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与中华文明（三）

2017-06-25 樊志民 农史研究

天与农业

      中国古代有关天的论述，分别包含了神学天、自然天、命运天等不同内容。神学天，决定王朝更替和族姓兴废；命运天，决定死生祸福，穷富显微；自然天，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自然天的最大特征和本质内容集中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我们往往对把天称作天时（天道运行的时序）天气。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为最主要的社会实践，这时天时的意义主要在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我们的先贤将农作物置于宇宙大时空体系之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天时对农作物发育的影响和决定作用。要保证农业增产，丰收，最重要的事情是将时序记录准确，以便时至则作，时竭则止。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我们的祖先已十分重视季节的变化对农作物和其他人事活动的影响，并对天象和物候做了相当细致的观察和总结。关于农时方面的大量农业技术资料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趋向，就是坚持把万物的运动与广大的宇宙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研究，而且特别着重考察事物变化发展过程的时间节律，特别重视时间因素对事物的意义。元朝的王祯总结历代关于历法和授时的论述，并设计了一张《授时指掌活法之图》以指导人们适时耕作。农业最重视二十四节气，而物候历和二十四节气结合的最为紧密。

       阳历与阴历。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决定了它与天地日月的密切关系。但是东西方却走了不同的路径，西方选择了阳历而东方选择了阴历。古埃及人由于计算尼罗河泛滥周期的需要产生了太阳历，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其优点是比较准确的反映了回归年的长度。但是以太阳视运动为依据设置的历法，不易于观测与把握。除了少数天文、星相专家外，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一年365个日升日落很难看出有什么差异。中国人按月相周期来安排历法，他们以朔（无月为朔，每月的初一）望（满月为望，每月的十五或十六日）为基础把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以月亮的视运动规律为依据设置的历法，充分利用了月亮的盈亏周期，较之阳历更易于易于辨识使用。但是阳历的缺憾在于无法体现月相的变化，而阴历的缺陷在于无法体现四季的变化，二十四节气的设置搭建起了阳历阴历沟通的桥梁。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的独特创造，它把地球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以相应物候体现四季变化。又通过置闰，使得阴历和阳历之间的差距得到调适。阴历加上二十四节气之后，变成了阴阳合历。《淮南子》一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记录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虽然以月相观察为主，但节气却对应了自然界的四季变化，所以在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中被普遍使用。

     “夏数得天”。在中国先秦历法中，一般认为“夏数得天”。当时有所谓的夏历、殷历和周历，三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岁首的不同，又称“三正”。周历以建子之月（农历十一月，冬至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农历十二月，大寒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农历正月，雨水月）为岁首。由于三正岁首的月建不同，四季也不同。刘知几在《史通》中说“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大概是因为夏历既符合春夏秋冬阴阳始终之明又以万物之生以为四时之始，所以比较通行，盖取其易知易行也。

      黄河流域与二十四节气。由于历史上中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农业活动中心多集中在黄河流域，二十四节气应是以这一带的自然气候状态为依据建立起来的。二十四节气所反映的季节变化（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物候状况（惊蛰、清明、小满、芒种）、雨雪情形（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气温升降（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都与这一带的农事活动有着极高的契合与对应性。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认为，二十四节气很可能是“以黄河中上游（可能主要还是关中地区）气候条件为分段标准，所以根据二十四节气来安排这个地区的农事活动的年计划，是非常适合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