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丕“文气”说的理论意义及价值 作者：李健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10年卷） 在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上，魏晋处于文学理论与批评趋于自觉的关键时期。那时，文学观念开始觉醒，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学的独立品格，开始了对文学及创作的本质特征的全面研究。曹丕是这个时期的开风气人物。他撰有《典论·论文》、《与吴质书》、《与王朗书》等文章，涉及到的理论内容比较丰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这种时代感主要表现在：他能够以比较客观而公正的态度评价同时的“建安七子”与其他作家，将作家的创作与作家个人的主体气质、生命价值联系在一起，高扬文学创作的意义。其中，具有原创性的是他的“文气”说。正是这一理论，开创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崭新时代。 《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文章都写于丕为太子时。那时，曹丕的政治性事务不是太多，有比较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思考与文学创作相关的问题。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论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文人相轻”。他认为，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文人相互轻薄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存在对文人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它往往导致文人的自我膨胀，以至于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评价他人。由于文人的自我膨胀，人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当今的文章圣手，没有其他人能够超越，这就不能够客观认识当前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曹丕以“建安七子”为例，对王粲等人进行了一一点评。在他看来，“建安七子”身上仍然存在着严重地“文人相轻”的观念。他一针见血地批评了这种思想弊端。曹丕的基本态度是：文人不能相轻。他从“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文本同而末异”、“文以气为主”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气”。对此，曹丕有比较明确的表述：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 这一段话比较完整地表现了曹丕的“文气”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对此，我们必须做一点简单而必要的清理。“气”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内涵非常广泛。它既可意指物质的内容，又可意指精神的内容。古代哲学家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它化生了万事万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王充《论衡·自然》），这是古代最基本的观念。“气”作为自然界的物质，当用它来进行生命的建构时，是需要涵养的。只有经过涵养之后的气才对生命有益，才能充实生命。因此，孟子要求养气。《孟子·公孙丑上》曾经谈到养气的问题，要求培养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至于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认为是难以言说的。他对这种“浩然之气”进行了一系列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出，他的“养气”是侧重对人的道德精神的培养，这里的“气”意指人的精神，是指人的生命力。从这一角度来认识曹丕所谓“文气”，“文气”同样是偏重于作家精神气质方面的内容。然而，与哲学之“气”有所不同，曹丕的“文气”之“气”已经转化为文学和美学的范畴，意在强调作家的性格、气质等因素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曹丕认为，作家的创作是以“气”为支撑、以“气”为核心的。“气”表现在作家身上具有两种内涵：一种是作家天生的、不可更易的性情；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通过学习和生活磨练可以形成的气质。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因素是一种合力。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主体性情，是作家主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气”既然成为作家主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然参与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之中，主导着作家的创作，最终，促成作家总体风格的形成。在《典论·论文》中，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曹丕的态度。在评价“建安七子”时，他一方面指出“建安七子”学识渊博，善于创新：“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另一方面又强调他们自身的个性。如，他评徐干“时有齐气”，评应瑒“和而不壮”，评刘桢“壮而不密”，评孔融“体气高妙”，这些都是依据作家自身具有的主体的个性、气质所得出的结论，兼顾了作家的不可更易的性情和后天修养。 曹丕的“文气”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气”有清浊两种，这两种“气”是截然分明的，而在一个作家身上只能体现出一种主导之气，非清即浊，非浊即清。其二，作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清气或浊气是这个作家自身固有的，这种“气”不可改变。这清浊之气是人的天生性情与后天化育的结果，最终成为作家自身的独特品格。这种品格，由于兼及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很难改变。因此，曹丕说“不可力强而致”。清浊之气是一个总体的概括，是针对作家的全部性情而言的。就一个作家的性情来说，非清即浊，不可能两者兼顾。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清浊之气作一辨析。这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 从“气”的理论发展来看，清浊实际上是阴阳的变称。早在西汉时期，《淮南子》就曾经讨论过清浊之气。《天文训》云：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浊浊，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1]
