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袭与趋势：宋代东宫衰微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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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与趋势：宋代东宫衰微之原因

范 帅

[摘 要] 东宫制度自汉代建立之后，经过不断完善，至唐初已发展至顶峰。然而，宋代的东宫却沦为名存实废的闲散机构。实际上，宋代东宫衰微并非骤变，中唐五代时期已出现东宫凋敝的趋势。由于宋代主流意识对太子参政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沿袭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同时，宋代诸帝结合本朝情况，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限制东宫的发展。自宋太宗定下设置苟简的基调之后，宋真宗建立资善堂进一步架空东宫，晚立储甚至不立储惯例的形成又从时间上遏制了其发展。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既巧妙地缓和了帝王与储君间的矛盾，又兼顾了对皇太子的培养与防范。专制社会不断加强的皇权不允许储君对其产生威胁，中唐以降储君权力的衰落已成趋势，宋代东宫衰微则是这一历史趋势下的产物。

[关键词] 宋代；东宫；皇太子；东宫官；衰微

东宫既可指太子所居之宫殿，也可指称皇太子。东宫制度是指为培养和扶持太子而建立的以保证皇位和平有序过渡为最终目的的一套机构和制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东宫的规模大小、机构增减，直接反映了东宫制度的发展状况。东宫制度自汉代建立之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完善，到唐初已达至顶峰。皇太子权力因之不断扩大，东宫随之成为国家次要的权力中心。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储权与君主专制的一元体制产生了矛盾与冲突，引起政局动荡，骨肉相残。汲取前代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宋代统治者通过制度设计将东宫架空，以实现稳定政局的目的。本文着重探讨为皇太子服务的东宫机构从唐初规模完备的国家第二权力中心到宋代沦为名存实废的闲散机构的原因。

唐初，东宫官属设置完备，一应俱全，各部门基本与朝廷各机构一一对应。到了宋代，东宫设置“从形式上看不如唐代东宫制度完备，是因事而设，随宜而定”*【注】龚延明：《宋代的皇帝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71页。。这样的特点导致宋代东宫设置苟简、运行缺乏独立性、职能逐渐衰弱，东宫由皇太子专属的办事机构转而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虚设的机构，更多指代皇太子本人或其皇储身份。如“朕昔在东宫”*【注】陈模：《东宫备览》卷二《师傅》，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政和间，东宫颇不安”*【注】蔡絛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此类记载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宋代对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沿袭、宋代制度设计对东宫的限制，从而呈现出顺应中唐以降储权衰落趋势的局面。

在学界既往研究中，有不少以东宫制度或皇位继承制度为对象的研究成果*【注】龚延明《宋代的皇帝制度》一文认为，宋代东宫具有讲求实效、因事而设、随宜而定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69～73页)。朱瑞熙、祝建平《宋代皇储制度研究(下)》一文，对东宫官的分类、标准、待遇以及东宫的教育内容进行了探讨(《文史》2002年第1辑，第163～180页)。杨景森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东宫官之研究》认为，安史之乱后，东宫政治地位日渐寡弱，东宫官多转为闲散之职；并从礼仪角度论析北宋东宫组织虚化的情况(淡江大学2009年，第69～113页)。顾大朋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宋东宫官及其文学、学术成就》分析了北宋东宫官制度的特点、东宫官实虚职间的关系等问题，并从官员任用、学术成就等方面探析北宋东宫官在政治文化上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第80～110页)。，此外一些关于宋代宗室的研究对东宫官或皇储权势衰微的问题也有涉及*【注】张邦炜在宋代宗室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主要有《宋代对宗室的防范》(《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25～31页)、《论宋代“无内乱”》(《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53～60页)、《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1页)、《两宋无内朝论》(《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第88～95页)。他从防范宗室的角度，对太子权势衰微做了初步探讨，认为宋代皇子官属苟简的原因是皇权的加强。他还指出，宋代“无内乱”的关键是建立了一整套限制皇亲国戚的制度，宋代统治者重点防范宗室等皇亲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教训的汲取。，但由于侧重点不同，现有研究尚未对宋代东宫衰微的原因进行专门论述。宋代东宫的衰微，是历史影响和制度设计复合作用下的产物，不仅体现了宋朝政治的时代特点，并且对以后朝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究。

