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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刘磊看到的那样，米兰家具设计展组委会事后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参展商展出的产品数量不及往年，观众也明显少了很多——今年6天展会的总参观人数为304702人次，比去年下降了12.55%。有些设计师表示，往年那些设计得几乎不像家具的物件儿没有再出现，经济危机让厂商们放弃了“概念牌”，务实的态度也意外地让今年的米兰展因祸得福，更像一个纯粹的家具展。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件事：做减法仍然是国际一线家具品牌设计的方向所在。 做减法的不仅仅是家具行业。前段时间英国某机构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近来的六个月内，中高端品牌的白衬衫销量直线上升。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不仅仅暗合了经济状况对行业制造、推广运营成本的影响，线条简洁硬朗的生活用品也能让人们时刻保持舒适却理性的心态，色彩的单纯化与剪裁的利落感便于减少抑郁与急躁的情绪化思维，这一点在今年的米兰展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而在所有包含着极简主义的家具设计中，北欧是一个特别的族群。 手工业者的简约传统 远离大陆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因偏隅在欧洲版图的北端，在新兴的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很快受到机器的影响。工业化进程的缓慢使北欧四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古老的手工业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一直到20世纪初期，工业技术才逐渐在这些国家立足。智慧的匠人们在新技术新理念逐渐入侵的过程中，不断地改良工具和技巧，使它们没有被工业化的流水线吞噬，也没有隐没在民间变成一份消遣，而是作为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在现代家具制造流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赋予北欧设计一份独特的礼物——现代主义与手工业的自然融合。 从20世纪初期的作坊式小工厂到现在奢侈品牌的现代化操作间里，年迈的手艺人亲手为椅子表面缝制皮革的景象延续了近百年。在丹麦，国宝级奢侈家具品牌FritzHansen，仍然保留着所有布料、皮子的缝制全手工的传统。一个老工匠一周内可以缝制三把椅子，这样的速度与IKEA美国化的生产模式自然不能够抗衡，而手工创造的价值也绝非工业化产品能够抗衡的。FritzHansen的经典产品“蛋椅”（theeggchair），在中国只在北京和上海由本地Dealer代为出售，它的售价高达12万元人民币，足够买下IKEA展示区里的所有椅子。 然而，手工技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设计风格的繁琐。19世纪末期相对贫弱的环境让北欧人保留了节俭的传统，他们珍视自然赋予的一切。虽然拥有广袤的水域和森林，事实上北欧的自然能源是相对匮乏的。采用天然材料是北欧家具的传统，但用料节省也是北欧家具制造业的关键词。设计师们秉承着用最少的原料，制作出方便人们使用的物品，并在最大限度上创造出简约美感的原则，将极简主义的理念在图纸上一一呈现。 丹麦的设计大师阿诺·雅各布森（ArneJacobsen，以下简称AJ）在上个世纪50年代，设计出了自己的第一件著名单品。那是为某家餐厅设计的蚂蚁椅 （theantchair）——极细的腰部和三条椅腿，让很多制造商望而却步。腰部设计达到了当时用料的极限，人们担心生产出来的椅子很难承受人体的重量。AJ坚持自己的设计是符合人体力学标准的，只是在制造上对材料的柔韧性和生产技术要求较高。他并未听取任何意见修改设计方案，而是坚持等到有能力的制造商把三条腿的蚂蚁椅制作出来，成为整个欧洲流传的经典单品。这把椅子在1957年的米兰双年展上广受赞誉，上市后更是受到欧洲人的追捧，并使AJ成名于欧洲设计界，将简约风格发展为现代家具设计的风向标。 AJ的设计风格影响了一代人，蚂蚁椅的故事也解开了人们的一个误区——简约风格并不等于简单制造。相反，线条感强烈的北欧家具，对生产工艺的严苛要求常常“逼迫”着制造商寻找新的材料、淘汰不够精湛的手法，间接地促成了家具制造业的变革。 生活品质&设计品质 北欧人是讲究生活的。他们的设计与生活息息相关，连一个味精瓶子都可能是经过一个设计师长时间思考而制作出来的。设计的每一步变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依据。二战之后的北欧，生活方式的改变促成了家具设计的快速发展。战争的结束让人们紧绷的神经舒缓下来，重新回归家庭生活并重视家居环境。不久，工作日也由7天改为5天，家的概念越发的重要。 旅居丹麦的陈扬这样形容北欧人：他们固执地思考着一件设计，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想怎样解决一个小难题，例如一个桌脚或者一个楼梯扶手，怎样再省出一块材料，省出一点空间，怎样更节省体力，或者怎样可以更美一些。在北欧航空的飞机上，喝咖啡的一次性塑料(10405,170.00,1.66%)杯子为了让人们拿起来手感舒适、重量均衡，设计者在把手处特别用了3根细塑胶支撑，表层雾面处理，好看又方便，让搭乘飞机的旅客从微小的细节便能体会北欧设计的精髓。 