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面这段五位天津歌手联唱老歌的视频，在网上赢得超高的点击量。五人之一的李德林今年61岁，音乐圈的朋友称他为“岁月留声机”。
这位从“路边吉他队”磨炼出来的歌手，曾凭借高亢清亮的歌喉和炉火纯青的木吉他演奏技巧，风靡于上世纪80年代。2009年，他在“意风区13CLUB”唱响“永远的80年代”专场音乐会，至今让人念念不忘。对他来说，还有更多的梦想等着他去实现：“我想上湖南卫视，想去‘小巨蛋’、去‘红磡’开演唱会。我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实现，不能实现还不能想想吗？但趁着自己心态还不是特别老，还能唱，我一定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儿什么。” 口述 李德林 撰文 何玉新  在马路边唱歌 被民警没收了吉他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路边吉他队》，可惜讲的不是我们的故事。在那之前还真有一个话剧团的朋友跟我说，你们这个路边吉他队绝对可以拍成电影。但我们哪敢想这些啊，对我们来说，歌舞团是皇室，电影是殿堂，我们是野路子。
我学会的第一件乐器是京胡。小时候我家住在河西区西南楼，常去附近的尖山公园玩。公园里有大人唱戏，我上去拉一段京胡，在小孩儿里我算拉得好的。
我在尖山中学上中学。有一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楼道里走，突然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琴声。那声音太美了。顺着声音走过去，是体育老师在办公室里弹吉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吉他的声音。
初中毕业是1971年，我分配工作，在一家医院做后勤，业余时间就全交给了吉他。陆续有哥哥们下乡回来，有会玩儿的，跟他们学一点儿，自己也摸索。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天津，我们都住进了临建棚，晚上就开始在路边玩吉他。后来房子修好了搬回去，在路边玩吉他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对我们来说，那是路边吉他队的开始。  李德林和路边吉他队
收音机的频率调到最边上，音乐就不一样了。到现在我都记得特清楚，每天晚上7点，我准时打开收音机：“这里是澳洲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现在是国语音乐半小时时间。”收音机里放的是刘家昌、陈彼得、凤飞飞的歌，我拿笔拿纸记歌词，记简谱，就像得到了“武功秘籍”。其实我没学过乐理，就是感觉好，一听就能记下来。当然听一遍肯定记不全，好在每天都听，等到下次再放的时候，接着记。 我最早听到的带子（录音带），是我的一个发小——现在是天津女足的董事长王家春，当时他在部队足球队，到广州打比赛，带回来一台三洋牌录音机，上面贴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标；还带来了好多带子，虽然是翻录的，但是有封面。我最喜欢高凌风的一盘磁带。
没过多久，松下的那种“饭盒式”录音机流行开来，天津渤海无线电厂也出了录音机。马路上偶尔能看到提着录音机的年轻人，里面传出邓丽君的歌：“夜幕低垂红灯绿灯霓虹多耀眼……”
我用录音机自己给自己录了两盘专辑。索尼空白录音带，正反面一共60分钟，我录了两盘。歌都不长，两三分钟一首，因为前奏短。后来这两盘磁带被流传出去了，我从很多地方都听到有人用录音机放我弹唱的歌。  80年代李德林
夏天的晚上，我们去路边唱歌。因为晚上安静，吉他的声音能传得很远。有一次在围堤道，95路无轨电车车站旁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看我们，围得水泄不通，路都堵了。派出所民警来了，站后面听，我们也没发现。当我唱到刘文正的《黄色的玫瑰》时，民警过来拦住不让我唱，把吉他没收了。
没办法，我有一个同学在派出所当民兵，我找到他，第二天他带我们去派出所。民警说：“歌唱得挺好，怎么唱着唱着‘黄色’出来了？以后注意啊。”这才把琴还给我们。
