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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春季拍卖会上，作为本次瓷器工艺品专场的主推藏品，这件元代玻璃蓝釉玉壶春瓶，不负众望已，因其绝对的稀有性引发藏家激烈竞争，多番叫价后以862.5万元拔得本场头筹。但笔者认为，这个价格还是偏低的，如果这件拍品放在佳士得或者苏富比价格一定是过千万的。 查阅各大拍卖行往年图录，元代 蓝釉瓷器上拍的数量屈指可数，像这一件玻璃蓝釉的玉壶春瓶更是难得一见。蓝釉为元代景德镇创烧，但自创制成功即已达到最高水平，蜚声海内外，传世品至今深受世人追捧。元青花夙为瓷器名品，传器数量较多，探讨研究资料和成果丰富，而蓝釉瓷器则存世稀若星凤，与之相较，理当更为人关注。 据统计，至今发现的元代蓝釉瓷器仅廿一件，主要收藏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如两岸故宫博物院、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等。其品种主要为蓝地白花和蓝釉描金，光素无纹者仅江苏江阴市博物馆藏蓝釉无柄壶和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蓝釉蒜头瓶。拍品为此类蓝釉瓷器之重要补阙，且品相保存良好，极为珍贵难得。
拍品玉壶春瓶细长颈，垂胆形腹，器形瘦劲，亭亭玉立如豆蔻年华的少女。胎体轻盈，口沿及底部修胎的旋状痕迹明显。外壁施蓝釉，底部施透明釉，蓝釉色泽明丽静谧，令人感到神秘而深远，如澄澈夜空，又如纯净的蓝宝石，故有琉璃蓝釉之美誉。
玉壶春瓶器形成熟于宋代，作为酒器使用，由于线条优美柔和，逐渐演变为观赏性的陈设用器。元代无论是青花或此件首次出现的蓝釉玉壶春瓶，都承袭宋代窈窕的造型，体形瘦劲，颈部较细，从明代开始，玉壶春瓶器身渐有粗壮的趋势，腹部趋于丰硕圆润，不复有宋元两朝的馀韵。
据考古资料显示，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有蓝地白龙纹盖罐和砚盒，以五爪龙纹为饰，由此可知蓝釉品种曾作为元代宫廷用瓷。拍品玉壶春瓶及前述景德镇出土的蓝釉蒜头瓶，均为瓷器传统器形，不属于外销瓷范畴，由此可见元代蓝釉生产技艺的高超和器形、品种的多样化。 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考古资料和传世器看来，除了浙江龙泉窑和一些北方窑系继续发展，景德镇瓷业尤其发生了巨大变化。青花、蓝釉、釉里红、红釉瓷器首创成功，不仅打破了千百年来以青釉、黑釉、酱釉、白釉为主的瓷器釉种格局，而且奠定了明清两代陶瓷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青花和蓝釉创制之初，钴料依靠进口，非常珍贵，但景德镇窑工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熟练地掌握烧造技术，出窑的蓝釉器发色稳定、翠亮、匀净不晕散，釉色幽静雅致，仿似蓝宝石一般，在当时即蜚声海内外，后世鉴赏界誉之为“琉璃蓝”。蓝釉和青花这两个新品种，创烧未久即已攀升至工艺的巅峰。
然而与元青花相较，元代蓝釉瓷器极为稀少，目前国内外发表的资料仅约二十件，器形有瓶、盘、匜、碗、壶、爵、盖罐、砚盒、把杯等，收藏于全世界公私立博物馆和单位，分布如下： 
蓝地白龙纹梅瓶，江苏扬州博物馆、北京颐和园管理处、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各收藏一件。 
蓝釉蒜头瓶，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一件（1970年代晚期景德镇出土）。 
故宫博物院馆藏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馆藏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 蓝地白龙纹盘，故宫博物院、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原安宅藏品）、出光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Henry J. Oppenheim捐赠）、大维德基金会各收藏一件。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藏 蓝地白麟凤纹菱花口大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藏一件。
蓝地白龙纹菱花口大盘，伊朗国家博物馆藏一件。
蓝釉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
蓝地白芦雁纹匜，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一件。 
蓝釉描金朵云纹匜，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一件。
