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说康有为是戊戌变法一个头，那么谭嗣同便是戊戌变法一副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世界上有头有脑的太多，有肝有胆的太少。有头有脑，还得有肝有胆，才好。他说他很有思想，一有事，头脑便转得好快，赶紧做他想，事情定然做不成气，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便是这意思。  谭嗣同 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果然有脑而无胆），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不愧是变法中的肝胆，“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吟着壮诗，从容赴菜市口。
望眼投史思先贤，忍心长年忘才常？去了昆仑两肝胆，谭浏阳外唐浏阳。我们或都记得慷慨赴死的谭嗣同，我们可曾忘了还有一个唐才常？唐公与谭公都是湖南浏阳人，唐公小谭公两岁，谭公是1865年生，唐公是1867年生；有意思的是，谭公死于1898年，唐公死于1900年，一个先生两年，早死两年，一个后生两年，晚死两年，不是同年生，却是同龄死，算不算生死同期？  唐才常
谭唐两人，不算生死同期，却是生死同契的，早年“以学相期许”，他俩同一座师欧阳中鹄；后来一起求学，“丁酉、戊戌间，梁启超主湘学，引共讲席，其所教授，远则公羊改制，近则刘逢禄、龚自珍之学；后少参西学，而非有专门深造也”。唐公就学“饮冰室”，是谭嗣同引见的，谭公面禀梁老师，对唐公赞不绝口，后来梁公回忆，谭公是这么说的：“二十年刎劲交，绂丞（唐公之字）一人而已。”英雄间惺惺相惜，眉宇间一股英气掩饰不住。“未几，赴日本”，康有为初见唐才常，便对其学生徐勤说：“佛尘（唐公之号），烈士也。”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教习留影 （其中左二为谭嗣同，右二为唐才常）
唐公与谭公就学梁师启超先生，已被并称谭唐，“才名伯仲间”，谓浏阳双杰。最先同约以文变法，人文化育，启蒙国人，双杰共办了《湘学报》，相较而言，在《湘学报》上奋笔撰述，唐公比谭公还多，“所为文有雄直气，高洁稍不及谭”。唐公还是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与唯物主义不同的是，唯物主义以为的物质是无形的，抽象的，而唐公则说世界之物质是可见的，是具体的，说宇宙万物是大大小小的“机轮”即机器所构成，“机轮”细分下去是“元质”，元质是基本粒子，不可再分；物质论外，唐公相信进化论，反对“荣古而虐今”与“尊旧而卑新”。唐公其说，对与不对，难说，至少可证其有思想，有思辨力。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蛮开明，常与梁启超师生良性互动，对唐公文采风流与道德文章，赞颂有加。唐才常去陈巡抚办公室，陈巡抚拊掌而叹：“今日之师生，循故事也，若以学问经济论，吾当北而事君。”一个省部级啊，在学人面前，放低身段，把自己摆进去，摆到尘埃里去，天下罕见吧。
貌雄奇魁梧，为文一洒千言，汩汩不穷。甲午后创《湘学报》，言变法，与梁启超《时务报》，并风行海内，而持论雄迈尤过之，一时学者风气得以转移。 雄迈尤过梁启超，当不是虚赞，唐公有一副烈士心啊，心气流于笔端，自然更雄奇。光绪二十四年，唐公曾著《觉颠冥斋内言》4卷，才气足显；而唐公更弥足珍贵者，当以一副肝胆著了一本震烁文生与武生的“死卷”。
本来，唐公当与谭公一起赴死的。谭嗣同在北京变法，喊唐公进京，“戊戌政变前，复生（谭嗣同）军机处办事，曾疏保佛尘，‘擅文章，通武略，才堪大用。’”天子宣他来变法，不是去当官，是去变法，故唐公洗脚赶上天子船，抛妻别子，余者都没带，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风雨兼程，星夜兼程，自湘往之，“佛尘束装晋京”，哪晓得“甫抵汉口”，噩耗已传，“而京变突起，复生赴难”。唐公恸哭不已，“乃仓皇返里”，歌哭不已。 唐公立下复仇之志，他曾与其师刘蔚庐慷慨志哀： 吾与复生相期努力国事，誓共生死。今复生为群奸构死，吾岂独生？ 作诗言志： 要当舍性命，众生其永怀。 不为乡愿死，誓斩仇人头。 1899年冬，唐公到上海，组织“正气会”(不久改名“自立会”)，对外冠名“东文译社”，发展会员，联络义士，准备工作还算做得充分，“招集会党数万人，并与党人容闳、容星桥、狄楚贤，输送军火储汉”，资金也因康有为在海外募了巨资，差强人意。要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当义和团起自北方，中原鼎沸，会中人跃跃欲试，君以事有可为，率其党徒溯江而上，思纠合沿江数省之同志，巩固自立会之根基，乘时以图大举”。唐公组织力与号召力，甚是惊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图举大事”者，更有十万大军。