一 对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沿袭

历史的轮盘不断转动，在改朝换代中周而复始。伴随着这种轮回的还有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宋代东宫衰微的首要原因是对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沿袭。

东宫自汉代建立之后，经过不断完善，至唐初已发展到顶峰，机构设置完备，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的职责可与尚书、中书、门下省对应，能如小朝廷般独立运行，形成国家第二权力中心。朱熹曾这样评价唐代东宫官制：

《唐六典》载东宫官制甚详，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统众务，则犹朝廷之尚书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领众局，则犹中书、门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设官，有各率其属之意。崇文馆犹朝廷之馆阁，赞善大夫犹朝廷之谏议大夫。其官职一视朝廷而为之降杀，此等制度犹好*【注】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一二《论官》，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8页。。

朱熹对唐代东宫制度评价很高，认为“此等制度犹好”。职官设置详尽，“如一小朝廷”，詹事府如同尚书省统管东宫事务，左、右春坊则如中书、门下二省执行具体事务，崇文馆如同馆阁负责典籍收藏，赞善大夫则如谏议大夫一般专掌议论。实际上，朱熹只看到了东宫制度在唐代发展到顶峰阶段的样貌，忽略了在此后历史发展中的变化。事实上，东宫官属设置完备这一状况并非贯穿整个唐代，唐前期东宫设置确实俨如“小朝廷”，但是这种状况到唐玄宗时期已发生变化。

东宫地位下降在唐太宗时期就已初现端倪。晋王为皇太子时，大臣多兼东宫官，唐太宗欲令岑文本兼东宫官，岑氏直言不讳地推辞道：“不愿希恩东宫，请一心以事陛下。”*【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〇二《岑文本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66页。开元以后，太子不居东宫，只居住在“乘舆所幸之别院”*【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第3616页。 ，生活惨淡。唐肃宗李亨在东宫时，多次遭到李林甫的陷害，身心蒙受创伤，精神压力巨大。有一次，他“鬓发班白”入朝，唐玄宗见他未老先衰，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说：“汝归院，吾当幸。”唐玄宗到了李亨居住的地方，发现“庭宇不洒扫，而乐器屏弃，尘埃积其上，左右使令亦无妓女”。唐玄宗深有感触地对高力士说：“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知乎？”高力士答道：“臣尝欲言，太子不许，云‘无勤上念’。”*【注】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一《德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到唐后期，随着宦官势力的膨胀，皇帝选立之权皆掌握在宦官手中，原本在皇帝不断收权情况下已经相当凋敝的东宫制度只剩空文而已*【注】任士英：《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91页。。下诏立太子、行册立太子礼往往与皇帝即位合而为一*【注】吴丽娱：《太子册礼的演变与中古政治——从〈大唐开元礼〉的两种太子册礼说起》，《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皇太子仅在帝位更替时才具存在价值。

随着太子权势的衰微，东宫官的地位也因之降低，东宫呈现衰微的趋势。到唐宪宗时，东宫官在朝臣心目中的地位“日益疏贱”*【注】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元年正月辛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632页。，不可与唐初东宫官同日而语。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唐末。李锦绣和任士英都对中唐以来的东宫变化做过深入研究。李锦绣认为，唐代东宫官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唐皇储地位的变化，东宫官的设置变化以开元为界，之前是增置，之后是省并、降低和削弱*【注】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任士英认为，天宝年间东宫体制由实体向非实体转化，并最终形成非实体的特点，唐朝前期实体体制下完整意义的东宫官已不复存在*【注】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可见，东宫官属设置详备“如一小朝廷”，在唐代并非一以贯之，到唐玄宗时期已发生了变化：

然自唐室至于五代，东宫之职，王府之属，或总领佗务，或授左降分司致仕官，不专为宫府之任。若建置储嫡，诸王出阁，则宫府之职，多以佗官兼领及检校之。天宝后，武臣及藩镇牙校、幕府僚佐，亦多检校东宫之职，以为散官*【注】⑤⑩ 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七〇八《宫臣部·总序》，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8166页。。

