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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曹操陈留起兵史迹考辨宋 杰 [摘 要] 史学界通常认为曹操于中平六年九月离京后直奔陈留聚众起兵，未曾回到家乡谯县，其原因是他有“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的战略意图，且需依赖盟主袁绍和陈留太守张邈的支持。但考证史籍可知，当时张邈尚未来到陈留，曹操出逃后曾返乡募兵，并遭到地方官吏缉捕。当年岁末张邈赴任陈留，曹操才携带家财和部众前往投奔，此时袁绍并未给他实际支援，而张邈是反卓战争的组织发起者，其辖区酸枣聚集的州郡联军是关东诸侯阵营中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这也是曹操起兵陈留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曹操；张邈；袁绍；董卓；陈留；谯 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董卓专擅朝政，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引起京都的政治动乱，曹操因此弃官逃离洛阳，随后参加了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行动。关于他出京的行踪和活动地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是经中牟奔赴陈留郡，在己吾县(治今河南宁陵西南)起兵，即由洛阳直接到陈留招募军队举义反对董卓的，史学界的相关著述大多对此表示认同*【注】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页；张大可：《三国史》，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方诗铭先生指出他未归故乡有些反常，并提出疑问：“为什么曹操不回沛国，而去陈留？按照当时惯例，大姓豪族总是凭借在乡里的声望和号召力以召集武装力量。”*【注】 方诗铭：《曹操安定兖州与曹袁关系》，《史林》1987年第2期，第14、17～18页。对此方氏的研究结论是：曹操起兵陈留的原因有三点，其一是他有经营河南的战略意图，即接受济北相鲍信的建议：“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注】《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4页。其二是因为曹操出身“赘阉遗丑”*【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第197页。，名声欠佳，本身实力较弱，故需依赖关东诸侯盟主袁绍的支持。“过去他们不但不是敌人，而且是亲密的朋友，并结成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曹操在前期政治生涯和军事斗争中能够取得胜利，所依靠的正是这个政治集团，袁绍更是有力的支持者。”*【注】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第62页。其三是曹操和陈留太守张邈私交甚密，投奔张邈可以获得可靠的帮助。“曹操逃离洛阳来到陈留，主要是寻求当时在这里任太守的张邈的支持。”*【注】 方诗铭：《曹操安定兖州与曹袁关系》，《史林》1987年第2期，第14、17～18页。方先生的论述相当全面，并富有启发性，但若深究有关文献记载，会发现上述观点存在不少疑问，还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一 曹操起兵陈留之前是否曾归乡里如果说曹操出逃后直接到陈留组织起兵，有几个疑点值得关注。其一，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进京，废少帝刘辩又逼走袁绍。“九月甲戌，董卓废帝为弘农王”*【注】《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页。，另立刘协(献帝)登基，“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注】《后汉书·孝献帝纪》，第367页。。而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曹操出走是在董卓废少帝之后、杀何太后之前，即九月甲戌(初一)到丙子日(初三)之间。其文字如下： 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5页。。 也就是说，曹操逃离洛阳是在九月初二前后，很快到达中牟，而他在陈留起兵是在十二月，这中间有三个来月时间的活动在曹操的本纪中没有交代，并不清楚这段时间他是否一直待在陈留。 其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曰：“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曹操的家财在谯县，如果他离开洛阳直接到达陈留招兵买马，那么这些财物是不可能随身携带而来的。曹操的祖父是“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注】 《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腾》，第2519页。的中常侍曹腾，家产非常丰厚；其父曹嵩出任过司隶校尉、大司农等要职，“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注】 《后汉书·宦者列传·曹腾》，第2519页。。而这笔巨款不过是他家财的一部分而已。汉末战乱时曹嵩避难琅玡，仍然拥有丰厚的财富*【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韦曜《吴书》：“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第11页)。曹操招募兵众需要巨资，若是指使他人协助从家乡转运到陈留，值此动乱之际，辗转数百里路程很不安全，必须有大队人马武装护送。此外，如果曹操没有回乡，仅凭书信或口讯，他的亲属恐怕很难会移交巨额家产给外人带走。 其三，曹操此刻是身负重罪的要犯，他在逃亡途中即已受到朝廷通缉，故曾被拘押。“中牟疑是亡人，见拘于县。”*【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第5页。