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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变文的校理到敦煌文献的系统整理，从敦煌俗字的辨识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从敦煌变文写本特点的探索到敦煌写本文献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以及敦煌残卷的缀合，作者已在敦煌学的道路上耕耘了30多个春秋，他的学术生命已和敦煌融为一体。 1 我曾属于被耽误的一代。上大学前，下过乡，干过搬运工，做过砖瓦匠，当过代课教师。这段时间艰苦生活的磨炼，使我懂得珍惜，培养了我坚韧耐劳的品格。1977年，我赶上了“文革”后高考的首班车，成了被耽误的一代中的“幸运儿”。更幸运的是，上大学以后，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老师。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时，我们古代汉语课的任课老师是郭在贻先生，他激起了我对古代语言文字的浓厚兴趣；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蒋礼鸿先生，他使我知道了什么叫敦煌变文和俗语词；1984年，已届而立之年的我又考上了杭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郭在贻老师，他引领我走向了“敦煌”。 20世纪80年代，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下，郭老师的研究方向转向了以俗字和俗语词研究为核心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并发表了《唐代白话诗释词》等一系列论文。在郭师的影响和熏陶下，我也对敦煌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迷恋。1985年暑假，我出差去上海，随身携带了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上下册，有空就读上几篇。很快我就发现该书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回杭州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向郭师作了汇报。郭师颔首赞同，他要我把原书再认真看一遍，写成一篇专文。后来郭师因病住院，在病床上，郭师仍不时地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郭师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礅，郭师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那篇题为《敦煌变文校读释例》的文章写成后，郭师写了很长的一篇评语，对我那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体现了郭师对我们年轻一代的热情扶持和殷切期望。在郭师的大力举荐下，后来这篇长达3万余字的论文分上下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来说，那是多大的鼓舞啊！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2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郭师力荐，我得以留校任教，从而正式踏上了我至今仍深爱着的敦煌学研究道路。 2 在撰写《敦煌变文校读释例》一文的过程中，我曾把《敦煌变文集》中的一些疑点与敦煌变文的写本原卷(缩微胶卷)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该书的疏误大多与编者的误录有关；而当时发表的大量校勘、词语考释的论著大都依据《敦煌变文集》的录文，没能核对敦煌写本原卷，以致郢书燕说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这些论文散在报刊，读者查检不便，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如能汇辑各家校说，并核对敦煌写本原卷，编辑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校本，那该有多好啊!我和郭师谈了我的想法，郭师亟表赞许。由于这一项目规模很大，正好当时黄征兄也在郭师的指导下从事王梵志诗校勘方面的研究，熟知敦煌文献，于是郭师便决定由我们三个人合作，一起来做这项工作。 1987年4月，在杭州富阳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上，郭师正式提出了编著《敦煌变文汇校》一书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吕叔湘、项楚、王锳等著名学者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积极的支持。后来郭师又和我们一起讨论，提出编著《敦煌变文集校议》和《敦煌吐鲁番俗字典》二书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郭师和我们合作撰著的“敦煌学三书”。 “三书”的设想和写作步骤大致是这样的：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通过核对敦煌写本原卷，对《敦煌变文集》的失误逐篇写出补校论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加以修改并系统化，形成《敦煌变文集校议》一书；在《敦煌变文集》的基础上，增补其所未备，汇辑各家校说，并以己意加以按断，形成集大成的《敦煌变文汇校》一书；广泛调查搜集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的俗字，并与传世字书、碑刻等文献中的俗字材料相印证，上讨其源，下穷其变，勾勒出每个俗字的渊源流变，形成《敦煌吐鲁番俗字典》一书。 1987年春夏之交，“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的撰著工作正式启动。我们首先复印了所有当时能搜集到的敦煌变文研究方面的论著，并把与校勘有关的部分按《敦煌变文集》的页码逐篇逐句逐字顺序剪贴汇辑在一起；然后我和黄征冒着酷暑，用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借助阅读器把《敦煌变文集》所收变文与写本缩微胶卷核对一过，并做了详细记录。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开始逐篇撰写补校论文。我们三人的分工情况是这样的：黄征负责《敦煌变文集》上册各篇补校论文的撰写，我负责下册各篇补校论文的撰写，初稿完成后，互相交换校阅一过，再呈交郭师审阅，最后由执笔人写定。 在郭师的悉心指导和直接参与下，《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写作进行得相当顺利。