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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汉书》文苑传以先文后笔的次序排列文体，是范晔结合魏晋至南朝宋已经形成的文笔有别观，同时依傍《文章流别志》、《文章叙录》等进行改动的结果，《文苑传》并非意味着东汉时期已经产生清晰的文笔观。故《文苑传》的文体史料有其不可靠性之处，容易因未认识到范晔的改动而产生误读。实际范晔只是调整文体的次序而并未伪造文体篇目，仍属信史。《文苑传》繁琐地罗列各种文体篇目，而未简省地称为“集”，符合东汉文章篇目的存在形态。范晔保留其旧貌，反映了其修史的严谨态度，保证了文体史料的可信性。 考察东汉文人篇章辞翰，即今之纯文学和杂文学作品，特别是文章的文体，皆赖于《后汉书》之《文苑传》。《文苑传》在文体的排列上采用先有韵文的“文”体和后无韵文的“笔”体，但东汉尚未产生文笔有别的文体批评观，遑论文笔之次序。按照文笔有别的次序排列文体，经历了曹魏的重笔轻文至西晋的先文后笔，基本形成文笔有别的观念，所以《文苑传》不尽于史相符。究其缘由，在于范晔按照文笔二体作了调整，即对于东汉人原始传记资料有关篇章文体之叙述有所改动。一者符合魏晋以迄南朝宋已经确立的文笔之别观，二者主要参据《文章流别志》和《文章叙录》，作为改动的依傍。同时，也根据两书中著录的有关东汉文士的各体文章篇目，补充到传记中。但范晔也是严谨的，他在描述文人作品上逐一列举篇章文体，显得极为繁琐，而不称“集”，则又保留东汉文人文章篇目的原貌。所谓《文苑传》史料的不可靠，指容易因范晔的改动而带来东汉已经产生文笔之别的误读。但也是可靠的，范晔的改动只是渗入了当下的观念，即根据文笔之别的观念使文体整饬有序，但并未伪造各体文章篇目，仍属信史，这是读《文苑传》应引起注意的两点。 一、从文笔之别看《文苑传》文体史料的可靠性 南朝宋范晔纂修《后汉书》，在史学体例上首创《文苑传》，为后世正史所袭用。范晔显然敏锐地注意到东汉文学的发展，较之西汉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各体文章的创作均臻于繁盛的局面。清章学诚即云：“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1]近人刘师培也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2]文学史家刘永济则结合文士与各体文章创作之间的关系，总结道：“汉世群才，造作日富。余力未渫，体制遂繁”[3]。以上见解充分揭示了东汉各体文学均得到发展的事实，也为魏晋文论的勃兴创造了基础。所以，《文苑传》在概述东汉文士创作的各体文章篇目上，也呈现出了极为繁琐的倾向，例如： 《文苑·杜笃传》称“所著赋、诔、弔、书、讃、《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 《文苑·傅毅传》称“毅早卒，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 《文苑·崔琦传》称“所著赋、颂、诔、箴、弔、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文苑·张超传》称“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 再如《文苑传》之外的文人传： 《后汉书·蔡邕传》称“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弔、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后汉书·班昭传》称“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书、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 这种著录篇目的方式，朱自清专称为“分体记篇”[4]，而逯钦立称为“类列式”著录法。大抵以文体为系，按类排列，传主所撰文章的诸种文体颇有一目了然之效。但里面也隐含着两个问题：第一，各种文体的排列是否遵循一定的体例，还是杂乱无序带有随意性；第二，范晔修史在南朝宋，已距东汉甚远，那么《文苑传》史料的可靠性如何。 关于前者，逯钦立有所发掘，他说：“这种类列式的记录，乍看象十分的繁乱，仔细看，则在繁乱中、却暗含极一致的分类作用，即大都把有韵的诗赋等，放在前面；把无韵的书奏等，放在后面。前后两截，实在区分两类了。”[5]他认为文体的排列以有韵文和无韵文相别，互不杂厕。当代学者郭英德先生逐一排比《后汉书》中的48条传记资料，得出文体著录的次序一般为先诗、赋、碑、诔等南朝人所谓的“有韵之文”，后表、奏、论、议等“无韵之笔”，其中不合这一体例的只有8条。他的结论是，“史书著录作家著述的篇数，实际上可视为作家著述编定成集的一个可靠证明”[6]，又牵涉到东汉是否存在或产生文集的问题。逯、郭两位先生均肯定《后汉书》文章各体的排列遵循先“文”次“笔”的顺序，那么疑问在于东汉时期是否已经产生韵文与非韵文的文体相别的观念。如果尚未产生，那么此种排列是范晔手自为之，还是他所据的史料已为此貌，这又涉及到《文苑传》的史料来源问题。 先说文和笔的排列问题。按“文笔”一词始见于东汉王充《论衡·超奇篇》，云：“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7]此“文笔”乃泛指奏札之类的文章，即文、笔无别，章炳麟《文学总略》即指出汉代“文与笔非异途”。但也有两位大致同时代的学者持有异议，一位是刘师培，他针对《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只著录诗和赋两类作品，而不著录其它文体作品，认为西汉人已经存在韵文和非韵文相别的看法，指出：“若诗赋诸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别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矣。”