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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极度克制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2017-06-20  愿意挣扎...

作者  ▎零壹壹   主播  ▎茶茶

那个十分克制的人,怎么样了?

来自和书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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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各位书友,大家好。


在昨天的共读中,我们分别揭开了王錱,李鸿章,李元度三人与曾国藩之间的历史往事。


这三段恩怨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也带领我们分别从官场、战场等关系场的角度了解了曾国藩的处事原则。

 

不得不说,曾国藩的这一生活得格外用力,也活得格外克制。


那么,对这个用尽了半辈子时间为自己筹划结局的人来说,他的结局是否真的如自己如愿?


在这一生的最后,还有哪些难关? 

 

今天的共读,我们将再次翻开《曾国藩家书》的为政、军事篇,了解另一个在曾国藩生命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左宗棠,了解两人在几十年的相识中最著名的三次“失和”,和曾国藩此生真正的终点。

 

01


曾国藩朋友圈里的名人不少,但如果说起坏脾气,排在首位的一定是左宗棠。


左宗棠为人做事时非常直率,也经常会为此而得罪很多人,其中一个是樊夑。

 

樊夑的官职为总兵,任职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麾下,地位略高于彼时的左宗棠。


但左宗棠的特殊性在于,他虽然是幕府下的师爷,却拥有重要的实权。


加上樊夑本人出了名的狂傲,左宗棠便一直看不惯他这副很不成气候的作派。

 

这两人原本并不相干,直到有一天,导火线被点燃了。

 

当日,樊夑直奔湖南长沙找到巡抚衙门,希望左宗棠能对自己被革职一事给个说法。


然而就在樊夑恭恭敬敬地讲了半天后,问起左宗棠的意思,左宗棠却平静地问起樊夑,他见到自己为什么不跪下?

 

樊夑勃然大怒,表示自己一介朝廷命官、堂堂二品武官,怎么能受区区一个师爷的如此羞辱。


左宗棠也怒从中来,大骂着叫樊夑滚出去。


于是没办法咽下这口气的樊夑,向朝廷报告了左宗棠的恶劣行径,指责左宗棠故意陷害他。


朝廷的旨意回来时说,如果左宗棠真有劣幕把持的举动,事情属实可以就地正法。

 

此时的左宗棠命悬一线,赶紧拜托了在京的官场朋友帮忙,终于向咸丰帝上了奏折,才澄清了事实的真相。


这样,朝廷决定对此事不再追究,左宗棠得以大难不死。

 

我们知道,彼时的曾国藩在为人处世方面,自然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中有任何妄动。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左在这起事后对帮助过他的官场朋友们都很感激,同时也明暗着抱怨数次,说事发当时另外有些朋友没有站出来——指代的这些人中,当然就包括了曾国藩。

 

从两人一生关系的发展来看,这起事件可能早早地就埋下了一个祸根。


02

 

曾国藩第一次带兵打仗就兵败在了长沙靖港,他在万念俱灰之际意图跳水,甚至被章寿麟救起后仍然想要赴死,最后只好收拾了残余部队回到了长沙。

 

时任湖南巡抚下师爷的左宗棠特地来访,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左宗棠来了之后却不是安慰曾国藩,而是将曾国藩痛骂了一顿,大意是指责曾国藩一次兵败就要自杀,这种行为简直愚蠢至极、不可理喻。

 

曾国藩为此不仅颜面受损,也深受刺激。


这是左宗棠和曾国藩的第一次翻脸,距此三年后,两人再次爆发冲突。

 

当时江西战况吃紧,为了增援曾国藩,左宗棠派出军队从湖南前往战场。


但去了之后,左宗棠却发现曾国藩并不在那里,原来,曾国藩因为无法承受江西内外交困的局面,利用奔丧的机会回到了湖南老家,这又一次招致了左宗棠的猛烈攻击。

 

左宗棠生气的原因是,自己带着大量人力物力援助江西、安排作战部署,还特地派出了好几员大将,但是曾氏两兄弟就这么不负责任地跑了,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


气急的左宗棠找不到曾国藩,于是写信给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指责二人明明身为统帅,却在战时有了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不齿、罪莫大焉。

 

左宗棠在书信中的言辞毫不客气,他不仅对曾国藩进行了严词批评、指责,甚至还说出了诸如“曾国藩对江西的战局来说无足轻重”,“即便他身在江西,也成不了什么大事”等话。

 

面对左宗棠的尖刻攻击,曾国藩心里非常难受,但从本质上也明白自己的行为不妥。


于是依照着他所尊奉的一贯信条,曾还是选择了忍让,“逆来顺受”。


再后来,曾国藩主动去拜访了左宗棠,二人再一次握手言和。


03

 

七年后,也就是1864年,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的部队经过两年多的苦战,终于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最后一次,左宗棠向曾国藩发难了。

 

攻克天京后,曾国藩就上报朝廷,说洪秀全已经死了,“幼天王”也死于乱军中。


但是只隔了几天,左宗棠就上了一份奏折,指出曾国藩的情报严重错误,因为幼天王根本就没有死,现在还在某地,正被多人追随拥护。

 

这样一来,清廷就下了旨意,要严责曾国藩的过失。


曾国藩确有疏漏之处,但左宗棠的折子将他陷入了谎报军情,或者欺君的境地,无论哪一个,都不是他该担上的罪名。


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在折子中指出,曾国荃的部队放走了几千名太平军。

 

于是,忍无可忍的曾国藩也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表示这几千太平军的余部逃出了天京,也是正常的,因为左宗棠攻克杭州之时,冲出了十万人之多。


两人打起了笔墨官司,自此终于彻底断交了。

之后长达八年,两人不通音信。


左宗棠逢人便骂曾国藩,而曾国藩依旧选择忍让和沉默。

 

