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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书谱》中的引事及用典通释 学书者临孙过庭《书谱》有“三难”：一是草书全文，只疏通文字，扫除认读障碍就需要一定时日；二是采用文言行文，整散错落，词句古雅，没有一定古汉语基础的人理解起来相当困难，使临帖兴致顿减；三是文中大量引事、用典，本来年代久远，很多事例、引语已不为现代人熟知，加之作者行文务求简洁，藏味丰厚，便造成阅读者云里雾里，不识端详。有此“三难”，使很多书法爱好者望《书谱》而却步，更有很多临过全本《书谱》的人，其实不知所云，错引错用的人大有所在。 观诸各种版本的《书谱》法帖，配有“释文”的，其实只是对释草字，都没有注解文意。点击互联网，查找“《书谱》译注”，各种译文扑面而来，却大多只是粗通段意，努力使人“知其然”而已。笔者不揣浅陋，查阅大量工具书或文史典籍，尝试对《书谱》中的引事和用典进行通释，只求对喜欢《书谱》的书法爱好者以阅读上的及时帮助。很多说解，未必尽合文意，惟愿抛砖引玉，冀有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为什么提“引事”而不提“用事”，因为孙过庭此文虽名《书谱》，实则只是一篇序言，故对书法史上某些事件的引用重在提示现象，介绍人物，不复另有所指。“用事”便是“用典”，凡诗文中引用过去之有关人、地、事、物之史实，或语言文字，以为比喻，而增加词句之含蓄与典雅者，即称“用典”。“引事”是就事论事，“用典”是以他人之事或言，助证于我之看法和观点；其人、其事、其言，必得为我所用而又得其所哉。特此说明。 《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zh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 【汉魏有钟、张之绝】“钟”指钟繇，“张”即张芝。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官至太傅，魏文帝时与当时的名士华歆、王朗并为三公。工书法，宗曹熹、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尤精于隶、楷。书史上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钟繇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主要是指其楷书。《宣和书谱·正书叙论》曰：“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是表又称《戎路帖》、《贺克捷表》。钟繇另有三帖，即《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也写得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有所谓“云鹤游天”，“群鸿戏海”之趣。南朝梁书法家庾肩吾于《书品》中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书体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张芝，字伯英，敦煌渊泉（今安西县境内）人，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我国古代草书的奠基人，被称为“草圣”。初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创立“今草”，张怀瓘称他“学崔（瑗）、杜（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写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张芝书迹保存在《淳化阁帖》里有五帖，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宝；另传《冠军帖》、《终年帖》、《知汝帖》亦为张芝所书。 王羲之对前代书家，唯推崇钟、张二人，认为自己可以和钟繇并驾齐驱，兴许还略胜一筹；若论草书，则张芝如领头之雁，自己要排在后面了。但王羲之同时认为，自己若肯下“池水尽墨”的功夫，未必不如他。 【晋末称二王之妙】后人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并称为“二王”。 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羲之书法诸体皆精，尤其行书、草书被引为天下规范，影响至今。他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 王献之，字子敬，东晋书法家，为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故世称“大令”。幼时从父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格，遂与父齐名。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lí)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百（应为“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语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孔子的原意说的是人的修养：作为“君子”，既要文雅，又不失朴实；不可粗俗，亦不可过于酸腐。后人也用“文质彬彬”喻写作的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或艺术作品表现手法和思想感情的和谐统一等。按本文中当指每个时代固有一时的书风，但“古质”也好，“今妍”也罢，均贵在质朴而不违拗时代，华丽而不流于世俗。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萁（应为“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范，以斯成学，孰愈面墙！后羲之往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辄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还见，乃叹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谢安】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浙江绍兴人，祖籍陈郡阳夏（今中国河南省太康）。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兼中护军、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加后将军、扬州刺史兼中书监兼录尚书事、都督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兼假节、太保兼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史称“肥水之战”的总指挥。死后追封太傅兼庐陵郡公。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谢安年青时无意仕途，每天除了跟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孙绰、李充等名士一起谈文论诗，畅谈玄理之外，还经常与他们一道游赏山水，借以自娱。王羲之的著名代表作《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与这班朋友雅会兰亭时所作，谢安也吟诗作文，以尽雅兴。谢安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对儒、道、佛、玄学均有较高的素养。 【未克萁（箕）裘】箕裘，比喻祖先的事业。《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克，能够（继承）；裘，用于冶铁的鼓风气裘；箕，簸箕一类的竹器。《礼记》中的意思是：好铁匠的孩子，一定先学习鼓风气裘的制作；好弓匠的孩子，一定熟悉一般竹器的做法。这是成语“克绍箕裘”的出处，就是后辈能继承父祖之技艺。