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的委屈，我们的不幸运

虞世南的委屈，我们的不幸运——说《孔子庙堂碑》

文/郁则

书法上关于唐代楷书有初唐四家的说法：欧阳询（557～641年）、虞世南（558～638年）、褚遂良（596～659年）、薛稷（649～713年）。薛稷辈分最小，又是学虞、褚二人的，有点凑数的意思；日本人就径直剔除了薛稷，只有“唐三家”的说法。前三人放一块对比对比，就能看出虞世南委屈在哪了。

“光荣koei”画风的虞世南

欧阳询简直就是唐楷法度的代言人，历来人气都很旺。民国吴湖帆的书斋叫“四欧堂”，因为他收集到了一套召唤神龙的“四欧宝笈”——《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皇甫诞碑》还有《九成宫碑》。褚遂良留存下来靠谱的东西也不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梁公碑》等等。有人运气好的话，也是完全可以搞个“四褚宝笈”玩玩的啊。

欧阳询作品一览

褚遂良作品一览

虞世南呢，就《孔子庙堂碑》和《破邪论序》被人记住的多，虞摹《兰亭》又纯非自家面貌，其他的《昭仁寺碑》、《汝南公主墓志铭》还有种种尺牍刻帖更多都是些托伪之作。如果要拿出楷书代表作品（《破邪论序》是小楷），能跟其他人叫板的只有一个《孔子庙堂碑》。所以想来就有点委屈了，流传的作品不多，人气就慢慢降低了。斯人已逝，也无从知道虞世南有何感想。要知道书法家尤其这这样顶级名家的面目肯定多端，单从一件作品来了解其书学体系无疑是片面的。管中窥豹盲人摸象的做法只能造成认识上的偏差，让自己在书法学习中走弯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在取法对象的书写历程中去认真琢磨体会，也就是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要知道这个范本也许连书家自己眼里看来都不足以代表自身呢。前面举过的颜真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也是在不断积累纠正改变进步着的。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书家，如果有，他只是适合去写美术字的匠人而已。回到虞世南身上，我们真很无奈了，面对近乎唯一的《孔子庙堂碑》，能做的就是尽量梳理其流传，还原最贴近虞伯施的面貌。

破邪论序首开

太宗钦定虞世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更称赞其身兼五绝——忠谠、友悌、博文、词藻、书翰。不提虞世南主编过《北堂书钞》，也不说写过那首脍炙人口的《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单论这书法一项，是绝对的实力派。最要紧的，他是得正宗的人，因为虞世南的书法老师是智永。智永什么来头？书圣王羲之七世孙，第五子王徽之后代，号“永禅师”。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当时就是在他那保存着的。智永也是书痴，并且极为刻苦。他在永欣寺时，就曾盖一座小楼专供练字，发誓“书不成，不下此楼”；“退笔冢”也是他身上的典故。

智永千字文

虞世南从书圣后裔那习得真传，那种满buff加身的状态真不是欧、褚二人能匹敌的。换言之，学书可以从虞世南这条线索往上一直追溯到王羲之，这是从欧、褚那很难办到的。刚才是往上说，往下谈呢，虞世南书法传褚遂良（虞世南和褚遂良老爹褚亮同为文学馆大学士），褚遂良传张旭（张旭是虞世南的外孙），张旭传颜真卿（颜真卿向张旭求教笔法）。这形成了唐代书法主脉。虞、欧两人一个代表“外拓”，一个代表“内擫”。外为阳，内为阴。正是虞世南、张旭、颜真卿这条书法“外拓”的阳刚主脉深深影响了后世书法。

虞世南书法的高度不是“形”，而是“韵”。《孔子庙堂碑》虽然是标准意义的楷书，但和盛唐、晚唐的楷书有着明显的区别。盛唐、晚唐的楷书规范而程式，讲求结构的精准，笔画的骨力，字体大小趋同。 但《孔子庙堂碑》明显受到了魏晋楷书的影响，结构不是那么精准但意态圆劲从容，笔画筋骨遒劲而又清逸萧散，章法字体依笔画收放大小自由。他有唐朝书法的法度，但是更多的却是魏晋的意韵。所以翁方纲说：“会通晋唐书家正脉，直溯山阴”。洵为至论也。