清气即是阳气，浊气即是阴气。这是宇宙间存在的两种气，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也无优劣之分。东汉以后，人物品评盛行，清、浊常常被用来进行人物品藻，但是，意义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清和浊俨然成为对立的两极，它们之间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如王充《论衡·骨相》篇说：“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清浊，性也。”[2]操行是人的品德行为，人的操行当然是可以分出优劣的。王充就将操行清浊看作是人性的表现。在《论衡·本性》篇中，他又说：“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浊而眸子眊。人生目辄眊瞭，眊瞭禀之于天，不同气也。非幼小之时瞭，长大与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恶有质。”[3]这里的意义已经很明显了，清浊成为两个对立的概念，被用来评价人心的善恶。王充认为，通过人的眼睛能够洞悉人的内心。清是美好的、善良的，浊是丑陋的、凶恶的。这清浊之气又是“禀之于天”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清浊之气是天生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用清、浊来评价人操行的善恶在东汉成为通行的做法。《后汉书·左雄传》曾载左雄批评当时的人才选用状况是“清浊不分，朱紫同色”；曹丕稍后的袁准曾作《才性论》，说：“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故何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西晋文纪》卷八）这与王充的用法大致相当，都是说清和浊是对立的两极，是可以分出优劣的。 王充的清浊理论本身包含着优劣的价值评价，清是褒义的，浊是贬义的。然而，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是否也包含一种优劣评价呢？这还要从《典论·论文》的真正用意去看。 上文我们说过，《典论·论文》论述的主旨是“文人相轻”。曹丕是坚决反对“文人相轻”的。他从三个方面说明文人不能相轻。首先是“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是批判当时流行的贵古贱今的思想。这种思想左右文坛，形成一种复古浪潮，绵延久远。其次是文体。曹丕认为，文体的种类非常繁多，每一个作家对文体的适应有限，不可能擅长所有的文体，只能对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擅长，因此，这一种或几种文体的文章写得较好，而对其它文体的文章就不一定得心应手了。再次是“文气”。这个“文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才性问题。曹丕认为，作家对文体的擅长还与作家自身的才性有关。由于每个人的气质、修养、性情不同，反映在创作中，使得每个人的创作风格都不一样。由于作家的气质、修养、性情有清浊之分，创作出来的文章同样也有清浊之分。可见，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之清浊是直接继承《淮南子》的思想，借助于自然的特质来比拟人类的性情，其真正的用意与前述王充等人的清浊观念恐怕不是一回事。他不是在道德层面上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而是立足于自然，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今人有研究曹丕者，以为东汉以来的关于清浊的善恶观念与曹丕的用法大致相当。[4]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赞赏这么一种态度：“同样用‘清浊’，在王充的思想以及东汉政治性人物品藻中，其涵义是纯粹政治伦理的，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则是审美的，审美的意义已远远超过政治伦理的意义。”[5]实际上，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之清浊并不包含善恶或优劣的评价，而是指由于人的不同的性格特征所导致的不同的文学风格。“清”是一种阳刚、清新、爽朗的性格特征，“浊”则是阴柔、凝重、沉郁的性格特征。这两种性格特征各有胜处。它们都是人类性格不可缺少的，缺少任何一种，都会使人类失去平衡。因此，不能说清的性格就是美好的性格，而浊的性格就是丑恶的、不好的性格。同理，不能说阳刚的风格就是一种好的风格特征，而阴柔的风格就是不好的风格特征。如果这样，李白的风格是飘逸、豪放的，可归为清的一类，杜甫的风格是沉郁顿挫的，可归为浊的一类，那么，李白就比杜甫更胜一筹。这样的结论显然荒唐。因此，曹丕清浊的概念与东汉以来用于道德操行评价的清浊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在《典论·论文》中的表现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用道德操行评价的清浊概念来解释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有很多问题不能说明白，必然会导致风格优劣论，抹煞文学艺术风格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由此可见，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的“清浊”，一方面说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指称文学风格，可以视为是对文学风格的简单举例。清是清爽、清刚，它是指人的性格所呈现出来的阳刚、俊秀、豪迈的特征。浊是浑浊、重浊，它是指人的性格所呈现出来的阴柔、凝重、沉郁的特征。这些，具化到文学艺术创作中，便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征。因此，曹丕的“气之清浊”理论，我们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单纯从创作主体这一角度理解，不同的作家，其性格、气质与审美修养等是不可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清和浊这两个方面。这种性格总体上不可能改变。其二，从文学创作这一角度理解，同一作家处在不同的环境，其性格、气质、审美修养等会发生些许变化。情绪高涨时则清刚，情绪低落时则重浊。对于这个问题，一般都强调第一个方面，而对第二个方面有所忽略。这种认识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创作之所以会形成清和浊的差别，一方面与作家的性格气质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还与环境有关。因为，环境能够暂时改变人的性格和情感取向。而曹丕更加强调人的先天因素。他以演奏音乐为例说明问题，父子兄弟同台演奏，演奏的是同一支曲子，然而，由于各自性格与修养的不同，风格会截然不同，从而，也会直接影响演奏效果。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是兼及先天与后天两个方面。