[8]另一位是朱自清，他根据《后汉书·文苑·葛龚传》“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的记载，认为：“记是笔的别称，文则指诗赋等”[9]，东汉已有文、笔观。相较而言，章炳麟的说法是可取的；而刘、朱二人则以后之观念套用于汉人，未必符合汉代的实际。《汉志》只著录诗赋的原因，在于西汉此二体的创作远逾其它各体，呈现出不相称的面貌，而不同于东汉各体文章创作均极繁夥的局面。恰如清人姚振宗所说，“汉之辞人，大都师范屈宋，依则贾马，诗赋多而杂体寡，故《七略》以诗赋为目”[10]，可谓得其实。据《诗赋略》小序，以“诗赋为目”还有一层原因，即强调诗、赋两体的“讽谏”性，以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因为《汉志》是官修史志目录，必然会考虑到诗赋“观风俗、知薄厚”的政治教化功能。东汉同样不具备产生文笔相别的条件，因为不能指望各种文体创作甫一繁盛，随即产生文体的辨别。相反，文体的辨析是在各体的文学创作相当成熟之后，从而存在迟滞的现象，这也是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使然。 降至魏晋开始较多地使用“文笔”之称，大抵有三种涵义：其一，指文章篇翰，如《太平御览》卷二百十五引《魏武帝集·选举令》称“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古文苑》载《魏敬侯卫凯碑阴文》称“所著述注解故训及文笔等甚多”，《晋书·文苑·张翰传》称“其文笔数十篇行于世”，《抱朴子内篇·释滞》亦称“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又《十六国春秋》卷六十三《南燕录》“封孚”条称“文笔多传于世。”继承汉代《论衡》以“文笔”泛指文章、文札的观念。其二，指具有善于运用辞藻属文的能力，如《晋书·习凿齿传》称“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晋书·王鉴传》称“鉴少以文笔著称”，又《晋书·文苑·袁弘传》称“桓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其三，笼统指著述，如《晋书·文苑·曹毗传》称“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上述材料中的“文笔”，均不宜判断为两种不同的文体，郭绍虞认为：“晋人虽有文笔之称，而于其区分之点，仍不曾明言。”[11] 但魏晋时期也透露出文与笔有别的初步观念，如曹丕《典论·论文》称“书论宜理，奏议宜雅，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前四体属笔体，后四体则属文体；但顺序是先笔后文，与《文苑传》中先文后笔不同。至晋人则大致调整为先文后笔，例如： 《三国志·蜀书·郤正传》称“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 《三国志·吴书·张纮传》称“纮著诗、赋、铭、诔十余篇”。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称“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所修，对于文士传文章各体的排列遵循先文后笔的体例。再证以陆机《文赋》，他论文章十体的顺序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同样前七体为“文”，后三体为“笔”。刘师培称：“晋人论文之作，以陆机之赋为最先，观其所举文体……不及传、状之属，是即文笔之分也。”[12]由此推证，文、笔二体排列的次序首先是重笔轻文，逐步发展到先文后笔，此可为文学史家所称魏晋是“文学自觉”时代之旁证。据今所见《晋书》文士传，先文后笔已基本成史家定例，例如： 《晋书·后妃·左芬传》称“答兄思诗、书及杂赋、颂数十篇”。 《晋书·文苑·成公绥传》称“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行于世”。 《晋书·江逌传》称“著《阮籍序赞》、《逸士箴》及诗、赋、奏、议数十篇行于世”。 《晋书·虞预传》称“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 《晋书》为唐人房玄龄等所修，文、笔之辨已远非南朝齐梁炽盛，故无需私意调整；再者魏晋时期对于韵文已有相当之认识，如陆机《文赋》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同时也符合魏晋文笔二体的发展规律，故可视为据原始传记资料而纂。晋代开始文笔之别，得到下述学者的相继认可，章炳麟称“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文学总略》），郭绍虞根据《成公绥传》“诗赋杂笔”的记载，认为：“以诗赋、杂笔对举，似乎也以诗赋为文。”[13]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引《世说新语·文学》“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和“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的记载，也证晋代“已经明确地用笔来指无韵之文”[14]。自南朝宋以来，明确以文、笔二体相别，至南齐、萧梁以刘勰、萧统、萧绎等为代表，文笔之辨达到高潮。 综上，推知《文苑传》先文后笔的次序，绝非东汉时已有，乃出于后世调整的结果。目的是符合当时已经存在的文笔之别，特别是范晔即生活于文笔之别走向明晰化的刘宋，不得不怀疑范晔是调整文体的始作俑者。换言之，根据《文苑传》的文体史料而认定文笔之别出现在东汉，或已清晰地区分有韵文与无韵文，都是于实不符的。 二、《文苑传》文体史料的改动 范晔纂修《后汉书》之《文苑传》及其它各文士传，未必全部接触到第一手的东汉原始传记资料；但他编《文苑传》也并非自出机杼，魏晋时期有关东汉文人的著述便是重要材料来源之一。