后来王朔的小说里写到北京顽主“茬琴”，我觉得特别真实。我们也“茬琴”，但咱天津不叫“茬琴”，叫“会琴”。我们去王串场“会琴”，对方熬一锅绿豆汤，拿着马扎坐路灯底下开唱，周围围着很多人。两拨人你一首我一首地唱，哪边没歌了，就输了。王串场的瘸大璐弹唱挺有名，我们西南楼这拨人——杜五、老五和我（五哥）、民子等人，优势是嗓子好，唱歌有味道，会的歌多。
那时候白天得上班，有时下班刚回到家，一起玩琴的朋友就来找我，说他今天“会琴栽了”，等我去给他们“拔闯”。我带上吉他就跟他们走，那感觉有点万丈豪情。全市各个区，哪儿都去。有人因为“会琴”打架，我却因为“会琴”交了很多朋友。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李德林了，一般人不敢再跟我“会琴”，路边吉他队队长这个外号叫响了。 最早的文艺青年 在水上公园合唱《姑娘山》 现在回头想想，不是那个年代有多么好，而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年轻，年轻就是资本。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就是玩，一赢了更高兴。
有一个弹琵琶的女孩儿也住在西南楼。她通过朋友找了我好几次，想让我教她吉他。就这么认识了。后来她成了我老婆。
我们最早接触的香港电影是《生死搏斗》，电影里的年轻人都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我觉得他们太帅了。一个一起弹吉他的朋友很早就去了香港，过几年再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也是长头发，一身西服，里面穿着红色高领尼龙衫，半高跟的红皮鞋。他给我们带回来苹果牌牛仔裤、观奇洋服，一身观奇洋服60块钱，两个月工资啊。那时还总有海员从国外带回原版的带子、眼镜。我有一个从新加坡带来的眼镜，能透过茶色的镜片看见眼睛。  80年代李德林
我们这拨朋友里有一个会做衣服的，他按香港的衣服样子给我们做。我穿着小夹克、尖领子的花衬衣、喇叭裤，头发洗得很干净，耳朵后面还喷了春蕾牌香水，骑一辆26燕把“飞鸽”，停马路边，很扎眼。路过的人都回头看我，不过那时没有“回头率”这个词。
有一次我穿着喇叭裤遛滨江道，治安民兵把我弄到了延安影院。进去以后，一屋子都是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民兵拿一个酒瓶子伸到裤脚里，另一只手拿着剪子，一下子就把裤腿豁开了。
现在回头想想，我们就是最早的文艺青年，但也是坏小子。就跟电影《桥》里面一样，一大帮人骑着自行车，坐在后衣架的人弹着六弦琴，大马路上一起合唱《外婆的澎湖湾》。我们还上过报纸，被当成了“反面典型”，配着漫画，说我们在水上公园唱《美酒加咖啡》，是靡靡之音，精神污染。
水上公园的确是我们的一个“据点”。一到礼拜日我们就去，也许是我们这一拨人，也许是跟哪个区的人“会琴”，或者就是一起玩儿。我们在眺远亭上合唱《姑娘山》：“四处瞭望蓝色的海洋……”周围都是听我们唱歌的人，还有老外过来跟我们握手，有女孩儿给我们递纸条约会，那时候也不懂这些。 全场观众高喊“李德林” 在外地总有人说听过我的歌 1984年，天津突然涌现出许多艺术团。群众艺术馆举办大家唱比赛，交两毛钱报名费，谁都可以去玩。我也去报名，进去之后，里面的人都认识我：“德林来了，别让他排队，让他唱！”唱完后，群众艺术馆的老师吴莎菲当时就给我叫出来，直接带我去了天津歌舞团团长家里，说这孩子不错，应该好好培养。其实那阵儿我都二十八九岁了。
群众艺术馆把我留下，排练了一两天就开始演出。第一天演出我排在倒三的位置，到第二天就压场了。接下来就在全市各个剧场演出，郊县也去，报纸上常有广告，写着李德林的名字。   李德林 张学友 姜文
1985年，天津市举办业余歌手大赛，我拿了第一名。有一次在人民体育馆演出，报幕员报我名字，台下观众都鼓掌叫好。那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名气了。那一年正流行张明敏，我唱《我的中国心》，一首歌中间有六七次掌声。在河西体育馆演出，我最后一个上场，全场观众高喊“李德林”。鼓手王合下来跟我说：“这是唱歌吗，简直是足球赛。”遛滨江道时也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们在蓟县大礼堂演出，一个磁带厂的音乐编辑找到我，请我去他们公司录专辑。这是我录的第一盘正式的专辑磁带。后来在济南“走穴”演出时，又有一个编辑找到我，跟孙国庆等人一起录了一个拼盘。我的磁带到底卖了多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但是在四平演出，买我磁带的歌迷找我，跟我聊；在威海演出，也有歌迷来让我签名，总有人跟我说听过我的歌。  李德林和朱晓琳