如果说他潜逃来到陈留是为了寻求太守张邈的庇护，但是当时张邈还在京师任职，尚未到陈留主政，据《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记载，张邈出任地方长吏是在董卓执政后稍晚时间发生的事。“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注】《三国志·蜀书·许靖传》，第963页。。其具体时间，据《后汉纪》所载是在中平六年十一月，其文字如下： 十一月，太尉董卓为相国，爵卓母为池阳君，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卓虽无道，而外以礼贤为名，黄琬、荀爽之举，从民望也。又任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沙汰秽恶，显拔幽滞，于是以尚书韩馥为冀州，侍中刘岱为兖州，陈留孔胄为豫州，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注】袁宏：《后汉纪》卷二五，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9页。。 《资治通鉴》卷五九则记载韩馥等人出任州郡要职的时间是在中平六年十二月*【注】《资治通鉴》卷五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06页。。笔者分析，这应是因为前引《后汉纪》载董卓外放韩馥、刘岱、孔胄、张咨、张邈等人，是在黄琬、杨彪、荀爽分别出任太尉、司徒和司空之后，而《后汉书·献帝纪》载：中平六年“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注】《后汉书·孝献帝纪》，第368页。。因此司马光将韩馥、刘岱与张邈等出任州牧郡守时间也定为十二月，而这时距离曹操逃离洛阳已有三月之久。也就是说，曹操在九月初离开洛阳来到中牟等地时，张邈尚未担任陈留太守。因此，认为曹操为了投靠张邈而住在陈留未归乡里，显然并不符合史实。 综上所述，曹操逃亡和起兵的行踪过程还需要深入探究。笔者注意到有些历史记载反映，他在离开洛阳之后并非直接到陈留举事，而是先回到故乡沛国谯县，曾经召集了部分人马，然后再到陈留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如《英雄记》云：“灵帝末年，(刘)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第872页。《三国志》刘备本传未曾提到此事，他是否和曹操同去沛国，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来证实，但是曹操返乡之事却有其他佐证。例如《魏书》记载董卓授予曹操官职，“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第5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陈留举事时，身边有从谯沛跟随而来的宗族亲属为部将。例如夏侯惇，“太祖初起，惇常为裨将，从征伐”*【注】《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第267页。。惇族弟夏侯渊，“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注】《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第270页。。曹操从弟曹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注】《三国志·魏书·曹仁传》，第274页。。还有从弟曹洪。他们是曹操起兵时的得力助手，并参加了最初的荥阳之战，曹洪还在战斗中挽救了曹操的性命*【注】《三国志·魏书·曹洪传》：“太祖失马，贼追甚急，洪下，以马授太祖。”(第277页)。荥阳兵败后，曹操至酸枣(治今河南延津西南)劝说关东诸侯进军，遭到拒绝。“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8页。上述史料记载反映了以下情况：首先，曹操的身份是受到朝廷缉拿的逃犯，他逃离洛阳后如果待在陈留并无要员庇护，恐怕有性命之虞。按照情理分析，此时回到家乡谯县，依靠家族乡亲的保护，应该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其次，曹操并非赤手空拳来到陈留造反。在当时天下纷乱的情况下，很难设想他会在身边没有宗族亲信的可靠支持下起兵反对朝廷。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如前引《魏书》和《英雄记》所言，曹操在起兵之前曾经回到故乡谯县，召集了宗族亲属和少量人马准备举事。但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并未打出讨伐董卓的旗号。直到十一月张邈到陈留赴任之后，曹操才率领亲族兵将护送家财前来投奔这位故友，依靠张邈和当地豪族的帮助，扩大了自己的兵力*【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第6页)。当年十二月，到关东诸侯联合起兵反对董卓前夕，曹操才在陈留郡己吾县立帜讨逆。曹操返乡之事还有其他史迹可寻，下文即予以考述。 二 曹操返乡筹备起兵之史迹剖析据某些史料反映，曹操在回乡之初曾准备聚众举义，但是遭到了地方官员的残酷镇压。他的老家沛国谯县是豫州刺史的治所*【注】参见《后汉书·郡国二》：“谯刺史治。”(第3427页)《宋书·州郡志二》：“豫州刺史，后汉治谯，魏治汝南安成。”(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81页)，两汉刺史主管对郡国守令的监察纠法，东汉末年天下动乱频仍，刺史或州牧开始获得统治一州的军政权力，“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注】《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补注，第3620页。。当时的豫州牧是江夏名士黄琬，他在灵帝末年入仕*【注】参见《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灵帝中平五年三月”条：“朝廷遂从(刘)焉议，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第1888～1889页)，唯朝廷之命是从，升迁相当迅速，并以铁腕手段镇压当地叛乱，时称“威迈百城”*【注】谢承：《后汉书》卷四，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后汉书·黄琬传》曰：“中平初，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击平之，威声大震。”