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强调“气”决定了作家的创作。那么，这个“气”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呢？这也是我们思考曹丕“文气”说应注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典论·论文》中不易直接看出来。在对曹丕之“气”理解的过程中，现代人一般会受到了鲁迅的干扰，因为鲁迅曾经讲过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话，[6]好像曹丕与儒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从曹丕所论文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度测一二。曹丕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论·论文》） 曹丕认为，文章应该为“经国”服务，它是“经国”的伟大事业。同时，文章还有益于自身，能够传播人的思想，使人的声名长久留存。这显然是对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观念的忠实继承。从他所例举的“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这些儒家圣人的例子可以看出，曹丕坚信的还是儒家人格。那么，顺理成章，他的“文气”之“气”则是儒家的人格理想。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至于鲁迅所说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话则是对曹丕纯文学态度的肯认，不一定否认他的儒家人格。 曹丕的“文气”说不独表现在《典论·论文》中，在其它文章中还有触及与延伸。如，《与吴质书》云：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这里评价徐干“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评应瑒“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评陈琳“章表殊健”，评阮瑀“书记翩翩”，评王粲“体弱”、“不足起其文”，其实都有“文气”的内容存在。这就验证了我们上文的分析。同时，通过这种分析，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曹丕似乎又拓展了他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文气说的内涵：文气不仅涉及作家的情感、气质、性格、才学、文章风格等，而且还涉及作家的身体、经历、心理等内容。徐干“恬淡寡欲”是一种“气”，那是在经历了嘈杂社会纷扰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厌弃的心理，进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气质。应瑒具有比较丰厚的知识修养，他曾经产生过强烈的著述欲望，只可惜，这种“气”还没有来得及转化成文字，人就仙逝了。陈琳的章表一类的文体写得非常完美，“健”既言说的是文章的技术层面，又隐含文章的风格层面。而“健”的风格层面与作家的气质联系比较密切，那是一种刚健、老辣的气质。阮瑀书记之类的文体写得比较洒脱，“翩翩”就是轻快、洒脱之意。这也是人的性格与气质方面的问题，文体风格是由人的性格与气质所决定的。王粲“体弱”，一方面指王粲的身体比较差，另一方面，又指由于他身体的原因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影响，进而，对文章写作产生了影响，对文章风格产生了影响。所谓“不足起其文”，就是说，由于他身体的原因导致他的文章不完美，“起”，我们可以理解为雄起，这也是气势方面的因素。这些认识，都与人的身体、心理、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曹丕的这一思想，在对刘桢的评价中还有比较鲜明的表现，我们他必要花费笔墨，进行分析。曹丕明确说“公干有逸气”。什么是“逸气”？在我们看来，那应该是一种桀骜不驯的飘逸之气。这也是与刘桢的性格密切关联的。从各方面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桢出身贫寒，是一位性格倔强的文人。《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注引《典略》，记载了曹丕向刘桢索要廓落带一事。曹丕明确称刘桢是“贱者”，对他极尽嘲弄，而刘桢却反唇相讥，“辞旨巧妙”。该书同时还记载了刘桢见曹丕夫人甄氏一事：“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7]其孤傲、飘逸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正是这种个性，影响着刘桢的文学风格，使得他的文风“意象奇特，风骨峻拔，辞气刚直，有挺拔奇崛之势”。[8]由此看来，曹丕的“文气”说所提出的清浊理论是对人的性格的简单分类，分类的标准是中国传统的阴阳标准，这原本是一种自然的观念。以此类推，将清浊的观念用之于文学风格的解说，也是对风格的简单认识。清就是刚健、爽朗、豪迈的风格特点，浊就是阴柔、凝重、沉郁的风格特点。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的理论不仅开启了后世对作家、艺术家主体性的认识，而且还开启了后世对文学艺术风格的探讨，在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史上，这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其理论价值十分明显。 注 释： [1]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9-80页。 [2] 黄晖：《论衡校释》（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0页。 [3] 黄晖：《论衡校释》（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0页。 [4] 参见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5]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6] 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188页。 [7] 参见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1页。 [8] 王廷鹏：《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李健（1964— ），安徽宿州人，文学博士，博士后。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理论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艺学、文艺美学研究。著有《比兴思维研究》、《中国古典文艺学》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中外文论 把握时代文艺发展方向，推广优秀文艺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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