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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一场大展、一场研讨会，几乎刷新了所有人对一位艺术家的总体认知—－潘天寿，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而是提升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之上。 或许这正是１２０岁潘天寿值得纪念的意义。 “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５月２日潘天寿诞辰120周年之际，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仰视中，大师的一幅幅作品都告诉人们：他，在历史中，也在眼前。
与时代扭合在一起的人生
看了吴为山为潘天寿刻的雕像，很多人都说潘天寿不像一位艺术家，更像一位民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说，如果他去参军，一定是个好将军。 谁说不是呢?很多人只了解他是一位画家，其实对潘天寿自己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而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之所以是教育家，是因为他是一个想要救国的知识分子。 “无论是章太炎、蔡元培，还是潘天寿、黄宾虹，他们非常多的都是从中国所谓的旧学问，也就是从那个所谓前现代的学习体系中造就出来的。”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认为，潘天寿拥有百年前学人们“进可以推动社会革命，退可以治百世之学”的情怀和人格，并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潘公凯眼里，父亲潘天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知识分子：“潘天寿小时候读私塾，打下了国学底子，少年时代就考上了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江南文科的最高学府。那里集中了夏丏尊、李叔同、经亨颐、刘大柏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是一个传播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据点，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之为民族主义教育家，他们大多留学日本和欧洲，把西方最新的启蒙思想和科学观念都传输进来，主要课程包括哲学、电学、数学、化学等，所以潘天寿是受过正规新式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 由此可见，潘天寿的知识结果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传统私塾带给他的传统文化根底，二是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带给他的现代知识结构。 1965年潘天寿在杭州景云村寓所止止室作画止止室 所以他是一个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很发达的人。这似乎是一百年前文人志士身上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想，那就是救国，一部分选择投身革命，一部分选择教育救国，而潘天寿，属于后者。 选择后者，潘天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自己没有干事之才。”潘公凯说，潘天寿知道自己不适合搞政治，说话也很木讷，不适合搞革命，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画画、教书这样的路子。尤其是受到经亨颐这一代人很重要的思想影响叫作“教育救国”，知识分子把教育救国当成是最为根本的救国方式。这就是20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的真诚和可爱。 同时，潘天寿又是跟时代语境紧紧扭合在一起的人，而且从他的孩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他虽然生长在沿海偏僻的乡下，那里却是基督教进入比较早的一片土地。 1962年潘天寿于黄山 “宁波一带教会跟老百姓相处的并不好，竟然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武装起义的首领正是潘天寿父亲的同榜秀才。这批武装的农民在被剿灭之前，经过潘天寿的家乡，潘天寿的父亲就以个人明义请这批造反英雄吃饭，几百人人声鼎沸，而正值潘天寿的母亲做月子。母亲因为受到惊吓而去世，父亲也差点因此被清政府处罚。”潘公凯讲述潘天寿从小的经历。 于是，在潘天寿7岁时，就遭遇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直接影响，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拖进了时代语境之中。所以这一个人的一生，始终在关注着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潘天寿1961年给花鸟班上课 作为潘天寿的家庭成员，潘公凯直接目睹了父亲在文革前后的经历：“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底色，这是潘天寿成为潘天寿的最重要的因素。” 潘天寿的生活非常朴素，非常简单，他一辈子都像一个农民那样生活着：吃的东西很简单，就是马路边上小摊上卖的烧饼油条。中饭、晚饭喜欢吃炒年糕，炒豆。现在餐馆里还有卖的紫云英炒年糕他觉得是最好吃的。他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扫院子。 潘公凯回忆，父亲在担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期间，学校分配给他一辆小汽车，司机等着他，但他从来都不用，觉得坐校车不舒服，不自然，他也不是节约，也不是装腔作势，他觉得没必要。他喜欢走路，远一点的地方就坐公共汽车。 1964年潘天寿在杭州华侨饭店作大画 外表的朴素、谦和，但内心却很强悍、坚强，这让潘天寿的情绪并不轻易外露。“虽然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的经历和挫折也有很多，压力非常大，但是回到家里却从来都是一句话都不说。有再大的压力他都顶着，顶不住也不抱怨，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人高嗓门说话，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脸红，从来不吵架。”潘公凯说，潘天寿性格粗狂、朴实又强悍，但非常幸运的是，他又有非常敏锐的感性，对美的敏锐、对形式的敏锐，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 《艺术品鉴》2017年5期“品古”版 （版权所有 如若转载 请标明出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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