*【注】《后汉书·黄琬传》，第2041页。董卓掌权之后，他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赏识和提拔。“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征为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曹操逃出京师，代表朝廷的董卓立即宣布他为罪犯，并迅速向各地发出逮捕文告，因此他在中牟曾经被捕。谯县驻有州郡兵马，作为被通缉的逃犯，曹操归乡后自然不敢在刺史门下公开聚众造反，招募工作应是暗地进行。不过他走漏了风声，因而遭到黄琬及属下官吏的打击，宗亲曹邵被杀，他也被迫躲避起来。事见《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注】《三国志·魏书·曹真传》，第280页。并注引《魏书》曰：“(曹)邵以忠笃有才智，为太祖所亲信。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时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独遇害。”*【注】《三国志·魏书·曹真传》注引《魏书》，第281页。卢弼认为这条史料所载的时间有谬，“初平”可能是“中平”之误写，其事应发生在中平六年曹操归乡之时。“(黄)琬为豫州牧在中平时，至初平三年，琬已为李傕所杀矣。此云初平中豫州刺史黄琬欲害魏武，全与事实相左。或‘初平中’易为‘中平中’，其说尚可通。盖魏武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在中平六年也。”*【注】卢弼：《三国志集解·曹真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2页。 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来分析，曹操回乡募兵与黄琬捕杀曹邵的时间均在当年九月。如前所述，曹操出走是在九月甲戌(初一)董卓废少帝之后、丙子日(初三)杀何太后之前，即在九月初二日左右。《后汉书·郡国志二》注引《汉官》曰：“(谯)去雒阳千二十里。”*【注】《后汉书·郡国志二》，第3428页。这一距离如果是官府步行急走接力的邮传，五六日即可到达。可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部队长途急行军的速度略低于邮传，例如“(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故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注】《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引《魏略》，第270页。曹操逃亡回乡应是骑马，汉代乘骑疾行速度较快，日行可达二百里左右。如第五种乘马逃亡，“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注】《后汉书·第五种传》，第1404页。；《九章算术·盈不足章》第十九题曾提到良马日行一百九十三里，驽马日行九十三里*【注】白尚恕：《九章算术注释》，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247页。，亦可参考。如果曹操在九月初二潜逃离京，只需数日即可返回谯县。即便他在中牟被拘押了一两日，大约不出十天也能够归乡。值得注意的是，九月甲午(二十一日)，董卓主政的朝廷发布命令，擢升黄琬进京担任司徒*【注】《后汉书·孝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甲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第368页)。。按照正常情况，此项文书通过邮传应在五六日以后到达谯县，黄琬治装准备也还需要时间，大概是在月终前后离任赴京。由此判断，曹操返乡招募人众，遭到州郡官兵追捕之事，应该是在黄琬离任前夕发生的。也就是说，曹操逃离洛阳后并非抵达陈留起兵，而是直接返回故乡谯县预作筹措，并曾躲避地方官吏的缉拿。另外，曹操过去性情放荡，举止屡屡触犯法度，因此与当地官府的关系不睦。“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第55页。恐怕这也是他难以在家乡立足和起兵的原因之一。 此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就全国的政治环境而言，中平六年九月曹操回乡时举兵讨伐董卓的时机尚未成熟。虽然董卓的专权和暴政引起很多官员豪族的不满，但是他毕竟挟持天子，动辄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起兵反对他等于是造反。即便是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也没有人敢于率先举义，更不要说势单力孤又素无声望的曹操了。直到当年十一月之后，朝廷外放了韩馥、张邈等一批仇视董卓的京官到州郡任职，他们到任后开始掀起讨伐董卓的热潮。十二月，“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英雄记》，第6页。《资治通鉴》载其事在中平六年十二月。关东诸侯以此为由纷纷交通联络，准备起事。至次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6页。。在起兵反卓的上述诸侯当中，职权最高的几位州牧都是刚被朝廷任命的。董卓发觉让他们出京是受了周毖、伍琼等人的欺骗，盛怒之下将其处死*【注】《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张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第175页)。由此可见，曹操起兵于当年十二月，是在关东诸侯大举兴师的前夕才宣布率众讨逆的。“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第89页。讨伐董卓以挽救国难，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属于顺应潮流的义举了。另据史籍所载，“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注】《三国志·魏书·张邈传》，第221页。，说明曹操是和张邈沟通联络之后同时起兵的，具有这位地方大员的强力支持，并非自己独树一帜。