根据上述史料可知，从中唐到五代时期，东宫官或总领其他事物，或为致仕官，真正与东宫职事相关的职官寥寥无几，且多为兼职。任士英认为，中唐东宫官的变化总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宫官职官虚化，天宝年间已有相当部分的东宫官成为官闲秩轻的职位，或成为安置其他闲散官员的所在；而另外一部分东宫官则成为新一类加职官。第二，部分东宫机构被裁汰，如作为东宫分支机构的太子内坊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变为内侍省机构。第三，东宫官多与皇太子关系疏远，仅有侍读、侍讲与皇太子关系密切*【注】任士英：《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79～95页。。

陈寅恪曾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注】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113页。陈寅恪对唐代历史的分期深中肯綮。中唐时期东宫的变化为宋代的东宫体制开启了新模式，宋代东宫设置苟简并非骤变，而是沿袭了中唐以降东宫官属的变化。

宋代史臣认为，“五代多故，典制未备，储副居尹京之任，皇子分节镇之职，宫国寮吏，盖多阙焉”⑤。将五代“不遑立储贰”的原因归结为朝代更迭频繁、局势动荡不安。然而，中国古代乱世并非仅有五代时期，魏晋南北朝也属乱世，但君主登基即立太子的事例不胜枚举，并且东宫官属、礼制也相对完善*【注】⑦ 尹承：《乱世的逻辑：五代皇位传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第33页。。实际上，五代不遑立储是顺应了中唐以降东宫制度衰落的趋势。

五代时期东宫制度空前凋敝，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立储方式的变化和东宫王府属吏空而不设。五代君主不再以“太子”名位为建立储副的标志⑦，而是“以尹京为储贰之位”*【注】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二二《记太子亲王尹京故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87页。，即将继承人任命为京尹。如晋出帝石重贵、周世宗柴荣在即位前都曾担任开封尹*【注】参见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卷一二《周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9、117页)。。新立储方式的确立表明：“太子”的地位和号召力已今非昔比。五代东宫制度空前凋敝的另一个表现是东宫王府属吏多省而不置。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宰臣建议亲王开府置属，“太祖抑而不行”。后唐初期与后梁情况相同，中书门下、秦王府及东宫属司曾请求设王府官属，也未得到允许。直到长兴四年(933年)秦王府才置官属，以秘书监刘赞兼秦王傅、前忠武节度官苏瓒为秦王友、前襄州观察使鱼崇远为秦王府记室参军⑩。由此可见，五代时期随着太子地位的下降，为其服务的东宫机构已空前凋敝。尽管这种现象到了宋代稍有好转，但终究无法与唐初之东宫景象等量齐观。

邓小南曾说：“赵宋一代政治的展开，奠立于‘革五代之弊’的基础之上，对此宋人不乏阐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五代是一不变整体，也不是说宋代对于前朝只是‘革弊’而无所因袭。”*【注】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8页。宋代脱胎于五代，始终摆脱不了五代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宋代东宫衰微与五代以来的政治积累有关。

二 宋代制度设计对东宫的限制

张邦炜认为，“权重处便有弊，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虽为朱熹一人之言，却基本上是宋代整个统治集团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注】张邦炜：《宋代对宗室的防范》，《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25页。。为防止皇储权力过大，宋代通过制度设计将东宫架空，以保证政局的稳定。