概而言之，人物传记或大抵据所接触到的东汉人原始传记资料；但在东汉人著述篇目上则主要参据挚虞的《文章流别志》和荀勖的《文章叙录》两部书。《文苑传》的纂修，在史料处理上出现了改动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按照文笔之别的观念调整原始人物传记中文体的次序，以符合业已确立的文笔之别观。当然这种调整也是受到《文章流别志》和《文章叙录》影响的结果，因为两书在文体的排列上都采用了先文后笔的方式。如果原始人物传记没有文章篇目之叙述，或已不存之文人传记，则据《文章流别志》或《文章叙录》补充。所以，《文苑传》的不可靠性，主要指不能据以认为东汉产生文笔有别的观念，而要充分认识到各体文章篇目经范晔改动的事实。 关于东汉人的原始传记资料，论者或据《意林》卷四引《风俗通》，称“董卓盪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仓卒，所载书七十车，于道遇雨，分半投弃……经籍尽作灰烬，所有余者，或作囊账。先王之道几湮灭矣”[15]，以为已靡有孑遗。其实原始的传记资料，魏晋之世有保存者，《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嘉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本初（146）以下阙续。魏黄初中，惟著《先贤表》。”[16]杨彪所存的“注记”，大抵即包括相当一部分的东汉文士传记。按《后汉书·蔡邕传》称“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纪》，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此或即蔡邕等撰《后汉纪》的残帙内容。张政烺据《史通》的材料，认为：“关于后汉文人之史料，东观即有所储”[17]。更重要的是还有记录东汉典籍的目录资料，即蔡邕所撰《十意》中的《艺文意》。按《后汉书》本传称“（蔡邕）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李贤注《十意》云：“犹前书《十志》也。”又引《邕别传》详述何谓《十意》，云：“邕昔作《汉记》（笔者注：即本传所称的《后汉纪》）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已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虽未提及《艺文意》，但肯定为《十意》之一。应该说上述东汉人自己编的有关东汉文人的史传资料和著述目录资料，是魏晋人撰述此时期人物传记、典籍目录的直接依据，也间接成为《文苑传》的主要资料来源。 蔡邕已明言《十意》乃仿《汉书》十志而作，故《艺文意》的体例应大致与《艺文志》相同，著录东汉人文章的篇目，应不会如《文苑传》那样详列各体。但东汉文人之著述详目赖乎是书，魏晋目录专书著录东汉人集同样如此。至于原始的文人传记，必有著述篇目之文辞，可以想见文体的排列肯定不是如今《文苑传》样子，基本是整齐划一的先文后笔。范晔的改动就在此，除了他生活的时代已有明确的文笔之别外，本人对此也相当稔熟，按《狱中与甥侄书》云：“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18]但他也需要有所傍依，《文章流别志》和《文章叙录》即为主要参据之书，同时他也会参考史志目录如《晋中经簿》等（笔者注：阮孝绪《古今书最》载晋袁山松撰《后汉艺文志》，或亦在参考之列）。 魏晋整理东汉人的典籍，如三国魏郑默撰《中经簿》，按《北史·牛弘传》云：“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省，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19]又《北堂书钞》卷五十七“秘书郎”条引王隐《晋书》云：“默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簿》。”《中经簿》著录之东汉人著述，当主要援自《艺文意》。又荀勖在《中经簿》基础上撰《晋中经簿》，《文选》卷四十六《王文宪集序》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云：“荀勖字公曾，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错乱，又得《汲冢竹书》，身自撰次以为《中经》。”据《隋书·经籍志》，《晋中经簿》采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其中丁部有“诗赋、图讃、《汲冢书》”。张政烺先生认为，“荀勖丁部上承刘歆《诗赋略》，故撰次文章家集，赋诔诗讃居首，而以书论杂文为末。”[20]《晋中经簿》著录东汉人集的卷第篇目依据《中经簿》，皆当源自《艺文意》。《中经簿》的体例，赖裴松之注引略可窥见，《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注云：“《中经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录，余者所谓七篇。”推知著录东汉人集的体例，为先言集某某卷，次言目录某某卷，与《汉志》、《艺文意》一脉相承。 西晋时期出现了两部文集叙录类著述，即《文章流别志》和《文章叙录》。《文章流别志》又称《流别志》、《文章志》，《隋志》史部目录类著录《文章志》四卷，而总集类又著录《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按《晋书》挚虞本传称“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辞理惬当，为世所重”，不言撰有《流别论》。实则本传、《隋志》所称之《流别志》四卷乃合《志》二卷与《论》二卷而成，两者之间有所差异，大抵《流别志》以人为系，叙其生平，条其诸体文章篇目，撮举著述的旨意。