而在当年九月曹操初归乡里之际，举兵讨伐董卓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因此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黄琬赴京之后，豫州行政长官的职务曾出现短暂空缺。如前所述，朝廷至十二月才外放了一批在京的名士出任州郡长吏*【注】袁宏《后汉纪》载，灵帝下中平六年十一月“(董卓)于是以尚书韩馥为冀州，侍中刘岱为兖州，陈留孔胄为豫州，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499页)。，而他们到任后即联络起兵反对董卓，其中包括担任豫州刺史的孔胄，史籍或写作“孔伷”。由于地方长官政治态度的转变，曹操的亡命生涯才得以结束，能够在家乡召集宗族人马，并携带大量财物前去投奔张邈，而没有受到当地官兵的阻拦和剿灭。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诸侯举义，但是孔伷领兵留在豫州，没有汇入袁绍、张邈为首的诸侯联军。“(袁)绍与王匡屯河内，(孔)伷屯颍川，(韩)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枣。”*【注】《后汉书·袁绍传》，第2375页。到当年三月，“酸枣诸军食尽，众散”*【注】《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献帝兴平元年三月”条，第1915页。。反卓斗争受到挫折，此后史籍缺乏关于孔伷活动的记载，不明其所终。而据郑太所言：“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注】《后汉书·郑太传》，第2258页。说明他缺乏军事才能，难以应付复杂残酷的战乱局面。豫州刺史由郭贡接任，应在兴平元年(194年)以前，但具体时间不详。这可能是董卓把持的朝廷罢黜了孔伷的职务，而改任其亲信担任此职。从文献记述来看，郭贡与曹操关系不睦，后来曹操占据兖州，张邈、陈宫等人发动叛乱时，“豫州刺史郭贡帅众数万来至城下”，企图乘虚占领州治，由于荀彧等留守官员应付得当而未能得逞。“(郭)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注】《三国志·魏书·荀彧传》，第308页。另据有关史实反映，关东诸侯起兵之后，谯县与沛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转变，对曹操家族不利，致使他不敢把家小留在当地，而是将其带到军中。如曹丕追忆：“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第89页。曹操出征张绣是在建安元年(196年)末，次年正月到达宛城，曹丕当时十岁，而他五岁来到曹操身边，应该是在初平二年(191年)。另外，曹操的父亲曹嵩也被迫离乡藏匿。“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注】《后汉书·宦者传》，第2519页。笔者按,关东诸侯与董卓集团的战斗主要是在首都洛阳周围的河南、河内等郡进行*【注】《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第467页)，当时并未波及曹操的故乡谯沛地区。曹嵩远赴琅玡逃避董卓之乱，看来可能是害怕当地政局的反复。州郡官吏若是再次听命于董卓把持的朝廷，曹嵩就会成为反叛的亲属，会受到连坐而入狱被杀，所以他为了躲避缉捕而远走他乡。 三 曹操起兵之际尚未企图割据河南方诗铭先生认为曹操选择在陈留举事，是因为他有经营河南、待机争夺天下的战略计划。所谓“规大河之南”，出自济北相鲍信之语。他曾对曹操说：“今(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祗以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注】《三国志·魏书·鲍勋传》注引《魏书》，第384页。方诗铭先生评论道：“这个建议所以得到曹操赞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完全符合曹操的野心，也完全符合曹操的既定策划。曹操不回到沛国，而是投奔在河南担任陈留太守的张邈，其原因就在这里。袁绍的策划是，经营河北，南争天下；与袁绍相反，曹操则是‘规大河以南’，等待时机。”*【注】方诗铭：《曹操安定兖州与曹袁关系》，《史林》1987年第2期，第15页。笔者对此具有不同看法，现将问题列举出来以供讨论。鲍信是在初平二年七月提出上述建议的*【注】参见《资治通鉴》卷六〇“汉献帝初平二年七月”条，第1925页。，其事在曹操起兵岁余之后，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争拖延日久，联盟瓦解，诸侯开始相互兼并。如兖州刺史刘岱与东郡太守桥瑁交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8页。。袁绍逼迫韩馥让位，夺取了冀州。曹操虽然在此时同意了鲍信的计策，但是这不能说明他在两年前就有了这种宏大长远的规划。曹操后来确实采取了占据河南、山东等地的行动，借此与袁绍对抗来争夺天下。可是这种作战计划在他起兵之初就已经奠定于胸了吗？实际上还有另一种可能，即该计划是到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而确立并实施的。从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则来说，我们探讨问题不应脱离当时的具体环境。因此，讨论曹操起兵陈留的意图，应该是通过分析他当时的想法和实际行动来得出结论。从史籍所载来看，在东汉末年动乱与战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曹操的抱负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演变而逐步升级。张大可先生曾指出，曹操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志向与野心有所区别。他在青年时期努力建功立名，拼命跻身于世家大族行列。中年时期大有作为，在军阀混战中统一北方。晚年步步逼宫，完成了篡汉的准备，扮演了一个权奸的角色*【注】张大可：《论曹操》，见氏著：《三国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笔者拟对有关史实进行分析论证，借以说明曹操在陈留举义之际的政治意图以及当时并无经营河南的战略计划。 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系统地追述了他政治抱负的前后演变，囿于其家世和修行声誉，起初他只是想做个“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注】《汉书·冯野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04页。