即便是花很多时间去想一件设计，北欧人并没有像中国白领一样整天在办公室里忙碌。据调查，他们每周平均工作37个小时，比中国人要少8个小时。这8小时留给了家庭聚会、户外行走、骑车和骑马。环保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将这种可持续的“有机主义”理念带入了工作中。在FritzHansen，除了蛋椅、天鹅椅（swanchair）需要手工缝制外，还有一款由PoulKj覸rholm设计的PK22，是加入藤条手工编制的，有点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藤椅。手工技师们常常带着原材料和设计图离开生产车间，回到自家的院子，或者是和家人一起去附近的海滩，晒着太阳听着音乐，仔细编织着手中的藤条。慢生活赋予了这些家具的，多是技术之外的品质。那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和自由的精神。 生活与设计的关联不仅仅如此。北欧人在强调一切从简的理念，也并没有因过分追求外形的简单而放弃家具所具备的功能属性，这和他们质朴的本性有关。原本人们认为北欧的设计是受到了德国包豪斯主义（BauhausStyle）的影响，强调务实与功能性。而事实上，在19世纪初，就有一个丹麦人提出了这个理论：无论是什么设计，首先要符合两个要求：一个是实用性，一个是合适性，实用性是设计的首要原则，因为如果不好用，仅仅眼睛觉得好看，精神觉得好看，这个设计其实也不是好的。 上个世纪 30年代，AJ的老师——丹麦设计大师凯拉·克林特（Kaareklint）将人体工程学首次运用到家具设计中。为了研究椅子的结构与人体坐姿的融合，克林特在设计之前画各种姿势的人体素描，还对人体进行广泛的抽样测量，并且把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编辑出版。这份研究的结果带给丹麦乃至北欧设计界一次大的震动，丹麦设计师们成为了最早关注人体的尺寸比例在设计中的重要性的群体。 时至今日，现代化的手段已经不需要设计师去画素描了，北欧的一些家具品牌与密歇根大学合作，邀请志愿者参与实验，研究腰部受力的程度和最舒适角度等项目，以期产品满足人体最大的舒适度。此外，电脑与电话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在使用桌子时加入了布线的需求，设计师们也会根据实际的状况仔细安排各种连接线的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保持简约化的外观。 顶级品牌在中国 北欧的顶级家具品牌有哪些？除了专业人士和设计发烧友，很少有人能答得出来。它们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就陆续的登陆内陆市场，通过Deal－er的形式向中国高端消费群体出售。因为过于低调，十年过去了，家具行业里的奢侈品并没有像其他类型的奢侈品那样备受中国高消费阶层的追捧。 上海Haworth公司的江霞玲说，在她进入家具行业之前，也不知道这些牌子，例如她现在非常熟悉的FritzHansen、Vitra、GeorgJansen等等。它们低调的陈列在代理商的展厅中，没有人知道这些椅子把手上包裹的皮革是出自比LouisVuitton还要高端的欧洲著名皮货供应商SorensenLader，布料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发家于丹麦的国宝级品牌Kradvat——在欧洲，一把由SorensenLader的皮子制成的椅子是可以作为传家宝由祖辈传给儿孙的，据说经年累月的生活印记会印入皮革内，形成独特的古旧美感，并因为附着的时间含义，短短十几年价格就会翻好几倍。 位于三里屯酒吧街的Crossover(跨界)，是一家国外顶级家具品牌的代理店。店内陈列着上文中提到的12万元一把的蛋椅，我问过刘磊这把椅子的销售情况，他说从引入这个品牌到今天，两个月内卖出去3把，购买它的都是文化名人和演员。就在我们交谈的间隙，一位买主从英国打来越洋电话，又定制了一把蛋椅。而在上海，同样以FritzHansen为例，江霞玲称卖得最好的产品是德国设计师设计的Space系列，原因是这款椅子的仿品还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一位杭州的设计师在Haworth挑选椅子时，看中了蛋椅与天鹅椅，但因为仿品太多，花十几万元买的东西和别人工作室里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仿制的一样，似乎有些不划算，于是他买了Space系列。 中国的消费市场不单单存在着仿品泛滥的现象，购买者对于家具本身的理解也需要进一步的引导。上海某工作室的设计总监买了一把PK80椅子，它需要很大的空间才能体现出美感，结果被放在了一个狭窄的办公室里。设计总监很困惑，为什么没有宣传册和店里展示得那么协调？江霞玲表示，我们的生活虽然正在逐步地发生改变，与具有设计传统的北欧相比，在家具与空间的搭配感上仍然是暂时落后的。这也可能是以后高端家具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对受众在观念上进行正确的引导。 而面对中国高消费群体对于北欧品牌的陌生，亚洲区总裁们也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像其他奢侈品一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推向中国市场，还是仍然保持着欧洲人的传统而高贵的矜持？他们仍在思考。 （文/王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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