1988年初，即已有多篇论文寄交各刊物发表。1988年5月20日，郭师在写给西北师大赵逵夫教授的信中说：“弟与张、黄两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写的敦煌学三书，其中《敦煌变文集校议》一稿将于年底蒇工，全稿约三十万字。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 1989年初，正当《敦煌变文集校议》全书即将完稿的时候，敬爱的导师匆匆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郭师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写道： 涌泉、黄征： 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有件事拜托你们：请把我未收入《训诂丛稿》的文章搜集起来，编一个续集，过几年后争取出版(现在当然不可能)，为的是赚点儿稿费，以贴补我的家属，我个人则无所求也。 在病床上，郭师又多次和我们谈起“三书”的撰著、出版，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完成郭师的遗愿，当然是我们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许多郭师生前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把郭师的遗稿整理结集为《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郭在贻文集》《新编训诂丛稿》，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学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1989年底定稿以后，次年11月即由岳麓书社出版。该书后来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89年下半年，《敦煌变文集校议》向出版社交稿后，我和黄征便开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敦煌变文汇校》（后易名为《敦煌变文校注》）上来。考虑到敦煌变文写本多俗字、俗语词，此类字词，识解匪易；字典辞书，又多告阙如；而以往校录的失误又往往与这类字词有关，要纠正这种失误必须指出失误的原因，才能使读者信服，所以我们决定在汇校的同时，适当增加一些注的内容，对那些字面生涩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俗字、俗语词酌加笺释，以便读者。姜亮夫先生在序中称《敦煌变文校注》“重在俗字、俗语词之诠释，以俗治俗，胜义纷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该书的特色所在。这也是我们后来把书名由“汇校”改为“校注”的原因所在。《敦煌变文校注》的另一个特色在于“汇校”。我们把当时所能见到的与敦煌变文校勘有关的100多篇(部)论文(著作)中的重要成果全部荟萃其中，并加以自己的按断，既免读者翻检之劳，又不难得出各家校说的优劣短长所在。姜序称该书“为敦煌变文校理之集成之作”，自然也非虚言。另外，我们在逐字逐句校核敦煌变文写本原卷的同时，还注意归纳总结敦煌写本的书写特例，并自觉用这种特例去指导敦煌变文的校勘工作，从而纠正了前人在这方面的不少疏误。 《敦煌变文校注》的撰写和排录，花了我和黄征五六年的时间。1992年初，《校注》全书基本定稿。该书的出版，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许多热心朋友的帮助。1997年5月，这部160多万字的著作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得到学术界较高的评价，并先后获新闻出版署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后来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为1949年以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三书”的另一种《敦煌吐鲁番俗字典》则后来由黄征编纂了《敦煌俗字典》，我主编的规模更大的《敦煌异体字大字典》则仍在资料搜集之中。 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三四年，是我的心情最感到郁闷的几年。很长一段时间，我难以从遽失恩师的悲痛中摆脱出来。当时的我，有如漫漫风雪中失群的羔羊，不知道路在何方。 正在我迷惘困顿之际，项楚先生伸出了救援之手，使我重又燃起了求学的火焰。项师是研究古典文学出身(他是“文革”前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但他深厚的小学根柢和广博的古典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学养同样令人惊叹。他的《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等著作蜚声海内外学术界，从而当之无愧地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居于世界领先水平。郭师生前就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在敦煌变文和王梵志诗的研究方面，当推项楚为第一人。作为一个正处在迷途中的敦煌学爱好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到项师的身边学习更幸运的呢!1992年春，在项师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荣幸地被录取了。1993年初，在一个阴冷的春日，年届不惑的我挥别杭州，踏上了“难于上青天”的巴蜀之路。我当时的心境，套用一句古话，真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色彩。 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但我那郁积多年的心却豁然开朗了。在川大，我感受到的是到处都是温暖的阳光，我也渴望着用“灿烂”来回报。我用屈原《橘颂》“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名言来勉励自己，而不敢稍有懈怠。1993年10月，我在拙著《汉语俗字研究》的后记中把自己所住的学生宿舍称为“自乐斋”，虽出于一时戏言，却也表明了自己献身于祖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丰厚的回报。在川大不到2年的读书时间里，除撰写了一些单篇论文外，我还完成了30万字的《汉语俗字研究》以及近70万字的《敦煌俗字研究》的初稿。当然，这两部书的写作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资料的准备。