的太守。“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注】④⑤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第32、32、32～33页。后来遭逢乱世，他的愿望才有所提升。“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④在陈留起兵之后，他最初的志向是讨平董卓乱党以安定汉室，还没有企图拥兵自重而割据一方，因此经常减损自己的部队数量，采取低调的态度而不愿意出人头地，引火烧身。“而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⑤也就是说，他在陈留起兵时，只是想要消灭董卓集团，匡扶汉室，还没有割据河南的想法。当然，曹操是奸雄，他也可能说的是谎话。我们辨别其真假，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值得注意的是，先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通过对史实的分析和比较，也深刻地论证了曹操起兵之初和后来的意愿具有明显的区别。王夫之认为关东群雄虽然兴师而讨伐董卓，但是以袁绍为首的几路诸侯各据一方，均持观望态度而不愿进兵与董卓交锋。其中有些诸侯是懦弱无能，而袁绍、袁术则有政治野心，希望保存实力，等待董卓灭亡汉室后自己登极，以坐收渔翁之利。其论述如下： (袁)绍之抗卓也，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东之兵，声震天下，董卓畏缩而劫帝西迁以避之，使乘其播迁易溃之势，速进而扑之，卓其能稽天讨乎？乃诸州郡之长，连屯于河内、酸枣，踌躇而不进。其巽懦无略者勿论也；袁绍与(袁)术，始志锐不可当，而犹然栖迟若此，无他，早怀觊觎之志，内顾卓而外疑群公，且幸汉之亡于卓而己得以逞也*【注】⑦ 王夫之强调，当时起兵与董卓作殊死搏斗之人，仅有曹操和孙坚两位。“于斯时也，蹶起以与卓争死生，曹操、孙坚而已。”⑦关东诸侯畏惧劲敌，纷纷退缩不前，曹操积极鼓动他们迅速进兵。“时(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董)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注】⑨ 诸将方争据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绕也，兖州黄巾也，未尝一矢加于同事之诸侯。其据兖州自称刺史，虽无殊于绍，而得州于黄巾，非得州于刘岱也；击走金尚者，王允之赏罚无经有以召之也；然则献帝而能中兴，操固可以北面受赏，而不获罪于朝廷，而不轨之志戢矣*【注】⑧⑨ 据史籍所载，曹操在青年时代疾恶如仇，不畏权贵，尽力维护汉室统治。他出任洛阳北部尉时，“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第3页。后迁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曹操在陈留起兵之初的基本目的是为国讨贼，匡扶汉室，还没有割据河南以观时变的意图。把鲍信“规大河之南，以待时机”的建议转移到两年之前的曹操心中，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曹操在军事谋划上的特点是随机应变，灵活自如，这从他和袁绍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四 曹操起兵时未获袁绍的实际援助方诗铭先生认为，曹操在陈留起兵的另一个目的，是企图和袁绍结成政治集团，以获得这位关东诸侯盟主的支持。这一看法也有令人疑惑之处，需要深入探讨。这是因为曹操在中平六年十二月己吾举义之时，袁绍还没有当上联军的盟主。次年正月，他才被各地起兵的将领推举为义军的主盟领袖*【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第6页)。当时关东诸侯联军分为四股，各据一方。“(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冀州牧韩馥留邺，给其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俱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众各数万。”*【注】《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献帝初平元年正月”条，第1908页。袁绍虽然被推举为盟主，但是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各路诸侯虽然起兵反卓，但毕竟董卓挟献帝以自重，代表着朝廷，因此还有许多地方官吏服从其统治，不敢响应张邈等人的号召。如胡母班与王匡书云：“关东诸郡，虽实嫉卓，犹以衔奉王命，不敢玷辱。”*【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第193页。所以成败形势尚未可知，军阀们仍然心存顾忌，大多不愿充当盟主这个“乱首”。例如张邈等诸侯在酸枣会盟时，“将盟，既而更相辞让，莫敢先登，咸共推(臧)洪。洪乃摄衣升坛，操血而盟”*【注】《后汉书·臧洪传》，第1885页。。众多州郡大员都不敢主盟，而让一个小小的郡吏功曹出来领头歃血盟誓，这种反常的现象充分表明了他们的畏惧心理。所以，诸侯们遥推袁绍为义军盟主，一方面是由于袁家四世三公，声望崇高，“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注】⑨ 《后汉书·袁绍传》，第2375、2378页。。另一方面，应该还有说不出来的理由，就是都想避免自己成为罪魁祸首，于是就把袁绍推举出来担纲。 其二，袁绍尽管有盟主之名，但是在起兵之初，他的军事实力并不强盛。袁绍与王匡盘踞河内，他身为渤海太守，自己部下仅有一郡人马。王匡的河内郡兵战斗力也不强，他曾经进军河阳，结果被董卓轻易击溃。“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注】《后汉书·董卓传》，第2328页。此外，袁绍的部队缺乏粮饷补给，全靠冀州牧韩馥提供。如韩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等所言：“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⑨从关东诸侯的分据情况来看，当时袁绍和王匡拥兵河内，在黄河以北。