宋太祖因中年暴毙，未能及时构建东宫制度，却开启了宋代晚立储乃至不立储之先河。宋代东宫制度的建立始于宋太宗时期。至道元年(995年)，册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为其设置了以训导太子为职责的太子宾客、庶子、谕德等东宫官*【注】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东宫官》，至道元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7页。。职官种类简单并且不置官署，仅按照需要从东宫官旧称中选取部分职官加以任命，没有真正的东宫实体机构*【注】④ 范帅、陈峰：《宋代东宫虚化现象探究》，《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5期，第37页。。此外，宋太宗还沿袭五代“以尹京为储贰之位”的做法，令皇太子判开封府*【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至道元年八月丁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9～820页。，并通过功能转移和兼职等方式，使东宫丧失独立运行的能力，依附开封府而发挥有限的作用④。对于此次册立太子，李焘称：“自唐天祐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上始举而行之，中外胥悦。”*【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第818页。宋太宗将太子定位为“藩邸之设，止奉朝请”*【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甲寅,第556页。。因此，他虽恢复了废置近百年的东宫体制，却定下了设置苟简的基调，这一基调为宋代诸帝所继承。

为进一步架空东宫，宋真宗建立了资善堂*【注】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三五《建资善堂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3页。。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年仅6岁的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就入资善堂听读*【注】高承撰，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六《资善堂》，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0页。。可见，皇子基本在接受启蒙教育时便于资善堂听读，这使皇太子和皇子在资善堂接受教育的时间远长于东宫。而宋代晚立储以及立储才建东宫的惯例使东宫存在的时间相对短于资善堂。天禧四年(1020年)，久病不愈的宋真宗为便于宰执协助太子处理政务命其兼任东宫官，令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以下官员于资善堂商讨军国要事*【注】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二五《常程事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以下资善堂会议施行诏》，第126页。。赋予资善堂以政治职能，等于是进一步架空了东宫。宋代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通过设置新官职或机构以达到分化和架空原有机构的目的，正如三司与户部、枢密院与兵部的关系一样，资善堂对于东宫而言也是如此。

此后，宋仁宗因无嗣并未立储，宋英宗因统治时间短暂未对东宫制度有所改动，基本继承宋初以来的政策。元丰改制时，宋神宗依《唐六典》改革官制，恢复唐代的三省六部制，但有些部门并未恢复，其中就有兵部和东宫。曾有臣僚提议恢复兵部对军事事务的管理权、废除枢密院，神宗反对道：“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〇，元丰四年十一月甲辰，第7725页。重建完备的东宫官属也未列入讨论范围*【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〇《职官考十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812页。。关于为何未仿照唐制恢复东宫，因史料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但根据宋神宗对恢复兵部权事的答复可知，不重建东宫官属多有继承祖宗故事，限制和架空东宫以避免帝储之争的考虑。宋徽宗时，皇太子赵桓认为东宫官职责“实无毫末”，提出“东宫官吏乞不必具备”。*【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东宫官》，政和五年二月，第3218页。宋孝宗时，有人认为，“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今日之官属尤不备责，任尤不专，岂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建议依照前代典故，除已设官职外，为东宫另设师傅、宾客之官，使其与皇太子朝夕相处。罢去春坊使臣，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宫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后通焉”。提出仿照《唐六典》构建完备的东宫官制。然孝宗并未采纳。*【注】滕珙：《经济文衡》续集卷八《谓宜选东宫官以善辅导》，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66～367页。此后，宋代诸帝继续贯彻宋初以来限制和架空东宫的政策，东宫官人数虽时有增减，但其设置苟简、实体虚化的本质不变。南宋人不禁感慨道：“我朝尝尽复唐制，而此独未备，何欤？”*【注】黄震：《慈溪黄氏日钞》卷八三《策问》，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宋代尽复唐制而不恢复东宫建制的原因大体与不恢复兵部权事相同，有其加强统治、防止内乱方面的考量。张邦炜认为，皇子官属苟简，是因为以加强集权、突出皇权为基本国策的宋朝不允许亲王“置官法度与天子等”，绝对不允许东宫“如一小朝廷”。*【注】张邦炜：《宋代对宗室的防范》，《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29页。宋代诸帝为架空东宫使其成为一个非实体机构，从以下两方面沿袭了中唐以来的一些做法。

