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几年里我很少写作，不再正常向刊物投稿。从这种写作的间断中我得到很大好处。在此期间我能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一番清理和培育自己的思想，而不要求将它们发表出去，这一点对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我继续写作，我思想和性格在那几年中发生的重大转变势必大受阻挠。要说清楚此种转变的根源或至少说清楚我为这个转变所做的准备过程，必须从几年前讲起。 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尤其是从《威斯敏斯特评论》创刊开始，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我所希望得到的个人同情也就是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者的同情。我竭力享受生活道路上所能得到的同情。但是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永久满足的源泉，因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庆幸自己确实无疑地享受着幸福生活，我把幸福放在长期和遥远的事物上，在追求这种事物上总是时时有进步，而这种事物又绝不会完全得到，因而我的幸福也不会消失。 这种想法在好几年中鼓励着我，在这几年里世界上发生的一般性改良，以及想到我和他人为改良世界所进行的斗争，使现实似乎充满了乐趣和生气。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处于神经麻木状态，有如人们偶尔会碰到的那种情况，对娱乐和快乐的刺激不感兴趣。我的内心觉得，往日快乐的事情现在变为枯燥乏味或与我漠不相关。我想到，只有改信卫理公会的人被第一次“深信有罪”所折磨时，才经常产生和我现在一般的心境。 在此种心情下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 起初，我希望乌云会自行消散，可是它并不如此。一夜安眠是驱散人生较小烦恼的灵丹妙药，但对它毫无效力，醒来之后重新意识到令人悲哀的现实。我与人相处时它跟着我，不论做什么事情时它跟着我，几乎任何东西都没有力量使我把它忘却，即使短短几分钟都不可能。有几个月时间乌云似乎越积越厚。柯尔律治《沮丧》里的几行诗句──那时我还未读过它──确切地描写出我的心绪：
我向昔日爱读的书寻求安慰，那些记载历史上高贵和伟大人物的史书，过去我一直从那里吸取力量和生气，现在解决不了我的苦闷。现在我读这些书毫无感觉，或者虽有习惯性的感觉，但引不起兴趣。我相信我对人类的爱和为美德而对美德的爱，业已消磨殆尽。我把我的感受向人倾诉也得不到宽慰。倘若世上有一个人，我爱他程度之深，达到非把我的悲哀向他倾诉不可的程度，那么我也许不会再处于这种境地。我还感觉到，我的悲哀不是一种有意义的或值得尊敬的感情，丝毫不值得别人同情。如果我知道何处可寻求忠告，这种忠告将是极为珍贵的。 米考伯①对医生说的一番话常常浮现在我的心头。但是我没有一丝希望向别人取得这种帮助。在任何具体困难中，父亲自然是我求助的对象，但在这种情况下，我绝不愿求他帮助。我绝对相信，他不能理解我所遭受的这种精神痛苦，即使能够使他理解的话，他也不是使我摆脱痛苦的医生。我所受的教育都是他给的，这种教育方法绝不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我认为没有必要使他想到他教育的失败，也许是无可挽救的失败，而且无论如何是他的力量所挽救不了的失败，因而增加他的痛苦。至于我的朋友，此时无论是谁，我都不抱希望，认为他们不会理解我的处境，只有我自己完全理解。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看来越是没有希望。 ① 米考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我的学习过程使我相信：所有精神的和道德的感情和性质，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与外界联想的结果。我们爱一种事物，恨另一种事物，我们对一种行为和意图感到喜悦，对另一种感到痛苦，是由于我们对那些事物有喜悦或痛苦的观念，是出于教育或经历的效果。由此我推论（这种推论是我父亲常说的，我自己也深信不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建立最牢固的、可能的、有益事物的联想；把喜悦与所有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把痛苦与所有有害于大多数人的事物联想起来。 这个道理似乎是颠扑不破的，但是回想起来，当时在我的心目中，我的老师们在研究建立和保持此种有益联想的方法上是很肤浅的。他们似乎完全信任陈旧的大家知道的方法──赞美和责备，奖励和惩罚。现在我毫不怀疑，及早和不间断地使用这些方法，可能建立起剧烈的痛苦联想和喜悦联想，尤其是痛苦联想，可能产生历久不衰的愿望和嫌恶，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止。