而曹操起兵之初均在河南活动，他在己吾举义后，赶赴酸枣与张邈等联军汇合，随即出兵荥阳，兵败于徐荣后又回到酸枣，再与夏侯惇、曹洪等回到家乡谯县与扬州募兵。在这一段时间里，曹操与袁绍并无直接接触，后者除了一个“行奋武将军”的虚衔，并未给他提供任何实际支持。只是在曹操从扬州募兵回到河南以后，他才奔赴河内投靠袁绍*【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第8页)《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献帝初平元年三月”条胡三省注此事曰：“从袁绍也。”(第1915页)，从此开始了数年“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注】《三国志·魏书·董昭传》，第437页。的政治结盟。故此，说他在陈留起兵是为了依赖袁绍显然是相当牵强的，因为并未见到任何史实依据。 五 曹操投靠张邈原因之再探曹操为什么要到陈留郡去投奔张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为莫逆之友，关系甚为亲密，而张邈又素以行侠仗义而闻名，能够解人危难。史载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注】《三国志·魏书·张邈传》，第221页。。汉末太学生标榜名士，“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注】《后汉书·党锢传》，第2187页。。《汉末名士录》亦云胡母班“少与山阳度尚、东平张邈等八人并轻财赴义，振济人士，世谓之八厨”*【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汉末名士录》，第192页。。他被任命为陈留太守之后，掌握一郡的兵马钱粮，能够为曹操所部提供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据白建新先生研究，曹操就任东郡太守之前，其部队的军粮来源主要是靠豪族大地主和其他牧守资助以及向民间征发抄掠*【注】白建新：《曹操统一北方的军粮来源和状况》，《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79～80页。。例如前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第6页。《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曰：“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注】《三国志·魏书·卫臻传》，第647页。虽然二人在政见上志同道合，但需要指出的是，卫兹是张邈的部下，曾经接受其命令协助曹操作战。“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到荥阳汴水，遇(董)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7页。因此卫兹对曹操提供资助，可能也有受其长官张邈安排或影响的因素*【注】方诗铭：《曹操起家与袁曹政治集团》：“在陈留，曹操得到张邈的大力支持，并通过他的关系，结识了当地的著名游侠卫兹……在卫兹资助下，曹操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与张邈联合起兵，反对董卓。”(《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第66页)。 但是笔者考虑，曹操投靠张邈可能还有一个深层的因素，以往未被史家充分关注，就是张邈在讨伐董卓的阵营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素有声望，而且身居要职，部下兵马众多，又占领中原通衢，因此充当了反卓斗争的组织发起者，拥有相当重要的政治影响。另外，在张邈治下陈留境内集结的诸侯联军数量最多，是关东反对董卓势力中最为强大的集团。下文试述其详细情况。 张邈管辖的陈留是兖州第一大郡，有“十七城，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注】《后汉书·郡国志三》，第3447页。。该郡土沃水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治下浚仪县即战国名城大梁，位于豫东平原。张仪曾言其“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注】刘向集录：《战国策·魏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92页。。郡治陈留县(今河南开封市陈留镇)亦为交通枢纽，秦朝因此在该地设置了巨型粮仓。郦食其曾对刘邦曰：“陈留者，天下之据冲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05页。在汉末的纷乱形势下，张邈据要地，握重兵，是实力强劲的军阀。正因如此，陈宫曾对他说：“今天下分崩，雄桀并起。君拥十万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李贤注曰：“陈留地平，四面受敌，故谓之四战之地也。”*【注】《后汉书·吕布传》，第2446页。张邈之弟张超，当时任广陵太守，亦雄踞一方。《后汉书·臧洪传》曰：“时董卓[弑]帝，图危社稷。洪说超曰：‘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危，贼臣虎视，此诚义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唱义，不亦宜乎！’”李贤注曰：“谓(张)超为广陵，兄邈为陈留也。”张超听从了臧洪的建议，“与洪西至陈留，见兄邈计事”*【注】② 《后汉书·臧洪传》，第1885～1886、1885页。，经过商议后决定起兵讨伐董卓。张邈派遣臧洪去联络各路诸侯，请他们领兵到陈留郡的酸枣县聚会立盟。“邈即引洪与语，大异之。乃使诣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谋约，会超至，定议，乃与诸牧守大会酸枣。设坛场，将盟。”②随即掀起了关东各地反对董卓斗争的高潮。如前所述，这次盟会召开的时间是在初平元年正月，而在上年十二月，张邈已经在陈留和曹操共同起兵*【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第5页)《三国志·魏书·张邈传》：“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第221页)，他们是全国首先举义讨伐董卓的武装力量。如荀彧所言：“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注】《三国志·魏书·荀彧传》，第310页。