第一，宋代东宫官成为官闲秩轻的职位，且常为被罢免或受排挤官员的安置之位，或在官员致仕时授予。太祖、太宗时期，使相、节度使入朝留京不再领授要职，一般会以东宫三司、诸位大将军等身份参加朝会*【注】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三〇《官制沿革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8册，第778～779页。。被罢免或受排挤的官员也会被授予东宫官。例如，王钦若在天禧三年(1019年)被罢相时，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第2149页。。天禧四年，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寇准为太子太傅、莱国公*【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第2196页。。宰执、侍从“引年告谢，必优迁品秩，或为东宫师傅”*【注】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四〇《王素传》，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321页。。例如，李柬之以太子少保致仕，再迁太子少师*【注】王称：《东都事略》卷五一《李柬之传》，第401页。。欧阳修也以太子少师致仕*【注】徐度：《却扫编》卷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页。。还有部分东宫官职阶官化，如太子中允、太子左右赞善大夫、太子洗马等在宋前期为阶官，元丰改制后成为寄禄官*【注】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页。。

第二，裁汰东宫机构，削弱东宫官与太子的隶属关系。宋代东宫的主要机构或迁出，或名存实亡。如詹事府废而不置，左右春坊名存实亡。崇文馆迁出独立，太子典膳、典药、内直等皆仅存其名而罕有除授*【注】参见脱脱等：《宋史》卷一六八《职官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97页。。东宫官多为虚职，只有侍读、侍讲等学官掌有实职，但多为他官兼任。因学官并非只为皇太子一人传道授业，而且东宫官对皇太子称名不称臣，这样便削弱了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宋廷通过一系列制度调整，将东宫权力逐步架空，使其由原来的实体机构日渐演变为多以职官形式存在的非实体机构，从而降低东宫成为第二权力中心的可能。

基于限制和架空东宫的政策倾向，宋代形成特殊的立储惯例。司马光曾说：“汉室以至有唐，简策所载，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注】司马光：《上仁宗乞早定至策》，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三〇《帝系门·皇太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然宋朝则不然，宋代诸帝罕有即位就立太子者，多为晚立储甚至不立储。曾有学者对宋代诸帝立储情况进行了精当的考论，认为宋代诸帝有嫡子者一般等到嫡子将近成年才立储，如宋英宗、宋徽宗和宋孝宗；无嫡子者在执政晚年建储，如宋真宗、宋神宗；无子者到执政的晚年选年长的宗室立储或者在位时不立储，如宋仁宗、宋高宗、宋宁宗、宋理宗*【注】朱玖昀：《宋代立储考》，《石油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60页。。为更清晰地呈现宋代诸帝立储状况，笔者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中的记载将宋代诸帝立储情况列表如下。

宋代诸帝立储表

皇帝皇储嫡庶与继承人关系立储时间即位或去世时间在储位时长宋太祖未立储兄弟宋太宗赵恒庶子亲生9959972年宋真宗赵祯庶子亲生101810224年宋仁宗未立储收养宋英宗赵顼嫡子亲生106610672月宋神宗赵煦嫡子亲生10851085不足1月宋哲宗未立储兄弟宋徽宗赵桓嫡子亲生1115112510年宋钦宗赵谌嫡子亲生11261127(北宋灭亡)1年

续表

皇帝皇储嫡庶与继承人关系立储时间即位或去世时间在储位时长宋高宗赵旉庶子亲生11291129(薨)3月赵眘收养116211621月宋孝宗赵愭嫡子亲生11651167(薨)2年赵惇嫡子亲生1171118918年宋光宗未立储亲生宋宁宗赵询收养12051220(薨)15年宋理宗赵禥收养126012644年宋度宗未立储亲生