“未克箕裘”的意思正好相反。 【胜母之里 曾参不入】语出《史记·邹阳传》：“里名胜母，曾子不入。”曾子为孔子弟子，以孝称，因里巷名为“胜母”，曾子便不入内，名不顺也。孙过庭认为，王献之说自己的书法超过父亲，（何况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有违孝道。 【假托神仙】事见于褚遂良临王献之《飞鸟帖》：“臣献之顿首，今月十二日辰时，中使宣陛下睿旨，俯询字学之由……臣仰承帝命，密露天机，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仿佛，其书文章不续，难于究识……”自述皇上问及学字的由来，他编造了飞鸟授书的故事，竟不承认家学渊源，实在不厚道。 【面墙】指喻不学习而见识浅薄的人。如面对墙壁而立，一无所见。最早见于《尚书·周官》：“不学墙面。”孔安国传：“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孙过庭的意思是，王献之明明书承乃父，偏又讳莫如深，这恰恰说明了他的狭隘和浅薄。 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馀烈，挹(yì)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miǎo)；一点之内，殊衄（nǜ）挫于毫芒。况云积其点画，乃成其字；曾不傍窥尺犊，俯习寸阴；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 【临池】见“汉魏有钟、张之绝”中关于张芝的注释。 【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班超（公元32—102年）字仲升，扶风安陵人，班彪子，班固弟。《后汉书·班超传》记载：“超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班超于永平五年与母随兄至洛阳时，家贫，曾经受雇于人，以作书供养母亲，久之生厌，乃投笔从戎。“引班超以为辞”是说不能专心学书的人常以班超投笔从戎的事为借口。 项籍（公元前232—前202年）即项羽，下相人，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项羽叔父）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援项籍而自满”说的是学不好书法的人拿项羽学书不成的事来自我安慰。 然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夫潜神对奕，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讵(jù)若功定礼乐，妙拟神仙，犹埏(shān)埴(zhí)之罔穷，与工炉而并运。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zé)。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与？ 【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为人清静无为，恬淡于功名富贵，也不愿为谋取世人称誉而矫饰自己的行为。年轻时喜好辞赋，以司马相如的作品为效法的楷模。汉成帝时杨雄到京城，任黄门侍郎。由于不善于巴结权贵，故长期不得升迁。直至王莽称帝后，按年资才转为大夫，职务只是在天禄阁上校书而已。一生未得重用，后期潜心于学术著述和收徒讲学。 杨雄的著述很多，其所撰诗赋文章已多有散佚，宋代人取《汉书》、《文选》及《古文苑》所载40多篇，辑为文集5卷。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是《太玄》和《法言》。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据扬雄《法言·吾子》载：“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虫”指虫书,“刻”指刻符。虫书、刻符是秦书八体中的二体,是西汉学童必习的小技。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比喻微不足道的技能。有人问杨雄是否小时既能为赋，杨雄说是，转而说，那是大丈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杨雄借书法入门喻诗赋创作，则诗赋既为“小道”，书法显然更不能登大雅之堂。 【坐隐】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即王坦之，东晋大臣，与谢安同时，官居北中郎将)以围棋为坐隐。”弈棋时两人对坐，专心致志，别事不闻不问，犹如隐居，遂得此名。宋朝黄庭坚有诗云：“坐隐不知岩月乐，手谈胜与俗人言。” 【行藏】语本《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意思是：用我呢，我就努力去做，不用我呢，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前句中“乐志垂纶”是乐在垂钓的意思，显见这里的“行藏”用意偏指“藏”，体会的是忘却世事的乐趣。 孙过庭认为，围棋有“坐隐”之名，垂钓有“行藏”之趣，但却均不如书法有“功定礼乐”等等诸般妙用。 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应为“愈”）微。方复闻疑称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绝，无所质问。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解草书，粗传隶法，则好溺偏固，自阂通规。讵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加以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栝（应为“括”）篇章，涵泳飞白。若毫厘不察，则胡越殊风者焉。 【而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西晋时期，因“八王之乱”（291-306），北方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大动乱。大批士人渡江南下。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称晋王，次年即位，是为晋元帝，建立偏安于江南的政权，延续晋之正统，史称东晋。 晋室南迁，建康成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曹魏、西晋时期形成的书风也随之南移。由于时代的原因，曹魏、西晋的书法大族（包括钟、卫）至东晋时都已门第衰落。这时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颖川庾氏、高平郗氏等南渡的北方士人成为显族，东晋书法之门户被打开了。“王谢之族”中的“王”指琅琊王氏，其代表人物为丞相王导及其侄王羲之，羲之子王献之，均为书法大家；“谢”指陈郡谢氏，代表人物是东晋政治家、军事家谢安。刘禹锡《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中的“王谢”即指王导、谢安之世家巨族。“郗庾之伦”中的“郗”指高平郗氏，代表人物是郗鉴，为王羲之岳父，唐张怀瓘说他：“草书卓绝，古而且劲。”其子郗愔，擅长章草，隶书也为人称道；“庾”指颖川庾氏，代表人物是庾亮，庾亮长于行草书，弟庾翼书法传少时与右军齐名，庾肩吾《书品》中也有庾翼书法地位高于王羲之的说法。 当代书法家梁少膺在《魏晋书法论》中评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安于一隅的东晋士人在相互之间的信札往来中，书法成了他们攀比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如此，诸如在文辞的雅致上也极尽心思。往往一通信札，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综合文化修养，他们以此来标榜自己的身价，以显示对一般寒门士子及百姓的优越感。