清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认为：“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21]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称：“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22]他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又详加阐述《流别论》，认为“于诗、赋、箴、铭……颂、七、杂文之属，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集古今论文之大成。”[23]《流别论》为论文体之作，而《流别志》为文集的叙录之作，裴松之、刘孝标和李贤注均有引及，例如： 《后汉书·桓荣传》称“（桓麟）所撰碑、诔、讃、说、书凡二十一篇。”李贤注云：“案挚虞《文章志》，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 《三国志·魏书·刘邵传》引云：“（缪）袭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世。正始六年（245）年六十卒。子悦字孔怿，晋光禄大夫。袭孙绍、播、徴、胤等，并皆显达。” 《世说新语·文学》引云：“（崔）烈字威考，高阳安平人，駰之孙，瑗之兄子也。灵帝时，官至司徒、太尉，封阳平亭侯。” 根据所引，《文章志》叙文人生平、条列篇目的体例同《文苑传》，而《文章志》必然收录一部分东汉人集，李贤注引可证。据《文章志》将桓麟的有韵文体碑、诔，置于无韵文体说和书之前，还可以知道《文章志》在排列文体的顺序上已经先文后笔，这也惊人地和《后汉书》的叙述一致。不免得出范晔纂修《文苑传》及其它文士传，文章各体篇目的次序，应是照旧遵循了《文章志》的顺序。 荀勖的《文章叙录》，《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著录题《杂撰文章家集叙》，《旧唐书·经籍志》作“新撰文章家集”，《新唐书·艺文志》作“新撰文章家集叙”，实则与《文章叙录》皆属同书，则“叙录”即“集叙（序）”，“文章”即指“文章家集”。张政烺先生认为，《文章叙录》“当即《晋中经》新撰书录之一部分。中世重文，流行独久”[24]。荀勖《晋中经簿》的丁部包含相当一部分文人集，《文章叙录》即为围绕著录在《晋中经》丁部的文集所做的叙录。裴注、刘注及《艺文类聚》等均有引及，例如： 《三国志·魏书·裴潜传》引云：“秀字季彦，弘通博济，八岁能属文，遂知名。大将军曹爽辟。丧父服终，推财与兄弟。年二十五，迁黄门侍郞。爽诛，以故吏免。迁卫国相，累迁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令、光禄大夫。咸熙中，晋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为制度，封广川侯。晋室受禅，进左光禄大夫，改封巨鹿公，迁司空。著《易》及《乐论》，又画《地域图》十八篇，传行于世。《盟会图》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271）薨，谥元公，配食宗庙。少子頠，字逸民，袭封。” 《世说新语·文学》引云：“（何）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又引云：“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晏说与圣人同，著论（指《道德论》）行于世也。” 《世说新语·巧艺》引云：“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 《艺文类聚》卷三十一《人部》引云：“杜摰与毌丘俭乡里相亲，故为诗与俭，求仙人药一丸，欲以感切俭求助也。” 从所引叙生平的体例，与《文苑传》基本相同。而《文章叙录》必然包含东汉文士集在内，在条篇目上必有文体之罗列，次序如同《文章志》一样也肯定是先文后笔，因为西晋之时的文笔有别观已经形成。故《文苑传》及其它文士传的纂修，参据此书亦当为必然之事。张政烺先生敏锐的指出，“《史》、《汉》、《三国》无《文苑传》，范晔创意为之，大抵依据此书，而他传具文章篇目者，其辞多本于此。盖承初平、永嘉，图籍丧焚，一代文献之足征者，仅此而已。”[25]大致的情况应该是，《文苑传》及其它文人传记纂修，范晔基本依据所接触到的东汉原始传记资料，同时也可能会参考《文章志》、《文章叙录》等书有关传主生平的叙述。但在各体文章篇目上则主要依赖这两部书，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将原始传记资料中有关文章文体的叙述加以改动，按照文笔之别的观念重新调整文体的次序；其二，根据两书中著录的有关东汉文士的文章篇目，补充到传记中，两者相合形成《文苑传》文体史料经改动的面貌。 三、《文苑传》文体史料的保留 《文苑传》的改动，主要是将文体按照先文后笔的观念加以调整；但对于原始人物传记并不妄加删改，史料是可靠的。换言之，范晔只是根据文笔之别的观念调整文体排列的顺序，使之整饬有序，但范晔不会伪造各体文章篇目，仍属信史。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东汉人文章仅罗列各体篇目而不称集的原貌。翻看《文苑传》及其它的文人传，最明显的感觉是在罗列篇目文体上太繁琐，而不如《晋书》那样简省，例如： 《晋书·蔡谟传》云：“文笔论议，有集行于世。” 《晋书·干宝传》云：“宝又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 《晋书·文苑·应贞传》云：“后迁散骑常侍，以儒学与太尉荀顗撰定新礼，未施行。泰始五年（269）卒，文集行于世。“ 《晋书·文苑·顾恺之传》云：“所著文集及《启矇记》行于世。” 《晋书·文苑·郭澄之传》云：“所著文集行于世。” 《晋书·隐逸·陶潜传》云：“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晋书·王鉴传》云其“文集传于世” 《晋书·卢谌传》云：“撰《祭法》，注《庄子》，及文集，皆行于世。” 