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宋恭帝、宋端宗和宋怀宗不具备立储条件，故不计算在内，因此上表统计的是两宋15帝的立储情况。根据上表可知，在15位皇帝中有5位未曾立储，其中宋太祖因暴毙而未能立储，宋仁宗虽未册立太子，但从宗室中选赵曙立为皇子。宋哲宗英年早逝且子嗣早夭而后继无人，宋光宗因精神问题被迫禅让，由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嘉王赵扩登基。关于宋度宗是否立储，史料中有两种记载。《宋史·度宗纪》记载：“帝崩于福宁殿，遗诏太子显即皇帝位。”*【注】脱脱等：《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918页。根据此条史料，宋度宗曾册立皇子赵显为太子。但《宋史·瀛国公纪》有不同记载：“度宗崩，谢太后召贾似道等入宫议所立，众以为昰长当立，似道主立嫡，乃立显而封昰为吉王，昺信王。”*【注】脱脱等：《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第939页。如果宋度宗生前已立皇子赵显为太子，又何来贾似道等人“入宫议所立”？《宋季三朝政要》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上崩，议立长益王昰。宰相请立嫡，遂以长子显即位”*【注】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四，咸淳十年七月，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9页。。宋度宗崩于咸淳十年(1274年)，此时赵显年仅3岁*【注】参见脱脱等《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918页)、卷四七《瀛国公纪》(第921页)。，如此年幼之时被册立为太子与宋代立储惯例不符；而当时已权倾朝野的贾似道能够做到力排众议，立赵显为帝。所以，宋度宗应当也未曾册立皇太子。其余10位皇帝曾立储12人，其中宋高宗和宋孝宗都曾立2位皇储。12位皇储中，在储位时间不到4个月者4人，占皇储比例的33.3%；在储位1到2年者3人，占25%；在储位4年者2人，占16.7%；在储位10年以上者仅3人，占25%。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皇储在储位时间普遍较短。东宫以服务太子为宗旨，且具有讲求实效、因事而设的特点。此特点决定了立储后才建立相应的官属，因而缩短了宋代东宫存在的时间。宋代晚立储甚至不立储的惯例，既减少了皇储在政权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又从时间上遏制了东宫发展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宋孝宗、宋宁宗都曾打破惯例，令皇储身居储位10年以上。然而，基于宋代主流意识对太子的定位，以及对太子参政所带来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太子即使久居储位也无法有所建树。宋哲宗时，著作郎范祖禹指出：“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注】范祖禹：《唐鉴》卷一《高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他认为皇太子的职责在于“视膳问安”*【注】范祖禹：《唐鉴》卷二《太宗上》，第35页。，即每日必问安，每餐必在左，皇太子应当忠君孝父。在功与德之间，宋人更重视太子的德行和教养。宋徽宗时，赵桓虽居于储位十年，却无所作为；为免遭猜忌，他甚至提出“东宫官吏乞不必具备”*【注】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东宫官》，政和五年二月，第3218页。。宋孝宗虽未重建完备的东宫，却有意培养太子的政治能力，但因宋初以来对太子“视膳问安”的定位，他令太子尹京和参决政务时遭到朝臣的反对。太子詹事王十朋认为，太子参政动辄得咎，“不足以为太子之聪明，增太子之盛德”，万一出现差池，容易遭到非议，有损名誉。况且“太子之职，在于问安视膳而已，至于抚军监国，皆非得已事也”。*【注】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四《除太子詹事上殿札子三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4页。太常少卿兼左谕德尤袤道：“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甚可惧也。”*【注】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七下，淳熙十五年正月乙巳，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342页。秘书少监兼太子侍读杨万里也上书太子道：“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国贰而不危者，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注】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六《太子参决》，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4～105页。杨万里一语道破太子参政可能带来的党派斗争、谗言顿生、父子反目等一系列问题。宋孝宗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注】脱脱等：《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第692页。，其培养皇储的部分举措常为南宋后世诸君效仿。宋宁宗也曾令太子侍立，“欲使与闻国论，通练事机，以增茂储德”*【注】佚名：《宋史全文》卷三〇，嘉定元年闰四月甲申，第2538页。。但诸如“太子侍立”“参决庶务”之类的从政能力训练，终因受限于主流意识而流于形式。宋代要求皇太子忠孝贤德、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并不要求其具有出色的政治成就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与宋代“崇文抑武”、由对外征战转向对内经营的治国方略相符。由此，宋代主流意识主张通过制度设计限制和架空东宫，侧重对东宫文教方面的建设，对其政治和军事职能进行阉割，以寻求帝储之间权力的平衡。