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阅读敦煌卷子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体字多。但由于种种原因，俗体字的研究是我国文字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而敦煌俗字的研究更是几乎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前人在校录敦煌文献时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当时我便把研阅的重点放到了俗体字的上面。后来我在郭师的指导下，撰写了《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俗字研究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校读》等一系列与俗字相关的学术论文。当时郭师还对我说，俗字的研究是一个前人不曾措意又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值得下大力气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将来这方面的材料积累多了，可以考虑写一部概论性的著作。《汉语俗字研究》的写作，就是遵从郭师的遗嘱从1992年初开始着手进行的写作。该书作为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1辑中的唯一的一种语言文字学著作，1995年4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后，《中国语文》、《中国图书评论》、《古汉语研究》、《语文建设》、《汉学研究》(台湾)、《大公报》(香港)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称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俗文字学的概论性著作”（许嘉璐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85-86页），“填补了文字学领域的一大段空白”（《大公报》1997年6月24日）。1995年，该书获北京大学第六届王力语言学奖；2013年，该书又荣获第二届思勉原创奖。 写一部敦煌俗字研究著作的设想，是在考虑写《汉语俗字研究》的同时产生的。唐五代是汉语俗字流行的一个高峰，而数以万计的敦煌写卷就是这一高峰的实物见证。我试图通过《汉语俗字研究》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汉语俗字发生、演变的历史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大笔的勾勒；而写《敦煌俗字研究》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对唐五代这样一个俗字流行高峰期的微观分析，对汉语俗字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孳乳、发展的面貌作出更具体的描述，同时更直接地为敦煌文献的校勘整理服务。1989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组织国内外学者编写“敦煌学导论丛书”，项楚师曾推荐让我来写“敦煌俗字研究导论”，正与我的研究计划不谋而合。但当时在贻师刚刚去世不久，我还沉浸在失去恩师的巨大悲痛之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写作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只是到了川大以后，在项楚师的鼓励下，我才正式把它当作博士学位论文着手进行写作。从那以后，我在“自乐斋”里和敦煌俗字为伴，度过了几百个“快乐”的日日夜夜。论文的写作，倾注了项师的许多心血，从论文框架的构建到最后的写定，项师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帮我避免了不少疏误。1994年10月，论文提前完成进行答辩。由蒋绍愚、江蓝生、杨明照、张永言、赵振铎、项楚六位博士生导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以及论文评议人都对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认为本文“是今后读敦煌写本的重要参考，功德无量，与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双璧”；裘锡圭教授认为本文是“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季羡林教授认为本文是作者把四川大学和杭州大学这两个敦煌学研究中心联系起来“所产生的优异的成果”。1996年12月，《敦煌俗字研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书评称该书“是一部规模宏大、新意迭出的学术专著”。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在《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是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1998年，《敦煌俗字研究》评获教育部第二届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当然，我深知这些评论和荣誉只是前辈学者对后学的提携和鼓励，并不能真实地反映论文所达到的水平，我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为此而沾沾自喜。但得知这些评价之后，我自信我近两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我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一种高度紧张之后的欣慰、轻松之感洋溢在我的心间。 4 博士毕业以后，何去何从，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命运之神再一次显示了她的慷慨和无私，使我有机会到我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在北大期间，在合作导师裘锡圭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博士后课题《汉语俗字丛考》，这是我在出版《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两部俗字研究理论著作后，在具体疑难俗字考释方面所做的尝试，意图对《康熙字典》以后的大型字典在俗字方面的缺失进行一次总的清算。裘锡圭师评价拙著“立论审慎，创获极多”，“其成绩大大超过了前人”。能得到裘师这样学界公认的严师名师的褒赏，是作为一个学生所能感受到的最大的荣耀。 虽然《汉语俗字丛考》也有不少内容涉及敦煌文献或敦煌俗字，但它毕竟不能说是敦煌学方面的著作。