“西庙堂”原碑，现藏西安碑林

正题就是好好说道这《孔子庙堂碑》。碑文记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九年（626年）立孔子第33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及重修孔庙事，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立（是年虞世南75岁）。据传此碑仅在贞观年间拓得数十本赐近臣，旋经火，石毁。现存重刻有二：一是宋初王彦超重刻，碑在陕西西安，俗称“陕本”或“西庙堂”；一传为元至元年间重刻，碑在山东城武县，俗称“城武本”或“东庙堂”。前者字较肥，后者字较瘦。黄庭坚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可见北宋时候都已经非常珍贵，不过很幸运的是他至少见到过三本唐拓。

北宋“西庙堂”拓本

梁启超藏“西庙堂”拓本

有学者考证说“成武本”刻于北宋，时间当在公元 1025～1063 年之间。然后是这么个故事。宋初成武人庞籍（没错！就是那个莫名其妙跟包拯包青天对号入座的‘庞太师‘啊！）进士及第后，历任地方官，后累官至宰相职，监修国史。凭借其阅历和地位很有可能得到了《孔子庙堂碑》的唐初拓本。而庞籍在北宋为官时，恰又参与了故乡成武修建孔庙事宜，并为之撰写了碑文（“城武庙学……荡无孑存，惟宋丞相庞公籍庙记存焉”）。所以成武本很可能就是庞大人在重修家乡孔庙时顺道依照唐拓翻刻而来的。

“东庙堂”，明拓

不管怎么说，《孔子庙堂碑》的体系倒是很清楚，存世的就这两种翻刻最出名。虽然还有“曲阜刻本”，“锦江书院刻本”，潘氏“海山仙馆本”等，也都是以这两个版本做底子鼓捣出来的。其中的曲阜翻刻本就是翁方纲搞的，翁方纲是清朝中期非常有名的金石学家，他挚爱《孔子庙堂碑》，做了非常详尽的考证文章，还在李宗瀚藏的拓本上留下了一段长跋。《孔子庙堂碑考》上先是将原拓做双钩，再在旁边批注。

翁方纲跋孔子庙堂碑

《孔子庙堂碑考》

拓本体系虽然是两个，但也都是后来翻拓的，还是抵不过唐拓。这唐拓也不是没有，临川李宗瀚手里就有一本号称唐拓，其实是百衲本。所谓‘’百衲本”，就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连梁启超都被蒙骗了，在他自己所藏的拓本上也都题跋道：“终须以李春湖（李宗瀚）家之唐拓为真面目耳”。但是翁方纲没有这么轻易相信，这个神人不知是开了什么挂，信誓旦旦在跋中写道：“此本予题曰：‘唐本’者。通计全石两千十七字。而此内真唐刻者，已得千有四百四十六字，其余凑补者仅四之一耳。安得不以‘唐本’题之。”连如此精准的数字都掌握到了，这才是真正的考据党！

李宗瀚藏本，“康里氏本”，唐拓百衲本

梁启超跋《孔子庙堂碑》

翁方纲也是停不下来了，他很耿直的总结了一下：“城武本”、“陕本”二碑雕刻都非常精工考究。但“陕本”字体较肥，字口较深，笔划稍粗。“城武本”则字体较瘦长，笔划匀称稍细，刻划稍浅，显得圆劲古秀更具神采。“若论圆腴有神采，则‘陕本’似更于肄习，若欲讲求永兴用笔之意，上追晋法，则‘陕本’实不及‘城武本’”。算是排出了座次。

如今看来，《孔子庙堂》通行的也就三个版本了。最接近原拓的“李宗瀚本”，还有“西庙堂”和“东庙堂”。翁方纲将“城武本行次位置与陕本不同，是从唐初本摹无疑耳”。也就是完全给定了一个高低关系：“李宗瀚本”>“东庙堂”>“西庙堂”。

事情有这么简单？当然有转折了啊。日本冒出了一个“七条本”。

“七条本”

“七条本”首开

而且还是自带对比图的，不得不说日本人出版的东西是要走心一点啊。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01

德川家达还给题了卷首。这家伙是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养子，可是个有头有面的大人物。

遗风万代——德川家达

“七条本”肯定得有所本才对，必然是一个翻刻本。很多疑问都出来了啊。这个翻本是出于什么时间，出于什么地方，所翻是据哪个版本翻的，早拓还是晚拓，还是翻了再翻的。是纯翻还是摹写，是石版翻还是木板翻……