这种文化资本在士族的发展和维护门户地位的竞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己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嗟乎，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jù)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kuí)庸昧，辄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除繁去滥，睹迹明心者焉。 【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蹄（捕兔子的网）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得：得到。言：语言。原意是言词是用来表达意思的，既然已经知道了意思，言词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后比喻彼此心里知道，不用计较于言语了。此处是说书法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心知其意而很少对他人讲出其中的要领。 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编录。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若乃师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郸淳之令范，空著缣(jiān)缃(xiāng)。暨乎崔、杜以来，萧、羊已往，代祀绵远，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业显；或凭附增价，身谢道衰。加以糜蠹不传，搜秘将尽，偶逢缄赏，时亦罕窥，优劣纷纭，殆难覼(luó)缕。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 【《笔阵图》】作者不详。或以为是卫铄(272-349年)，或以为是王羲之，或以为是六朝无名氏的伪作。唐代张彦远断定为卫铄。卫铄人称卫夫人，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笔阵图》以失传的李斯《笔妙》为蓝本加以改造，以楷书笔法作主体，兼及篆书、章草、八分、飞白、鹤头、秦隶笔画特征。对毛笔、墨汁、纸质、砚石以及楷书和草书的执笔运笔方式、书写效果都有具体的说明。细致入微、循循善诱的表述方式具有女性特征。作者声称对七种笔画的要求，是供后来书家经常温习的模范。《笔阵图》在千余年间,一直是书坛人士的重要教本。 【师宜官】中国东汉书法家。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东汉灵帝至献帝间。张怀瓘《书断》记载：“灵帝好书，徵（征集）天下工书者於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隶书）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曾为袁术部将。今山东巨鹿有《耿球碑》为袁术所立，其书甚工，传为师宜官所书。 【邯郸淳】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又作正礼。汉末魏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文学家、书法家。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会稽上虞令度尚将为孝女曹娥立碑，命其弟子邯郸淳作碑文。邯郸淳年甫弱冠。碑成，蔡邕阅后刻“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于石旁，隐“绝妙好辞”四字。 工书，诸体皆能，尤善篆籀。西晋书法家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卫恒认为蔡邕虽善书篆，“采（李）斯、（曹）熹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袁昂《书评》称其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已不传。 【崔、杜以来，萧、羊已往】“崔”指崔瑗，“杜”指杜度，“萧”指萧子云，“羊”指羊欣。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东汉学者、书法家。早孤，鋭志好学，师从贾逵，明天文历数.年十八游京师，与马融、张衡相友善。仕途曾屡遭挫折，年四十始为郡吏。汉安帝初年，官至济北相。 他是汉代名书法家，尤善草书，师法杜度，时称“崔杜”。后来张芝取法崔、杜，其书大进，对于崔瑗的草书，后世评价很高。“草圣”张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三国时魏人韦诞称其“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即书体非常浓密，结字精致美妙。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云：“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作品无考。著有《草书势》。 杜度，字伯度。一说原名操，魏晋人因避魏武帝名讳，改称杜度。东汉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杜延年曾孙，汉章帝时为齐相。杜度以善章草著名。为张芝师。庾肩吾《书品》列杜度书为上品之中。张怀瓘《书断》中列杜度章草为神品，评曰：“创其神妙，其惟杜公。”又以张芝与杜度相论曰：“伯英损益伯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润色精于断割，意则美矣。至若高深之意、质素之风，俱不及其师也。”《书断》卷下评曰：“杜草盖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则，此乃天然第一也。”又曰：“章草古逸，极致高深，则伯度第一。” 萧子云，字景齐，兰陵人。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从小勤学而有文采。二十六岁写成《晋书》，三十岁任梁秘书郎，后迁太子舍人，著《东宫新记》。后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晋安王府文学、司徒、主簿和吏部长史兼侍中等职。他还善于草隶书法，效钟繇、王羲之之书，而微变字体，自觉功进，其书亦雅。被梁武帝赞为“笔力骏劲，心手相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萧子云书法于其时已名声远播，《南史》上有百济国（今朝鲜半岛西南部国家）使者截船求其书的故事。 羊欣，字敬元，泰山郡南城(今魏庄乡南武城)人。东晋、南朝宋时著名书法家，其父羊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二，随父在任所。王献之为吴兴太守，时至乌程，见欣习书，甚爱之。某夏，献之至，见欣着新绢裙午睡，乃提笔书裙数幅而去。由于献之亲授以笔法，不时指教，羊欣的书法更为精进，以至成名。 羊欣善真书，梁朝沈约称道其“献之之后，可以独步”。时谚有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隐然可与王献之同列。刘宋之世，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范晔的篆书，号为“四妙”。 且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正（应为“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非所详焉。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且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牍仍存。观夫致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岂有贻谋令嗣，道叶义方，章则顿亏，一至于此！又云与张伯英同学，斯乃更彰虚诞。若指汉末伯英，时代全不相接；必有晋人同号，史传何其寂寥！非训非经，宜从弃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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