蓝釉描金梅花图碗，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一件。
蓝釉无柄小壶，江苏江阴市博物馆藏一件（1976年江苏江阴出土）。 
浙江杭州市考古所
安徽歙县博物馆藏 蓝釉描金爵杯，浙江杭州市考古所（1987年浙江杭州出土）、安徽歙县博物馆（1988年安徽歙县出土）各收藏一件。
蓝釉金彩器之所以名贵，是因为烧制工艺决定的，在高温下先烧成蓝釉器，然后在釉上描绘金彩纹饰，再经低温烘烤而成，由于是釉上彩绘，又因金彩附着力很低，所以非常容易脱落。上述两件若非出自窖藏，很难经历数代而完美如新。1987年浙江杭州出土一件描金蓝釉爵杯，1988年安徽歙县窖藏出土一件描金蓝釉爵杯，釉上金彩均已大部分脱落。而惟独这两件虽经600年仍金桄灿灿，耀人眼目，实在令人惊叹不已。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曾提到元代“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
蓝地白龙纹盖罐，江西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一件（1988年江西景德镇珠山出土）。
蓝地白龙纹砚盒，江西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一件（1988年江西景德镇珠山出土）。
蓝釉把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
总结上述元代蓝釉瓷器，依其装饰技法归纳，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为蓝地白纹。蓝地白龙纹梅瓶、盘、大盘、盖罐、砚盒和麟凤纹葵花口大盘、芦雁纹匜等均属此种装饰技法，其制作需先在坯体上暗刻或凸塑纹饰，纹饰部分敷设透明釉，其馀均施蓝釉，入窑高温烧成，蓝白二色对比强烈，新颖独特。
二为蓝釉描金。蓝釉描金朵云纹匜、梅花图碗、蓝釉描金爵杯等为此种装饰技法，需于烧造完成的蓝釉瓷器上以金彩描绘纹饰，入窑二次烧成，属于釉上彩瓷品种。制成后蓝釉晶莹璀璨，金彩明艳，交相辉映，更显富丽堂皇。
除上述两种装饰技法外，另有蓝釉蒜头瓶、蓝釉无柄壶等，通体光素，不施任何装饰，纯以静谧的釉色取胜，较前述两种数量尤少。
无论是元青花还是蓝釉，均以蓝色为基调，这种突破中国传统的用色，在元代得以大放异彩，其原因值得探讨。由于上世纪元青花瓷器在近东、中东地区大量被发现，早期研究多认为是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蓝色代表的往往是人类知之甚少的领域，如宇宙和深海，令人感到神秘和静穆，象征深远、纯洁，这与伊斯兰教义中宣扬和追求的清净境界相符。因此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伊朗、伊拉克、摩洛哥等地的清真寺和宫殿，也主要以蓝色为装饰颜色。
而另一方面，虽然蒙元帝国偏爱白色是研究共识，但他们也偏爱蓝色，那种纯净的深蓝色，幽静苍翠，有着特定的名称—蒙古蓝。据记载，元代宫殿常铺设蓝色的琉璃瓦，宫廷举行庆典时也多使用蓝色织物，即使是装裱字画也好用蓝色绫绢。这种颜色偏好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尤为典型的是大草原上妆点蓝色图案的蒙古包。生活在蓝天碧草、澄澈星空之下的蒙古族景仰上天，因此重天色，进而尚青尚蓝，使得蓝色成为民族时尚。
从瓷器制作上言，尚蓝的特点可以元代青花瓷器为例。虽然一些尺寸巨大的瓶、盘、碗被认为是销往中近东地区的贸易商品，但大部分青花瓷器仍属于传统器形的沿续，如梅瓶、玉壶春瓶、盖罐、小尺寸盘碗等品种，纹饰亦为传统的龙、凤、缠枝莲或取材自元杂剧的人物故事图等。1988年在景德镇珠山北麓风景路发现元代瓷器遗存，不仅有各类元青花，还有蓝地白龙纹盖罐和砚盒、卵白釉高足碗等，皆以五爪龙为饰。据刘新园先生考证，这批瓷器应为元文宗时期（1328-1332）的官窑产品，受当时的浮梁磁局管辖，承担宫廷下派的烧造任务，供宫廷使用。此类宫廷用瓷的出土，真实反映了元代皇室对蓝色的崇尚。
此外，蒙古自成吉思汗时期开始崇信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尤大力扶植藏传佛教萨迦派，封八思巴为帝师，掌管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而在藏传佛教教义中，蓝色被赋予庄严和神圣的意义，所以蓝色在瓷器中的应用，或许也突显了蒙元皇室新的宗教信仰。
因此元代蓝釉的出现，不仅是建立元帝国的蒙古族信仰和审美的体现，而且在陶瓷史上贡献了令后世景仰的绝妙瑰宝，对瓷器的烧造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地位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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