综上所述，宋代东宫设置苟简不是制度设计的缺失，而是在沿袭前代基础上的有意而为。中唐五代以来已经出现东宫凋敝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宋代诸帝结合本朝情况，通过制度设计，对东宫进行限制，巧妙地缓和了帝储矛盾，使储权在皇权可控制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兼顾对皇太子的培养和防范，既使皇储地位稳固，又避免其对皇权产生威胁。

三 中唐以降储权衰落的趋势

储权来自于对皇权的分割，自其存在之始即对皇权的完整性存在威胁，历代王朝都费尽心思，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平衡帝、储间的关系。东宫作为储权的载体，两者休戚相关，因此宋代东宫体制衰微的根本原因是君主专制的一元体制不允许储权威胁皇权，储权衰落乃必然趋势，东宫也因之衰微。

对于“储权”这一概念，清史学者杨珍曾如此界定：“储君拥有的权力，它是由皇帝所赋予，并处于皇权支配与控制之下。”并将储权分为两类：一是继承皇位的权力，在秘密建储制度实施之后转变为隐性储权；二是协理政务、抚军、监国的权力，即公开性的储权*【注】杨珍：《论清朝的储权》，《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20页。。根据杨先生的观点,隐性储权当指皇帝通过隐秘手段授予的继承皇位的权力。笔者以为，储权的“权”当与“皇权”“相权”同义，指“权力”而不包括“权利”。如张邦炜认为，“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行政权，皇权和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注】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60页。。王瑞来认为，“皇权过强，易成君主专制；相权过重，易成相权独裁”*【注】王瑞来：《皇权再论》，《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9页。。因此，所谓储权，应当是皇帝赋予而由皇储行使的诸如抚军、监国之类的权力。杨珍认为，在清代实行秘密建储制度时，储权以皇位继承的隐性方式体现，此时储权仍然存在，不过由公开转为隐性。而笔者认为，储权既然作为一种由皇储支配的权力，皇储和权力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当雍正朝开始实行皇帝生前不预立太子的秘密建储制度时，皇太子制度已经消亡，储权也随之消失，所谓的“隐性储权”并不存在。

汉代至唐初储权基本处于发展阶段，中唐以降储权遭到限制与削弱，到清代雍正朝确立秘密立储制度，储权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在储权衰落的过程中，元明清三朝虽都曾出现过储权回升的现象，但皆因储权超出皇权可控制的范围而引发帝储矛盾，最终以储权遭到限制和削弱而收场。

元代皇太子可以出任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由于储权过大，在元入主中原的九十多年间曾多次出现帝储之争。元顺帝时期，元统治者内部斗争方休，就面临着明军大举北伐*【注】宋濂：《元史》卷四七《顺帝纪十》，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86页。。可见，元朝灭亡与由帝储之争引起的内乱不无关系，元朝的惨痛教训又一次为后世敲响警钟。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有人建议仿元制以太子为中书令参议国事。朱元璋即反对道：“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从之，元岂可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何必作中书令乎？”不久，设东宫官辅导太子学习*【注】余继登撰，顾思点校：《典故纪闻》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可见，相比参与政事，朱元璋更倾向于令太子“讲习经传”，这与宋人的一贯主张并行不悖。虽然明代皇太子曾一度进入权力中心*【注】徐卫东：《明代皇位继承中的监国》，《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503页。，但终究无法避免被倾轧的命运。

清代，康熙帝为加强皇权以对抗权臣，曾仿照汉族王朝预立太子并令其领兵从政。然随着皇太子羽翼渐丰，权力膨胀，便对皇权构成威胁，帝储矛盾尖锐并最终爆发。正所谓“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注】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七下，淳熙十五年正月乙巳，第2342页。。两废太子之后，康熙帝总结道：“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立。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注】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二〇《理密亲王允礽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066页。此后康熙帝未再公开立储，虽避免了帝储矛盾，却引发了异常惨烈的夺位之争。从诸王争储中脱颖而出的雍正帝，目睹过废太子允礽的悲惨结局，经历过夺位之争的残酷斗争，深知预立皇储所引起的帝储矛盾，更明白不立皇储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于是，他创立秘密立储制度，使储权失去生存的基础，从根本上杜绝帝储之争。