但是这样产生的联想肯定带有不自然的和偶然的性质。 把痛苦和喜悦用这种强制的办法与事物联想起来，绝不是自然的联想，所以我想，使这些联想历久不衰的关键，在于开始习惯运用分析能力以前，就使这些联想已经非常强烈和根深蒂固，达到实际上不可能消失的程度。因为现在我懂得，或者我认为我懂得，以前我经常以怀疑态度接受的道理──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当其他心理习惯尚未养成，人的分析精神缺乏自然的补充与校正时，它确实会磨灭感情。我认为，分析的优越性能削弱和破坏由偏见产生的一切后果，它使我们能在心理上解开偶然纠缠在一起的各种见解，任何联想都无法最后抗拒这种分解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把分析看作获得自然界永久性关联的最清楚知识的理由。 事物的真正联系不以我们的意志和感情为转移，根据自然法则，在许多情况下，一种事物实际上不能与他种事物相分离，这些法则（根据对它们的领悟和理解程度）使我们对万物的观念（它们在自然中经常联系在一起）在我们头脑中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分析的习惯就这样加强原因与结果、方法与目的的联想，但分析习惯又会削弱那些（用一句熟悉的话来说）仅仅是感情的东西。所以我想，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性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也就是说，根据我所持的理论，除了纯粹物质上和感官上的希望与喜悦外，都被破坏殆尽。没有人比我更加坚信，单凭这些希望与喜悦完全不足以使生活圆满。 这些是人性规律，在我看来，就是这个规律使我陷入目前状态。凡是我所仰慕的人都持有这样见解：即同情他人的喜悦和为人做好事，特别是在较大程度上为人类做好事的感情是人生的目的，也是最大最可靠的幸福之源。对这个见解的正确性我深信不疑，但是，知道有一种如果我有了它就会幸福的感情，并不等于我就能得到这种感情。我以为，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而我在培养知识的整个过程所造成过早发展和过早成熟的分析，已成为我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习惯。 我自己盘算，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对于我曾经努力争取的目的，现在已没有真正欲望。对于德性，对于普遍的善行，我没有兴趣，对其他事物也很淡漠。仁慈心的源泉似已完全干涸，我心里的虚荣和抱负的源泉也已枯竭。回忆起来，我在少年时代已经有过某些虚荣性的满足，在出人头地的希望尚未变为激情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荣誉，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与地位。尽管我所得到的名誉地位是这样细微，但是它们还是来得太早了，像所有来得太快的喜悦一样，它使我对于名誉地位的追求感到厌倦和淡漠。这样不管是自私的喜悦还是非自私的喜悦，对我已不成为喜悦。似乎世界上已经没有足够力量重新开始形成我的性格，使我这颗陷于分析绝境的心灵重新与人类想望的任何事物建立起新的喜悦的联想。 这些就是我的思想状况，它与1826—1827年阴沉冬天的枯燥沉闷气氛相交织。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是能做日常例行公事，但是机械地只凭习惯的驱使去做。因为我受过某种精神活动的训练，即使心不在焉仍能照常工作。甚至还草拟讲稿在辩论会上发表几次演说，至于讲得怎样，有几分成功那就不知道了。我在学会连续演讲了四年，只有这一年的情形我几乎全部忘掉。在所有作家中，唯独柯尔律治的两句诗一直印在我的头脑里，它是我感觉的真实写照（但不是这一次的感觉，因为我当时还未读到它，而是后来重患同样心病时的感觉）：
我的状况很可能不如我想象得那样独特，我相信还有许多人经历过同我差不多的状况。可是我所受教育的特点使这个普遍现象带有特殊性质，使它看上去像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自然结果，不可能随着时间过去而自然消失。我常常自问，如果我的生活一定要这样下去，我能不能或者我有无必要继续活下去。我总是这样回答自己：我认为我不可能忍受一年以上。但是半年时间刚过去，一线微光透过我沮丧的心扉。我偶然阅读马蒙特尔的《回忆录》，读到他父亲去世那一节，讲到他一家人忧伤的处境，突然有一种激情使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意识到，并使家里人都觉得，他将是一家人唯一的依靠，他将填补他们失去的一切。 书中描述的生动的场景和挚情深深感动了我，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从这一刹那起我的思想负担有所减轻。那种自以为所有感情已经死去的思想上的压迫感消失了。我不再绝望，不再是一块木头或石头。看起来，我还是具有某种东西，通过它会产生全部有价值的品性和全部取得幸福的能力。