似乎能够将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全球事物和全球事务都了然于胸——当然除了技术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假定（as if）点与点之间的转换已经每一个点上呈现都不需要时间。历史，消失了吗？好像是。但考虑到个体时间的一维性，“现在”已经成为历史，连下一秒都开始成为历史。回忆一下，2000年元旦时候，全球等候的电视画面吧。 再次，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准确地说是建构性、解释性）使得历史叙述变成了与个体主观表达具有相当同质性的“一种”存在，于是，曾经具有的对其他主观性描述的优先性遭遇着一系列的伦理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所谓“客观”、所谓“事实”，就历史而言，始终只是在某一时空条件下大众（这个词很危险，我是说，一个时代主要思潮）以为的客观和事实；而且，在任何时候，“客观”、“事实”还必须是复数形式才行。换句话说，大多数个体的主观描述中多少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事实性”：理论上，最大公约数即构成了“客观”、“事实”的标准；事实上，权力、风潮和惯习，都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突然成为貌似（as if）的最大公约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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