帝储矛盾并不是某一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专制统治者之间不断进行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斗争的必然产物*【注】李宪庆、白新良：《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第107页。。当外戚篡权、权臣专政等问题为主要矛盾时，王朝需要强化东宫制度，授予储君更多权力，保证皇位继承的秩序，以防自家江山落入外姓人手中。此时皇帝会从皇权中分割一部分诸如抚军、监国之类的权力给储君，储权因之形成。然而，当储权的增长威胁到皇权时，曾经立场一致的帝储逐渐成为对立关系，帝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唯吾独尊的皇权势必无法容忍储权侵犯、威胁到自身利益。唐宣宗有“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的担忧*【注】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年正月丁巳，第8059页。，宋太宗有“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之顾虑*【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第818页。。当有人提出令太子受百官朝贺时，抱恙中的明世宗更是怒道：“朕疾未平复，遂欲储贰临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注】焦竑撰，顾思点校：《玉堂丛语》卷四《侃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页。因此，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发展，皇帝对皇储由最初的扶植、培养到限制、架空并最终令其消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宋代东宫衰微则是顺应这一历史趋势的产物。

宋代东宫衰微的原因，既与沿袭中唐五代以来的制度以及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关，也与宋代治国理念、政治考量和历史发展之趋势有关。皇权加强、储权衰落是君主专制不断发展的结果，即使宋代皇权受到来自士大夫阶层的限制和监督，但皇权仍然至高无上，当强大的储权威胁到皇权时，必将受到限制和打压。从中国古代发展历程中看，储权经历了由小到大继而转衰的过程，其中虽有个别时期出现储权复兴的情况，但总体趋势是衰落的。正因如此，东宫才会在其发展最完备的唐代开始非实体化。宋代在沿袭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使东宫日趋衰微。宋代东宫衰微缓和了帝储矛盾，“视膳问安”的定位使皇储远离政治斗争，减少或避免了因皇储地位不稳而引发的政局动荡。程颢将“百年无内乱”列为“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之首*【注】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入关语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9页。。南宋人吕中也曾总结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注】③ 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2页。相比于隋唐因皇位继承引发的同根相煎的悲剧而言，宋代皇位继承较为和谐。宋代统治者治国倾向于用怀柔方式处理矛盾，体现了追求政治稳定的治国理念*【注】陈峰：《宋朝化解矛盾的怀柔方式及其倾向——以处理内外重大矛盾问题为中心》，《人文杂志》2015年第4期，第80页。。在皇储问题上，宋代也运用了怀柔方式以达到稳定政治的目的。中唐以来皇太子经常处境堪忧，而宋代皇太子生存状况则相对优越，帝储关系较为和谐，皇太子有更多的精力去接受教育，因而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都有赖于宋代巧妙的制度设计，以及追求稳定的治国理念。在治国理念的指导下，宋代东宫“似疏而实密”③，看似苟简却将各方面问题都考虑在内。抑制太子、限制储权的同时，又令其进行适当的从政训练；架空东宫之时，又通过兼职等方式，将东宫系统纳入到统一的中央权力之中，兼顾了对皇太子的培养和防范。

作者范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9。

【责任编校 汪维真】

Inheritance and Tendency:An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the Eastern Palace in the Song Dynasty

Fan Shuai

Abstract：The Eastern Palac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reached its heigh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It was reduced to an idle organization until the Song dynasty.In fact,the decline of the Song Eastern Palace did not occurred abruptly.In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the Eastern Palace had showed a trend of decline.Through more than once reforms in the Song dynasty,on the basis of carrying on the former generation system,the emperors remade the Eastern Palace,reduced its power through redesigning the institution.The basic reason led to the Eastern Palace’s decline rooted in the persistently strengthening imperial power which would not allow the power of the crown prince to threat his status.The declining trend of the crown prince power became clear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ang dynasty,eventually it became the decline of the Eastern Palace in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the Song dynasty;the Eastern Palace;Crown Prince;Eastern Palace officials;decline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11-0053-09

收稿日期：201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