我跟营口歌舞团合作全国巡演，“卖朱晓琳的票，看李德林的戏”。每天我上台唱七首歌，最后一首是《梅兰梅兰我爱你》，唱到结尾，我一边唱一边跳着太空步倒退到幕后。效果特别火爆。
演出期间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嗓子。有时嗓子发炎，去医院打点滴，回来马上上场。咱是顶时候的人，一台节目一共两个小时，我一个人盯20分钟。有演出效果不好的演员，上去一首歌还没唱完就让观众哄下去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特别让我伤心的事，因为在外地演出，我妈妈去世，最后一面我都没见到。其实妈妈身体挺好。那天早晨我从录音棚录完歌出来，先回西南楼的家，妈妈给我做了碗面汤，吃完后我回了柳林自己的家，从那收拾行李去北京，跟营口歌舞团汇合，一路巡演。在这个过程中，妈妈突发心脏病去世。那时候信息特别不通畅，家里人给我发加急电报，但我演出的地点总不固定，电报追了两个地方我才收到，赶紧请假回家。  李德林专辑磁带
这种“走穴”演出前前后后持续了五六年，有时一天演一场，有时一天演三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咱们现在是万元户了。”
天津有个歌手叫王晓清，她的丈夫是“百花音像”的编辑。我去北京找他，他带我去作曲家马丁家里，我记得倍儿清楚，一个独单。他们说我的声音和感觉都很像迈克尔·杰克逊，特别看好我。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杰克逊是谁。田震的丈夫张卫宁跟我挺熟，他让我去北京职业大学学音乐，但是我已经结婚了，孩子两三岁，离不开。 再唱起过去那些歌 眼前总浮现那时的画面 那时也没太多想法，不敢想成名，就是被动地唱歌，谁找我演出，我就去。其实有想法也没用，现在也是一样，多少人唱得不行，但名气很大，捧出来的；唱得好的，没人捧，很难走红。我这个人容易满足，容易快乐。想想那么多一起在马路边玩吉他的朋友，咱玩到这个程度，从爱好唱歌变成以唱歌为生，该知足了。
“走穴”风潮过去之后，天津开了第一家歌厅——艾丽斯。我在艾丽斯唱歌，后来身份转换，从歌手变成了经理。2006年，我开始干酒吧。那时我从艾丽斯跳槽到一家旅行社做副总，朋友来了老去酒吧街，酒吧里有人认识我，让我上去唱个歌。后来我想，与其自己花钱唱歌，不如也做个酒吧，朋友也有个唱歌聚会的地方。
先是在洛阳道的里士满干了15个月，然后到解放北路做德林酒吧，一直干到2014年5月1日，我59岁。
有人跟我说：“来德林酒吧，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往日时光。”说真的，我自己再唱过去的那些歌时，眼前也总是那时候的画面。有时候晚上打烊了，或是老朋友一起吃饭，就玩玩儿以前路边吉他队的歌，最爱唱“怕分离”“爱的路”。 那段日子非常快乐。很多人说我现在唱歌比年轻时更好听，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声音没怎么变，但是有底蕴，有沉淀，不像过去光追求唱高音。  李德林与庄奴
有一次高凌风来天津，朋友给我打电话，我说，让高大哥等我，我马上到。去了以后，我给高大哥唱了一首《烟雨蒙蒙》。那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歌，原唱就是高凌风。我听着他们那一代歌手的歌长大，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
有两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大姐，从年轻时就爱听我唱歌，每到周末都来德林酒吧，给我带水果，过年时还给我带油、带米。每次她们来，我就把她们喜欢的歌都唱了，一晚上得唱十五六首。后来因为一次下雪，她们来我酒吧，回家后其中一位把胳膊摔伤了，从那之后就没再来过。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见过我的朋友都说，你可不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唱歌是锻炼心脏最好的方法吧。瓦尔特说过，谁活着，谁就看得见。别放弃梦想。   |
|
|
来自： Zhangjun2016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