其它如《三国志》、《华阳国志》等也以简省为主，例如：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 《华阳国志·陈寿传》云：“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时寿良亦集，故颇不同。” 显然，魏晋之世将文人的诸体文章归入“集”内，避免了《文苑传》的繁琐。文人文章的汇编称“集”，始自曹魏。按曹丕《与吴质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有学者认为“都为一集”即《邺中集》，云：“根据谢拟诗和皎然《诗式》的资料，我们知道魏文当时确曾撰《邺中集》”，“盖以时在邺宫朝游夕讌之作辑为一集。”[26]又《文选》卷四十繁休伯《与魏文帝笺》李善注引《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而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按“上西征”指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征张鲁事，故序中的“余”即曹丕，推断《文帝集序》即为曹丕为自己的集子所作的序。《三国志》诸葛亮传记陈寿编《诸葛氏集》，以及上述所引《晋书》的记载，魏晋人称“集”已比较普遍。根据现存史料，在西汉乃至东汉却不存在文人文章汇编结集称“集”记载。尽管东汉存在编集子的史料，如《后汉书·班昭传》云：“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书、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27]又《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刘苍薨后，“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28]，《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亦云：“初，苍疾病，上忧念苍，使道上置驿马，以知疾之增损。薨问至，上悲不自胜，诏东平传录王建武以来所上章奏及作词赋悉封上，不得妄有阙。”[29]编辑文章作品使用了“撰集”、“集览”两词，特别是“集览”肯定是集为一书方可观览，章学诚《乙卯劄记》云：“此集字之始也。”[30]但仍无法证明此时编的集子即称“集”，结合汉人尚不存在文集编纂的观念，以及《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的仍是作品篇目的概念，而非成书形态的著述，所以整体而言汉代没有集子存在。开始自觉地为文人作品编集子，出现在魏晋时期。 集与四部是相联系的，有一条材料说曹操时已经产生四部，《事物纪原》卷四“四部”条云：“今崇文所录书目，经、史、子、集为甲、乙、丙、丁四部者，盖始于晋李充”，“《续事始》曰：魏武置四库图书，分甲、乙、丙、丁为部目藏之。”[31]《续事始》的这条记载不足凭信，也有论者认为荀勖的四部肇始于郑默，清姚振宗便称：“四部之体发端于郑，而论定于荀，荀、郑同时人，二人所撰先后相去十余年。”[32]又称：“按四部体制，始于曹魏之郑默，成于东晋之李充。”[33]还是以《隋志》称四部始于荀勖为准，他的《晋中经簿》丁部“有诗赋”等，不脱《艺文志》诗赋略称名的窠臼，但实际上著录的很多文人作品编称为“集”。荀勖撰的《文章叙录》即为其证，王重民认为此书“是以别集的叙录做基础的”[34]，张政烺先生也认为“当即《晋中经》新撰书录之一部分”。再证以《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裴松之注引《康集目录》云：“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无家属，于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每所止家，辄给其衣服食饮，得无辞让。”《康集目录》实为嵇康集的叙录，即出自《文章叙录》。魏晋南朝的文集叙录类著作一般将文集称为“文章”，源自曹植，《艺文类聚》引曹植《文章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35]《文章序》即曹丕的文集序，早期文集在形成之初称名尚不规范，文集又主要是文章类作品的汇编，遂以“文章”代称文集。再如南朝宋丘渊之的《新集录》，也是文集的叙录，但《世说新语》刘孝标引为《文章录》或《文章叙》，《隋书·经籍志》作《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实。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是邱渊之所撰乃《新集文章叙录》也，亦称《新集录》，亦云《杂集目录》，皆裒诸家文集之目录以为一编，当与后诸家文章志相类。”[36]晋挚虞的《文章流别志》也属文人集子的叙录。 《文章流别志》和《文章叙录》著录的东汉人作品编都是称“集”的，两书又皆为范晔纂修《文苑传》所参据；但他并没有称“集”以求简省，只是根据文笔之别调整了次序，照旧繁琐地罗列文体篇目。这说明范晔的纂修是严谨的，他很清楚东汉还基本不存在成书形态的文人作品编，更没有称“集”者，当时著录文人作品还是篇目的概念。范晔无疑保留了东汉文人作品篇目的原貌，从而也就保证了《文苑传》传记史料的可靠性。 四、结语 本文通过史料的钩稽旁证，主要得出下述三个结论：（一）文笔之别观肇始于魏晋，经历了从重笔轻文到先文后笔的发展过程，西晋之后确定为以先文后笔的次序排列文体。（二）《文苑传》以先文后笔排列文体，是范晔结合魏晋至南朝宋已经形成文笔有别观，同时依傍《文章叙录》等进行改动的结果。所以，《文苑传》并不说明东汉时期已经产生清晰的文笔观。（三）《文苑传》繁琐地罗列文体篇目，而未简省地称为“集”，符合东汉各体文章篇目的存在形态，范晔保留其旧貌，保证了文体史料的可信性。 