时刻缠绕在心头的无法治愈的沮丧情绪去掉了，逐渐发觉寻常的生活小事又能给我一些愉快，又能从阳光和蓝天，从书本、谈话和公务中享受到并不剧烈但又充分的欢乐，在为我的见解为公众的利益发挥我的力量中再次感到中等程度的激动。就这样，阴霾逐渐消散，我重新享受到生活的乐趣。虽然还有几次旧病复发，有几次还持续好几个月，但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不幸。 这一段经历在我的思想和性格上产生两个明显的后果。首先，它使我的生活的信念与以往所持有的完全不同，而与我当时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卡莱尔“反自我意识理论”却有很多共同之处。我确实未曾动摇过我的固有信念，即快乐是所有行为规则的检验标准和生活的目的。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目的只有在不把它看作直接目的时才能达到。我想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们当作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作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在做其他工作而有同样目标的人，他们也能在工作中得到快乐。 我现在的信念是：生活的各种享受足以使生活成为乐事，但是必须不把享受当作主要目的，而把它们看作附带得到的东西。若是一旦把它们当作主要目的，就会立刻觉得它们不足以成为乐事。它们禁不起仔细考查。如果你细细盘问自己快乐不快乐，你就会觉得不再快乐。唯一的办法是不把快乐当作生活目标，而把快乐以外的目的作为生活的目标。抛弃你的自我意识、你的追根究底、你的自我盘问；另一种情况，如果你处在幸福之中，那么你将不要详论和细想快乐，不要在想象中独占快乐，不要追根究底而使快乐跑掉，这样在你面前随时随地都有快乐。这个信念现在成为我处世哲学的基础。我认为它也是所有对享受只赋有中等程度敏感和能力的人，也就是世上大多数人最好的信念。 这个时期我思想上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我第一次把个人的内心修养当作人类幸福的首要的条件之一。我不再把外部条件的安排和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训练看作唯一的重要因素。 经验告诉我，与对主动的能力一样，被动的感受性也需要培植，也需要熏陶、滋养和指导。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或低估我以前发觉的那一部分真理，我依然承认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绝不否定分析的力量与作用是改进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我想：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程度上必须加以纠正，除它之外还要结合其他种类的教育。各种能力之间保持一定平衡现在在我看来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感情的培养成为我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我的思想和志趣越来越重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事物。 我曾读到或听到关于诗歌和艺术是培育人的重要工具的说法，我现在开始寻求其中的道理。但是过了好久我才从亲身经验中开始懂得这个道理。在给人以想象力的艺术中我自幼喜爱的唯有音乐。它最大的效果（这方面音乐超过其他艺术）在于激发热情，在于提高人们个性中原已存在的高尚情操，音乐的刺激使这种感情发光发热，虽然这种激情达到最高程度是暂时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中保持这种情操是极为宝贵的。我经常感受音乐的此种影响，但在我思想沮丧时期，它也像所有令人愉快的感受一样暂时消失了。 我一再想从音乐中找寻慰藉，但毫无所获。到阴霾过去，疙瘩解开，我处在恢复阶段时，音乐帮助我向前，但心境没有过去那样振奋。此时我首先接触到的是韦伯的《奥伯伦》（O-beron），它美妙的曲调给我的极大快乐对我颇有好处，因为它使我知道这一种快乐的源泉还是和以往一般能使我感动。但是一想到音乐给人的快乐（像这样实实在在的快乐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声调而已）会因为太谙熟而消失，要过一段时间听一次或者不断更换新颖的曲调才能使人重新振奋，所以它给我的好处便大打折扣。 能说明我当时情况和我生活中这个阶段内心的一般情绪的特色是：我一想到音乐曲调变化有穷尽便十分烦恼。八音度只有五个全音与两个半音，把它们组合起来的方法有限，而在有限的方法中只有一小部分动听。大部分组合在我看来都是拾人牙慧：不可能有大批莫扎特和韦伯来谱写像他们谱写的那样崭新的、异常丰富优美的音乐风格。有人也许会想，我的这种焦虑类似拉普他①哲学家，唯恐太阳烧尽的忧虑一般。