十万大军，挥戈一击，已如惊弓之鸟之大清，或如一只纸老虎，应声而倒吧。十万大军，声势虽大，而其组织严密性存在问题。戊戌变法，大清举起屠刀后，神经绷得尤其紧，上下都晓得，大清基座下，有大批要来向大清讨血债之士。大清知道，唐公也知道，谁赶在时间之先？唐公怕夜长梦多，“君抵汉后，默察大势，虑迟恐生变，不如先发，乃期于某月某日举事”。革命口号也拟定，壮气凌云： 红羊浩劫遍地催，万丈阴霾打不开。 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唐公注定是烈士。起义军内部情况蛮复杂，人虽众，而信仰非一，并无共同与坚定的信仰，有些混进队伍里者，动机不纯，除非是打枪为打鸟，打鸟是为打牙祭，有几人如唐公才常动机高尚意志坚定？“初，有为印富有票数万张，给会友为识，并与巨资分给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等”，钱分配不公，内部闹出了矛盾，“赀不均，李云彪、杨鸿钧闻之不悦，思去”。更恼火的是，你发行你的“富有”革命成功股票，我发行我的“穷有”胜利分赃期票，“而辜鸿恩则别散贵为票，李和生则别散回天票，自树一帜”。这般革命，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哪能不出问题？“未至期，风声已播，事为鄂督张之洞所闻，派兵围而捕之。”
鄂督果然恶毒，眼毒心也毒。（有说张之洞并不想杀唐才常的，“才常为两湖书院高才生，与谭嗣同齐名，两湖总督张文襄欲勿杀，为湖北巡抚于荫霖所持，遂戮之”。）唐公出师未捷身被囚，与其他革命者不同，诸位革命前信誓旦旦，发文章曰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党，及至被抓，尿尿屙裤裆。唐公不然，“捕者至门，君犹坦然自若，笑而受缚，无难色”。与其挚友兼志友谭嗣同一样，生死关头，面不改色心不跳。被捕时分，唐公脸色如常；就义时分，屠刀架脖子上了，“就义之候，慷慨如平生，临绝，则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
人之生，哭，其实并不苦；人之死，哭，其实也不苦；人之生到人之死之区域，才是悲喜交集，苦乐相间。志士被捕之际，惧，其实不痛；志士就义之际，惧，其实不痛；被捕与就义之时期，才是生不如死，痛欲难生。志士受审，灵肉煎熬，熬过者才是真英雄——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钉十指签，此时之痛苦，谁受得住？皆想引刀成一快。无论软硬兼施与威逼利诱，唐公皆笑微微。总督张之洞“亲鞫才常”，多是利诱，多亲叙情谊，才常富贵不淫；巡抚于荫霖“恶审才常”，多威逼，多大刑斥候，才常威武不屈，“佛尘被捕，鞫讯时，神态自若，缄口不发一言”。审判者诱曰，把同伙报个数，便算立功，打死也不说，“仅书：丁酉拔贡生唐才常主义不成，请死。”临刑就义，作诗两句： 三尺头颅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 忠肝义胆，真薄云天。忠肝者，热血洒神州；义胆者，头颅酬故友。公德私德，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唐等被擒后，司道府县在营务处会审……今既败露，有死而已。余人速呼速杀。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溜阳湖畔加害，一时引颈就戮者，共十一人，健步就戮。 年三十四，与谭嗣同同龄，“不愧二十年刎劲之交也”。浏阳不仅生产闻名中外之浏阳鞭炮，也出产湖南个性：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冲空一炮醒天下，满地红响遍九州。  作者授权发布；原标题：才非常，肝胆更非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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