参考文献： [1]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之《文集篇》，叶瑛校注、靳斯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6页。 [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页。 [3]刘永济《十四朝问学要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5页。 [4]刘晶雯整理《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5]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吴云整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348页。 [6]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7]王充《论衡》，黄晖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3页。 [8]刘师培《论文杂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3页。 [9]刘晶雯整理《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第136页。 [10]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497页。 [1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3页。 [1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72-73页。 [1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53页。 [14]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15]马总《意林》，王天海、王韧整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96页。 [16]刘知几《史通》，姚松、朱恒夫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17]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载《文史丛考》，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1页。 [18]郭绍虞先生认为此条记载于文笔“对举之外，更复述其异点”，参见《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53页。 [19]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93页。 [20]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第182页。 [21]章学诚《文史通义》，第685页。 [22]刘师培《左盦外集》，《刘申叔遗书》本，1934年宁武南氏校印，卷十三第1页。 [23]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73页。 [24]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第182页。 [25]张政烺《王逸集牙签考证》，第182页。 [26]邓仕樑《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7]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四，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92页。 [28]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二，第1441页。 [29]袁弘《后汉纪》卷十二，张烈点校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8页。 [30]章学诚《乙卯劄记》，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页。 [31]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金圆、许沛藻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2页。 [32]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27页。 [33]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041页。 [34]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页。 [35]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五《杂文部》，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96页。 [36]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第5425页。 （载《天中学刊》2017年第4期，原题“《后汉书·文苑传》文体史料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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