《后汉书·吕布传》亦曰：“董卓之乱，(张邈)与曹操共举义兵。”*【注】《后汉书·吕布传》，第2446页。实际上若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曹操此时的声望和实力与张邈相去甚远，所以绝非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例如张邈是“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注】《汉书·冯野王传》，第3304页。的一郡长官，拥有数万军队*【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第6页)；曹操并没有任何正式官职和辖地，部下仅有数千乡勇，还多是在张邈部下卫兹的资助下招募得来的。张邈名列“八厨”，誉满天下；曹操则是“赘阉遗丑”，行为放荡无端。两人此时的地位和影响相差悬殊，故从情理上判断，陈留举兵应该主要是以张邈的名义来号召各地，曹操应为其副手，他的队伍不过是附从东道主的一支客军而已。史书称两人共同起兵，是因为曹操后来的成功而高抬了他在反卓举义中的作用。张邈愿意与曹操携手的原因，除了两人政见相同且私交甚好之外，还在于张邈并不擅长军事。如郑太对董卓所言：“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俦。”*【注】《后汉书·郑太传》，第2258页。李贤注：“孟卓名邈。”而曹操深通兵略，“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第54页。。因此，张邈在这方面需要他的协助。 当时反卓将领分据各地，“(袁)绍与王匡屯河内，(孔)伷屯颍川，(韩)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枣”*【注】《后汉书·袁绍传》，2375页。。其中兵力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是驻扎在张邈治下酸枣境内的诸侯联军，包括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的部队，共有十几万人*【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第7页)。张邈身为东道主，又是反卓行动的召集者，地位和责任相当重要。他与其弟张超拥有两个大郡，直接掌控的民户、兵员、财赋数量众多，势力要强于当时仅为渤海太守的袁绍。从以上情况来看，张邈到任陈留之后，身在故乡的曹操便与他及时进行了联系，由于是志同道合的故交，便迅速结成盟友。笔者推测，曹操很可能在事先就获知了张邈组织诸侯联军的行动计划，因此他前往陈留，策应张邈起兵，参加了后来反卓阵营中势力最为强盛的政治军事集团，其安全系数是最高的，要比北上依附“穷客孤军”的袁绍更为有利，这应该是一个精明的选择。总之，曹操在离京归乡的过程中遭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通缉迫害，自身势力弱小又没有立足之地，而张邈在各股反卓力量当中的地位和处境算是比较优越的，又和曹操私交甚笃，投靠他能够获得许多实际的好处。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曹操起兵的己吾县在陈留郡东南边界，与其故乡谯县相距只有百余里，他从家乡率众赶赴该地相当方便，只需三五日行程即可。考虑到以上种种原因，他在动乱之际选择了陈留作为自己部队的寄居之地。 六 曹操离开陈留转投袁绍之缘故曹操在陈留郡内活动的时间不长，从中平六年十二月己吾起兵，到初平元年三月兵败荥阳，由于损失惨重，此后他与夏侯惇、曹洪等南下故乡谯县和扬州募兵。《三国志》载曹洪逃至汴水，“与太祖俱济，还奔谯。扬州刺史陈温素与洪善，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杨复得数千人，与太祖会龙亢”*【注】《三国志·魏书·曹洪传》，第277页。。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招募结束后并没有返回陈留继续依附张邈，而是渡过黄河，到河内去投靠联军盟主袁绍。“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注】⑧ 曹操为什么要离开张邈？笔者分析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两人在政治、军事见解上具有重大的分歧。张邈等诸侯坐拥重兵，不敢与董卓交锋。而曹操认为董卓西迁长安后内外交困，形势不利，关东联军即使不愿与其决战，也应该分路进军，占据险要，构成压迫紧逼的态势，以促成其内部生变而垮台。为此他在回乡募兵之前曾到过联军的大营陈述己见，但是遭到以张邈为首的诸将的拒绝。“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术)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⑧胡三省对此评论道：“观操之计，但欲形格势禁，待其变起于下耳，非主于战也。”*【注】《资治通鉴》卷五九“汉献帝初平元年三月”条胡三省注，第1915页。对于讨贼心切的曹操来说，提出上述策略并非其积极会战的本意，只是退而求其次罢了。但是张邈等人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将来割据称雄，就连这样较为保守的建议也不予采纳，显然使曹操非常失望，这是他愤然离去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当时联军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潜在危机。《孙子兵法·用间篇》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6页。各路诸侯集重兵于酸枣，却又拖延不战，日久乏粮，即难以维持。《后汉书·臧洪传》载张邈合诸侯在酸枣会盟，“自是之后，诸军各怀迟疑，莫适先进，遂使粮储单竭，兵众乖散”*【注】《后汉书·臧洪传》，第1886页。。另外，联军内部诸将领拥兵自重，各施号令，加上军纪败坏，也促成这支队伍后来的瓦解。“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钞掠，民人死者且半。久之，关东兵散。”*【注】《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第467页。反卓联盟中的诸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如东郡太守桥瑁与兖州刺史刘岱关系恶化，最终被后者设法除掉，并委任亲信王肱来继任。