但多年后,如二人自己所述,他们之间的所有矛盾、纠纷其实都是为了国事。不是为了个人的权势、官位,也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直到晚年时,两人的关系终于慢慢解冻、有所恢复。


左宗棠在西北开展战事,曾国藩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不仅把自己湘军的名将刘松山的部队调拨给左,还解决了全部的经费。

 

曾国藩去世的时候,左宗棠撰写了一副感人至深的挽联,这些文字可以看做是对两人一生交情的最后总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二人的关系最后能如此收场,多少也是一种善终。


04

 

从某种意义上,曾和左的关系标记了曾国藩在人际上的长短。


在这本《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在多篇里提到了自己为政、治军时对识人、用人的看法,如《致九弟·述增加幕僚》、《致九弟·宜多选好替手》等。

 

曾国藩的幕府有天下第一幕府之称,全盛时期,有二三百人之多。


幕府中各种人才齐备,在当时有“人才渊薮”的美誉,也有人将它比之为半个朝廷,甚至有很多进士、翰林,不愿为朝廷命官,宁愿来曾府做一个幕僚。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并非自己的强项,他唯一能做的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己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己之功”。


据不完全统计,曾国藩的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400余人,这些人中后来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

 

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左宗棠、李元度、彭玉麟、李鸿章等人均受过曾的举荐,一时之间也曾有“国之重臣,悉出曾门矣”的说法。


《清史稿》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曾国藩的话:


“国藩为人威重,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足见曾国藩察人之准。


05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以捍卫中华道统的名义举兵东征。


在长达十年的征战中,一介书生出身的曾国藩领兵杀敌,不计其数。


于此同时,他也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


而当他终于因平定天平天国之乱而功成名就时,会否知道自己将获得怎样的一个历史评判呢?

 

在今天来看,以曾国藩为首的一代名臣,被后人称之为“同治中兴”时期的骨干。


“中兴” 是什么?


“中兴”蕴含着传统历史王朝的循环观念里面的概念,意为历代王朝都是由盛转衰的过程。


如果在王朝衰退的晚期里出现了临死前的挣扎,这种极其偶尔的光芒的绽放、并短暂地延续一个王朝的命数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中兴。

 

所以曾国藩时期的朝臣们,大多会避讳谈起“中兴”这个词。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这个词已经暗示着王朝在走向衰落的命运。

 

关于曾国藩的评判,由此而变得复杂。


他这一生的功过、褒贬,多少都受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后人谈起他“反革命”的身份,是因为他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太平天国施行镇压;指责他是“汉奸”,是因为他在天津教案时的处理过于软弱——但如果结合历史纵观全书来看,他真正想做的、他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06

 

太平天国之后,帝国的统治危机暂时解除,我们才得以看到曾国藩真正的议题。


身为终生信奉理学的大家,曾国藩的理想,是要把当时的中国恢复到传统的儒家秩序,维护封建统治。

 

彼时曾国藩自身的地位已经达到了巅峰,但时局成为了最大的阻碍。


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曾国藩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只能为已经显露出“末世相”的清政府寻找政治出路——洋务运动,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救改革。

 

无论是江南制造局、安庆内军械所,还是第一批留学生,翻译馆,洋务运动的众多成果和进步意义都是可观的。


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注定无法成为救国的良方。


甲午中日战争里北洋水师战败,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曾国藩无法挽回大清覆灭的命运。


1872年元旦后的第二天,曾国藩搬进了自己翻修一新的府邸:两江总督府,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


3月12日,在人世间行走了61年后,曾国藩最后在府邸花园的小路上散步时,缓缓走向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曾国藩死后的谥号是文正(曾文正公),这是大清帝国所能给予的最高谥号。


同治皇帝在上谕中对曾国藩的评价是“秉性忠诚,持躬清正”。


曾国藩去世40年后的1912年,清帝退位。


曾所效忠了一辈子的大清帝国就此终结:封建王朝的气数终于尽了。

 

到此,本周《曾国藩家书》的共读分享也画上了句号。




依据《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写下每一封家书的具体时间,当我们再来回顾全书中隐含着的历史细节,并结合曾国藩生平的文、武、政、军等人事,便可以明白后世要将他视为圣人的原因。

 

在全书收录下的时间坐标里,曾国藩写下的最后几封家书,分别出现在了第一章“修身篇”《致九弟·时刻悔悟大有进益》和第二章“劝学篇”《致四弟九弟·述为不学有四要事》,这就回到了翻开这本书共读的开始——曾国藩终于以他一生的勤勉修行,实现了自己在中年时亲自划规的人生设定:天资平庸的凡人,凭借强大的后天意志,为自己镀上了圣贤的金身。

 

但是,如果对照着曾国藩所尊崇的理学,也就是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来分析——

 

在“修身”上,曾国藩沿着既定的轨迹,完成了自己;从“齐家”的结果看,曾国藩自己的儿女们后来的境况大多并不如意,但长远上,曾氏家族在《曾氏家训》的教育下一代一代得到了不断发展;而“治国平天下”的意义上,一生忧患、步履维艰的曾国藩纵然平定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王朝,但清王朝到底救不了中国,曾国藩最后的治国理想,其实并没有实现。

 

这是这位一生筹划着结局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期才终于揭晓的谜底。


如果这个结局是“果”,那么曾国藩一生中所做过的全部选择都是“因”。


而选择因、实现果,也是让生命得以自圆其说的一种可能。

 

生命的路从来没有地图,只有内心的指南针。


我们所遇上的每一段风浪,既是坎坷,也是转折,关键在于面对它时要如何抉择和跋涉。


当时间和经历都故去后,愿此刻合上本书的每个你,也能以曾公为鉴,找到忠于自己内心的人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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