在北大求学期间，我有机会得到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等著名敦煌学家的关心和教诲（季先生、周先生都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专家，季先生还亲自推荐我的论文《敦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辨方法》《俗字研究与大型字典的编纂》参评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也得以与柴剑虹、邓文宽、赵和平、郝春文、王邦维、荣新江等一批北京的少壮派敦煌学家过从往还，切磋学术。京派敦煌学家渊博宏大的学术气象，让我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季先生与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教授私交甚笃，据说季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向沈校长推介卢向前、黄征和我这样一些老杭大的青年学人，于是沈校长记住了我的名字，也因而让我再次和敦煌学牵手结缘。大约1996年初，我从北京回杭州过节，因住处相邻，我曾和沈校长有过几次接触。当时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发扬杭州大学敦煌学的传统优势，推出一些有影响的标志性的成果。经过一番思考，我提出了编纂“敦煌文献合集”的设想。对此，沈校长极为赞同，并让我通知黄征、卢向前、王勇等人，在他家里一起讨论了项目的可行性，并决定尽快上马。为此，沈校长通过他任评审委员会主任的杭州大学董氏基金会提供了启动经费，同时又请王勇教授出面争取日本等海外经费的资助。1996年底，在裘师的关心下，《敦煌文献合集》获评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 1997年初，我博士后出站，面对母校的召唤，我辞别北京的老师和朋友，重新回到了杭州大学任教。从此，《敦煌文献合集》项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为保证编纂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杭州大学专门成立了《敦煌文献合集》工作委员会，沈校长亲自出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沈校长的直接主持下，工作委员会曾先后五次召开有关会议，并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敦煌文献合集》项目工作会议纪要”，解决了编纂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校图书馆斥资数十万元购买了国内外业已出版的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方面的出版物，并特辟敦煌学资料中心，由《敦煌文献合集》课题组负责管理。所有这些，作为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来说，也都称得上是破天荒之举，从而为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2003年，在《姜亮夫全集》出版座谈会上，作为《姜亮夫全集》的主编，沈校长在发言中把《敦煌文献合集》和《姜亮夫全集》的编纂当作他校长离任时未了的两大心愿，其情殷殷，让人动容，也催人奋发。 正是在沈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尽管难度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但《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仍不断向前推进。2008年8月，合集的第一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共11册600万字由中华书局精装推出。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认为“代表着当今古籍整理最高水平”，可以真正昂首自立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先后评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政府出版奖图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1949年以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进《敦煌史部文献合集》和《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 5 在编纂《敦煌文献合集》的同时，这些年我还在穿插进行其他一些项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敦煌写本文献学》、《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和《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我国传世的古书，宋代以后大多是以刻本的面貌呈现的，因而有关古书的学问也多以刻本为中心生发展开。清代末叶，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人们从中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纸写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纸写本文献陆续公之于世，耀人眼目，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于是，逐渐形成了敦煌学、吐鲁番学、徽学等一批与纸写本文献相关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但人们在兴奋忙乱之余，还来不及对写本文献的风格、特点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仍习惯于用刻本的特点去看待写本，因而整理和研究不免有所隔阂和误解。 其实写本文献与刻本文献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古书一经刊刻，随即化身千百，既促进了书籍的普及，也使古书的内容、格式逐渐被定型化。而写本文献出于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千人千面，本无定式；即便是那些前人传下来的古书，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也往往会根据当时抄书的惯例和抄手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从而使古书的形制、字体、内容、用词、用字、抄写格式等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都会带上时代和抄者个人的烙印。