“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 陈寿《三国志》叙事过于简略，因此在曹操本纪中没有对他在董卓执政后离京返乡的史实给予详细记载，只是裴松之注所引的一些史料透露了相关的蛛丝马迹。笔者认为：张邈在中平六年九月尚未出任陈留太守，无法庇护身犯重罪的曹操，后者若以获罪之身客居异乡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曹操返乡避难，并在筹措举事时遭到州郡镇压。当年岁终，张邈到陈留就任，随即组织起兵反卓。在家乡隐匿的曹操与之联系后，才携带家财和曹洪、夏侯惇等部将及少数兵马前往陈留，在张邈和卫兹的支持下扩充了部队，然后共同举义。曹操此时兵微将寡，且急切地准备讨贼勤王，尚未有后来占领河南以待时变之割据观望态度，也未曾获得袁绍的实际帮助。直到他荥阳兵败之后，与畏缩避战的张邈等诸侯发生矛盾，才离开陈留南下募兵，然后到河内依附袁绍，开始了两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合作。由于相关史料的零散匮乏，给这项研究带来困难。笔者的上述看法或有误识，欢迎同行师友批评指正。 作者宋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89。 【责任编辑 叶子玉】 A Study of the Trace of Cao Cao’ Uprising in Chenliu.Song Jie Abstract：Chineses historical circle has a general saying about Cao Cao’s uprising,held that when left the Capital Cao Cao went directly to Chenliu gathering up soldiers,and he did not return to his hometown Qiao county.The reason is he had grand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the south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waiting for political changes.And he wanted the aids of the Overlord Yuan Shao and the chief Administor of Chenliu prefecture Zhang Miao.But what historical writings evidence is not this story.At that time Zhang Miao was not in Chenliu.When run off Cao Cao onc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nd raised troop,and even was listed as wanted by local officials.At the end of the year Zhang Miao went to his post in Chenliu,then Cao Cao came to him with his family,assets and army.Yuan Shao did not provide real support to Cao Cao at this moment.,it was Zhang Miao who organized launching anti-Dong Zhuo war.And the allied forces that assembled in the area under his jurisdiction,Suanzao,was the strongest military bloc among loyalis forces from Guandong region.This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o Cao revolted in Chenliu. Keywords：Cao Cao；Zhang Miao；Yuan Shao;Dong Zhuo；Chenliu;Qiao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2-0015-12 收稿日期：2014-0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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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通鉴论·(汉)献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2、232、238、233、233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7、7、7～8页。
。曹操败归酸枣后，见各路诸侯拥众不战，“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王夫之据此指出，曹操当时是专心勤王讨贼，并不像袁绍、袁术兄弟那样有割据自立之企图。“(曹)操与(孙)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
他还指出，这时的曹操并没有割土称雄、犯上作乱的企图，否则就不会仅率孤军深入与董卓决一死战了。那种认为曹操早有不臣之心的观点，实际上是因为他后来的篡逆而把罪恶和诬蔑之词强加在他身上。“当斯时，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尔。
王夫之认为曹操起兵之初，除了和董卓集团作战，就是与黑山、黄巾农民军交锋，并没有兼并攻杀东汉关东州郡牧守的非分举动。如果汉室复兴，献帝主政，曹操便是功臣而不是罪犯，其篡逆之心也会收敛。其文曰：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4、26页。
上述言论表明袁绍具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后来也是按照这个方案来逐步实行的。王夫之说他在“起兵之初，其志早定，是以董卓死，长安大乱，中州鼎沸，而席冀州也自若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8、7～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