不论什么情况，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比对几种版本吧，与其相信古人既有的看法，不若自己小心求证。古人看拓本也不容易，很多时候只能在一处看过留个印象，再在另一处看不同版本的东西时凭借回忆进行对比，根本没办法做到几个本子同列一处逐步对照揣摩看出差别。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就应该将图片并置，挨着一点一点摸索，读碑的乐趣也正在此中。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02

先分析“七条本”和“成武本”（“东庙堂”）。直观感觉就是七条本更加肥厚，成武本更瘦硬。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03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一行

“司徒”的“司”七条本是平正的，成武本带一些倾侧。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司”

“州”字，七条本比较稳重，整个字是平的；成武本中间的竖画都比较长，整体感觉是高耸的。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州”

“太”字，七条本捺画很夸张，成武本则平顺。再注意起笔，七条本是先写一短竖于横交接之后才撇出；而成武本上手就是一撇，干脆。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太”

“左”字，很明显七条本是平正的，而成武本取了一个向右上方倾斜的姿态。注意几笔长短横的平行关系。

“七条本”对比“成武本”：“左”

其次分析“七条本”和“西安本”（即“西庙堂”）。发现两者粗细之间没有太多差距，时强时弱交替发生。风格上来说始终有点怪异，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差很多。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01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02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03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一行

“哥”字，七条本最后一笔的竖钩是有一个斜度的，西安本的竖钩是垂直落下的。七条本表现得更圆；西安本表现得方长。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哥”

“况”字，差异非常明显。七条本是两点，西安本是三点。七条本的“口”部更小，西安本“口”部偏大。七条本撇轻舒长缓；西安本的一撇短促有力。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况”

“帝”字，一正一斜。七条本的横画更圆，西安本横画更方。七条本的尾笔竖画向左下方，西安本则是正的。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帝”

“中”字，七条本长竖贯穿，“口”部平正呈倒梯形；西安本长竖不长，更稳重，但是“口”部拉扯较剧烈，和故意和重心相错。

“七条本”对比“西安本”：“中”

其次分析“七条本”和“康里氏本”（即“李宗瀚本”）。发现呃，真有点像诶。不过区别也很明显，章法就有显著的不同。注意下图第三张，“访道横经请益”，七条本隔了一个空才写“帝”字，而康里氏本直接跟了“帝”字。

“七条本”对比“康里氏本”01

“七条本”对比“康里氏本”02

“七条本”对比“康里氏本”03

“七条本”对比“康里氏本”一行

紧跟贴一个局部。发现一些字的写法都不一样了，七条本是“二月廿九”，康里氏本是“二月二十九”。很凌乱啊，而且这里“月”字和“九”写法差别巨大。七条本“月”字上边没有封口，康里氏本竟然封口了。关键的是康里氏本多字漫漶不清，而七条本却清清楚楚。真是咄咄怪事，看来找到突破口了。

“七条本”对比“康里氏本”一局部

看看梁启超藏本同一局部，发现跟七条本非常接近，无论是能看到的字，还是各字的写法，都是很像的。这答案就来了，这七条本可以说很多地方都与某一个本子相似，极有可能也是一个百衲本。而且是在经过另外的加工翻刻改造后的版本。

梁启超藏本同一局部

之前不是提到过在东西庙堂两个系统之下还有一些另外的很后面的翻刻本吗。这些翻刻本并没有见到过，倒还有可能在当时蒙骗了日本人被他们当做宝贝带回到岛上。的确，这七条本来路不明，半路杀出，把我们晃悠得够呛。用最后四个字“永宣金石”作对比就能明白七条本的狡诈，这分明又是从成武本当中挪用过去的。

四版本对比

可是虞世南的真是面貌真的就是“李宗瀚本”（康里氏本）那样吗？谁也不得而知，翁方纲的详尽总结正确率又能有多高呢？罢了罢了，每个人心中都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那份特有的印象。与其学个形似，不如浸淫其中，神游畅往。何况虞世南本身都还是个伟大的书法理论家，其《笔髓论》里有一段话，讲得非常过瘾。“ 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成书邪！”形式终是下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啊！“ 字形者，如目之视也。为目有止限，由执字体既有质滞，为目所视远近不同，如水在方圆，岂由乎水？且笔妙喻水，方圆喻字，所视则同，远近则異，故明执字体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铸铜为镜，明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纶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於至道，则书契於无为，苟涉浮华，终懵於斯理也。 ”

最后用霸气太宗对虞世南的评价结束这篇小文吧。

李世民：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在忠益。虞世南学综古今，行笃终始，至孝忠直，事多宏益。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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