所以写本文献的形式和内容富有不同于刻本的特色，并呈现出参差不一的特点，我们不能用我们熟悉的已经定型的刻本文献的观念去衡量它们。 敦煌文献既以写本为主体，同样具有写本文献的特点；即便是那些少量的刻本，由于其处于刻印的早期，传播范围有限，内容、格式的定型其实也还谈不上。所以了解和认清敦煌文献的写本特点，是正确校理敦煌文献的最基础一环。而且敦煌写本湮埋1000多年，未经后代校刻窜乱，保存着唐代前后的原貌，可借以考见当时写本的风格、特点，推寻一代语言之特例。这些，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得出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蔡元培：《〈敦煌掇琐〉序》，载《敦煌丛刊初集》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页）。100多年来，研究敦煌学的前辈学者在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由于先贤们对敦煌写本的语言和抄写特例还没来得及给予足够的关注，因而难免影响敦煌文献的校理质量。尽管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敦煌文献的写本特点，并有所讨论，但有关的论述零散而不成系统；台湾学者林聪明先生的《敦煌文书学》（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是这方面较为系统的著作，但所论多为敦煌写本的外在形态，而对敦煌文献整理校勘的实践着墨不多，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似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正是有鉴于此，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留意敦煌写本文献语言和书写特例的钩稽和归纳，并在郭在贻师的指导下，撰作了以《敦煌变文校读释例》为题的硕士论文，对变文写本的用字、用词特点及标识符号等都有所论列。当时论文的评阅专家之一贵州大学王锳教授曾给郭师写信，他说：“涌泉同志此作，已刊部分前承他惠赠一份，已拜读一过。此次重点是读未刊部分。具体意见已见所附表格，所未尽者，深感‘强将手下无弱兵’、‘后生可畏’二语之不虚耳。所论二十四节，实可视作古白话文献研究之《古书疑义举例》，倘能扩而充之，勒成一书，自可造福同行，衣被后学，不知吾兄以为然否？”（王锳先生1987年9月16日致郭在贻师函）正是在郭师的期许和王锳先生的鼓励下，此后的20多年中，尽管有其他科研任务的压力，但撰作一部敦煌写本文献通论性著作的愿望始终萦回在我的心头，并且忙里偷闲，时不时做一些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后来又以此为中心，给博士生、硕士生在课堂上讲授过多次。教学相长，师生间的讨论乃至争论也对我多有启发。2013年底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敦煌写本文献学》，就是这30多年来自己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对敦煌写本文献语言和书写特例钩稽探讨的结晶。全书共分绪论、字词、抄例、校例四编，凡二十章，试图对敦煌写本的语言特点和书写特例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建构敦煌写本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该书出版后，颇得各方好评。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邓文宽称许该书“独树一帜，博大精深”；日本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称其为“反映百年来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敦煌研究院网站载文称“全书内容厚重、资料翔实、例证丰富，并能引人投入其中以见学术的魅力、敦煌学的魅力、文献学的魅力”。 6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也是我这20多年来念兹在兹的心愿。 如众所知，总数达6万多件的敦煌写卷，佛教文献占了绝大多数，但其中也包含有大批久已失传的中国人造的所谓“疑伪经”，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和案卷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由于这些写经和文书的“民间”或“半民间”性质，从而为口头语词“施展身手”展示了广阔的天地。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敦煌写卷，无论是佛教的还是世俗的，往往都可见到若干口语的成分。由于这些口头语词的方俗性质，加上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理解它们的难度往往要比“雅言”大得多。所以在校理以口语为主体的敦煌文献时，对唐代前后口头语词的了解和把握，就是一个必备的条件。正是有鉴于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蒋礼鸿师就撰作了划时代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对变文中的一些他认为“不容易知道它的意义”的语词从纵横两方面进行了“通释”，为正确校读、理解变文的意思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后来他又带领包括笔者在内的他的几位学生编纂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收词的范围略有扩大。在蒋先生的影响下，当年郭在贻师、项楚师等一批中年学者及不少年轻学子也陆续加入到敦煌文献语词考释的队伍中来，不但范围多所拓展，成果亦颇可观。 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在蒋礼鸿师的指导下撰写“《太平广记》引书考”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对俗语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郭在贻师的指导下撰写《敦煌变文校读释例》的硕士学位论文，更是有不少篇幅直接与敦煌文献的口头语词有关。我在该文开篇中写道：“清末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变文，是唐五代间的民间文学作品，它的作者和传抄者，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下里巴人’；它的语言，也大抵是当时的口语，其中俗字、别字、俗语词之多，保存口语材料之丰富，实为他书所未有。它对于推究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考索宋元白话之沿溯，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可以说，当时自己对敦煌文献口头语词研究的意义已有了一定的认识。