但是这种忧虑正好与我个性中最好的特质有关，也是我毫无浪漫色彩的、毫无荣誉可言的忧伤中唯一的优点。 ① 《格列佛游记》中的飞岛，岛上居民好空想。 因为，虽然我的沮丧认真考查起来不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作祟，我想，这是由于我的快乐结构遭到毁灭才产生的，但是人类的总的命运永远放在我的心中，它与我个人的命运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我生活中的短暂风暴，一定是一种生活自身的风暴。问题在于：倘若社会和政治的改革者能实现其目标，社会上每个人得到自由和物质上的舒适，生活的快乐会不会因为不再存在贫困不再需要斗争，就将不再成为快乐。我还觉得除非我对总的人类幸福有可能发现比这个更美好的希望，我的沮丧一定还要继续下去。倘若我能发现这种出路，那么我对世界才抱乐观，就我自己来说才甘愿在人类共同命运里取得我应得的一份。 在这种思想和感情状况下，使我第一次（1828年秋天）阅读华兹华斯的著作并使其成为生活中一件大事。受好奇心的驱使我拿起他的诗集，并不期望从中得到心灵上的安慰，虽然在以前我曾经怀着这种希望求助于诗歌。在我思想最痛苦时期，读完了拜伦全部诗歌（是第一次读），一般人认为诗人的特殊处就在于他们有较强烈的感情，我想试一下诗人能否唤起我的感情。果然不出意料，我读后并未得到好处，效果适得其反。这位诗人的心境和我太相似了，他的诗正是一个已厌倦一切喜悦的人的悲哀，在他看来，生活对于所有生活条件很好的人必然是枯燥乏味、毫无兴趣的东西，与我的看法毫无二致。 他的《哈罗德》（Harold）和《曼弗雷德》（Manfred）中就有与我同样的思想重负。我的内心状况也不能期望从他的《吉奥斯》（Giaours）的强烈肉欲热情中或《拉腊斯》（Laras）的沉闷的气氛中得到任何安慰。可是，虽然拜伦的诗完全不适合我的心绪，而华兹华斯的诗恰好适合。两三年前我曾浏览过他的《远游》（Excursion），但没有什么收获。倘若我此时还是读这一篇，也许依然不感兴趣。但是1815年出版的二卷本诗集中有多方面内容的诗篇（作者晚年几乎没有增加有价值的东西）正是在那个特殊的关键时刻我精神上所需要的合适的东西。 首先，这些诗有力地触动我最强烈感到快乐的敏感之处，即对乡村风物与自然景色的爱好。这些不但是我生活中大部分快乐所在，而且把我从最近一次时间最长的沮丧复发中解脱出来。是乡村美景向我施展的力量，为我从华兹华斯诗歌里吸取欢悦打下基础。由于我早年曾旅游过比利牛斯山，所以，他所描写的景色，大多是山地更成为我理想的自然美景。倘若华兹华斯的诗仅仅把自然美景呈现在我的眼前，那对我是绝不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尽管司各特描写自然景色比前者更胜一筹，但是前者的第二流的风景诗比任何诗人给我的效果更大。 是什么使华兹华斯的诗像一味治我心病的良药呢，就是他的诗给人不仅是外表的美，而是在动人的美景下含蓄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它们似乎是我在寻觅的感情培养剂。我仿佛从它们那里得到喜悦的源泉，得到同情的和想象中快乐的源泉，这种源泉是所有人都能共享的，和人生的斗争与缺陷无关。人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越是改善，这个源泉就越丰富。从那些诗篇里我似懂得，当生活中所有较大的邪恶去掉时，什么是快乐的绵绵不断的源泉。在我接受这些诗篇的影响时，顿觉精神振奋，心情愉快。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肯定有比华兹华斯更伟大的诗人，但是具有更真挚更崇高感情的诗歌在当时也不可能像他的诗那样给我力量。 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让我觉得在安静的沉思中有真正的永久的快乐，只有华兹华斯告诉我这一点，他使我不但不脱离人的共同感情和共同目标，而且使我对它们发生更大的兴趣。这些诗章给我的喜悦足以证明，有了此种教养，即使养成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也不可怕。在诗集的结尾处是著名的《颂歌》，它被人误称为柏拉图式的《永生的暗示》，这首诗除了比一般诗的音调与韵律更美，除了两段时常被引用的、形象庄严但哲理浮浅的诗节外，我发觉作者有过和我同样的经历。他也同样感到年轻生活享受的最初新鲜感不可能持久，但他找寻补偿，而且找到了，找寻的方法就是现在他教导我找寻补偿的方法。结果我逐渐地完全从长期的消沉中挣扎出来，从此再不受其折磨。…… （选自《约翰·穆勒自传》） 选自《哲人二十讲》，马永翔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录入：逆插桃花 预读/校对：陈涛、zzj、Turquoise、桃之夭夭、俱言、汤圆酱 整理：Turquoise 执编：郑春娇 ─────── ||关注重要，阅读更重要；收藏重要，转发更重要；打赏重要，点赞也重要|| 关注我，点击最上端蓝字“黄灿然小站”或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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