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郭在贻师引领我和黄征师弟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更是直接和敦煌俗字、俗语词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幸陪侍蒋礼鸿师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编写者末列，其中一些条目就是自己前一阶段学习、研究敦煌文献俗语言的结晶。 在此后撰作《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合集》等著作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有幸跟随项楚师研习敦煌语言文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我对敦煌口头语词研究的意义及对敦煌文献校理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此前的敦煌文献语词考释论著所释对象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民间契约、判词、发愿文、书仪）、佛教文献、道教文献却基本上没有得到注意。另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贴近生活、注重实用的通俗辞书，是当时语言面貌的真实记载，不仅对了解唐代前后的社会经济、生活、风俗等大有帮助，而且以俗治俗，对校读以口语为主体的敦煌俗文学作品和社会经济文书可收左右逢源之效。但这些辞书也多未入前人法眼。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种的局限，使得我们对敦煌文献的校读还颇有隔阂，对一些方俗词语的诠释尚多误解。加上已有的敦煌文献词语考释成果大多散布在报刊杂志或专著的行文之中，读者寻检利用不便。很有必要在汇集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词语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语词词典。2000年，我申报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于是，这一酝酿已久的科研计划正式启动。原以为这样一个项目要不了三五年即可完成。承蒙四川辞书出版社的厚爱，早在2000年，我便和该社签订了出版协议，约定2004年交稿付排。但由于一些敦煌文献资料刊布时间的滞后和词条搜集、合成写定等环节意想不到的困难，加上不断有其他科研任务的干扰，原定交稿的时间不得不一再推延。现在，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全书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写定阶段。至于全书出版，则仍有待时日。在此谨向参与词条撰写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为出版本书付出了最大耐心的四川辞书出版社表示深切的歉意和谢意。 7 敦煌写本残卷的缀合研究引起我的注意，则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敦煌文献中一个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屡见不鲜，乃至四分五裂，身首异处，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说：“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唯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而此事至难，欲成不易。”（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敦煌碎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导言第2页）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不但不利于写卷的整理与研究，也严重干扰了残卷的正确定名和断代。也正因为如此，敦煌残卷的缀合成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姜先生说：“卷子为数在几万卷，很多是原由一卷分裂成数卷的，离之则两伤，合之则两利，所以非合不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零散而不成系统，从而对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过程中，我也逐渐意识到了敦煌写本残卷缀合的重要性，并先后发表了《俄敦18974号等字书碎片缀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文史》2012年第3辑）等论文，我的专著《敦煌写本文献学》也辟有专章讨论敦煌残卷的缀合问题。近几年，我还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了敦煌残卷缀合课，并指导他们进行具体的缀合实践。2015年，我申报的“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项目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为这项工作的全面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带领的科研团队已发现大批可以缀合的写卷，部分缀合成果已陆续在刊物上发表。当看到珍贵的写卷因种种原因撕裂在不同国家、不同馆藏，而今在我们的笔下重又“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喜悦。 从敦煌变文的校理到敦煌文献的系统整理，从敦煌俗字的辨识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从敦煌变文写本特点的探索到敦煌写本文献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以及敦煌残卷的缀合，虽然我已在敦煌学的道路上耕耘了30多个春秋，我的学术生命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但在博大精深百科全书式的敦煌学领域，我仍不敢说已然走入，而只能说正在走近。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愿意继续在狭长的河西走廊跋涉，并期待着有一天能无限接近“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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