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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莫言《红高粱》的话语时空 ■ 马严丽 关于叙事时空的概念，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第六章中论及：叙述时间中提及叙事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传统小说批评对事件序列和因果关系的分析，叙事学家关于叙事与时间的研究主要从“故事”与“话语”关系入手分析时间在两个层面的结构，揭示“故事时间”与“话语之间”的差异，“故事时间”是指所述时间发生所需的实际时间，“话语时间”是指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后者通常是以文本所用的篇幅或者阅读所需要的时间来衡量。①同时，在《叙述话语》一书中，热奈特首次对“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理论阐释，提出了“时序”“时距”“频率”三个重要的概念并仔细阐释了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之间的区别联系。②再者，根据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第七章中关于叙述空间的说明：自1945年，英国学者弗兰克首次提出了“小说空间形式”这一说法，理论界对这一说法持续了近30年的争论。1978年，叙事学家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中首次提出了“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两个概念。他指出，故事事件的维度是时间性的，而处于故事空间中的存在物（人物与环境）则是空间性的。查特曼这一观点继承了传统叙事理论认为叙事属于时间艺术的观点，但他从故事层面提出的“空间维度”将传统小说批评几乎边缘化的背景作为一个“存在物”摆到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中。他认为“故事空间”指事件发生的场所或地点，“话语空间”则是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③ 基于此，本文欲通过探析莫言《红高粱》中的“爷爷”“奶奶”这两个角色，挖掘莫言小说在叙述视角上的创新：一是小说的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明显已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通过故事外的“我”来提供叙述声音并进行历史想象，那么，故事内的人物即“我父亲”则是从亲历者角度回忆过去的历史；二是小说叙述者即“我”的现实又与小说叙述焦点“爷爷”“奶奶”的历史故事拼贴在了一起，即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达成相互交错，从而成功建构了现实与历史的对话。 小说《红高粱》的故事开始于余司令带着“我父亲”走在墨河的河堤上，故事也结尾于“我父亲”拉着爷爷的衣角走在墨河的河堤上。显然，这里的故事时间是发生在过去，在河堤这个原本就开放的流动空间里，显然，“行走”，这个方向性和目的性的进行时动作并不因文本外部叙述而终止，恰是表明了故事的不断前进。再关注小说文本内部，莫言通过不断切换视角、打破时序等方式讲述“爷爷”“奶奶”和罗老汉的故事，完全是过去的过去，故事里的故事。小说中有一个复杂而自由的时空，视角的切换，空间的跳宕，时间的错乱，语言的狂野等，都有了叙述的合法性。视角不断变换，明确打破传统叙述时空，进而推动空间的生长和跳跃，使碎片化的时间和内涵化的空间达成同构，凸显高密东北乡狂野恣肆的生命力量，这才是莫言的高明之处。 一、叙述视角的切换与时空的变换同在 叙述视角，即叙述者叙述时所采用的观察文本故事的一个角度，叙述视角是全知还是限知这又往往和叙述人称紧密相联。传统小说或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全知视角的叙述，或采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的叙述；而今，现代小说大多已综合运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莫言亦是，诚如此，莫言自己所言：“《红高粱》一开头就是‘奶奶’‘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④ 既然叙述视角体现的就是文本叙述行为发生时叙述者与文本故事之间的关系，那么，无可厚非，叙述视角至少包括：谁在讲故事、以谁的眼光看故事、叙述谁的故事，即叙述学所说的叙述声音、叙述眼光和叙述焦点。那么，莫言的《红高粱》是如何解答这些疑问的呢？为了完成为家族树碑立传的目的，莫言巧妙地设置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视角：“通过‘爷爷’建立了‘我’和祖先的一种联系，打通了过去和现在的一个通道”。⑤把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统一到“爷爷”“奶奶”之中——以明明置身于故事外的“我”为叙述声音来追述、评论与想象“爷爷”“奶奶”的传奇人生，将“我”的现实与“爷爷”“奶奶”的历史进行故事拼贴，建立起小说现实与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同时，小说中的“我”还叙述了“我”在场时发生的故事以及“我”自身的一些行为，即这些行为是随着空间变换：如1958年“爷爷”从日本北海道回来和1976年“爷爷”去世；“我”自己回到高密东北乡进行实地调查；甚至，小说还穿插了“我”对传统文明的追慕及对当下文化的反思。小说由“我父亲”为叙述眼光，回忆1939年先辈的抗日故事。当然，小说还不断将叙述焦点集中于“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更确切地说是先辈们的抗日传奇人生。这样，小说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就相互交错，从而打破小说中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阻隔，也就达成了小说中现实与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在这里，毋庸置疑，隐含作者正是通过视角的转换，使故事时间不断处于退后、回放和前进的变化中，以此打破文本叙述逻辑。以红高粱地、酒场等空间的跳宕来推动叙述的进程并不断丰蕴。 二、“交替式”叙述模式的多角度运用 受二十世纪西方小说创作理念的强势影响，“逆时序”的叙述顺序，“闪回”“闪前”“交替”等技法在中国小说中大量使用，充分并恰当地添加到较多小说的“现时叙述”中，使其在结构和内容等层面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所谓“现时叙述”指的就是按照小说的“开端时间”，并一直按照时间的顺时延续而记录小说中情节的发展。“逆时叙述”指的就是偏离“现时叙述”，而去追溯过去或预言未来的叙述过程。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⑥，纵观小说，用穿插加入的方式，最早叙述到“奶奶”十六岁时出嫁的情景，最晚叙述到“爷爷”一九七六年去世，这中间大概有53年间的生活片段（“奶奶”是在三九年伏击战中去世的，根据《高粱殡》中灵柩上所存留的记录，享年32岁），当然，小说讲述的内容以三九年之前的居多：如“奶奶”和“爷爷”的爱情故事等，而三九年之后，有五八年的大炼钢铁事件；“爷爷”从日本回国后参加老英雄表彰大会等情节的不断延续。显然，小说中这个复杂的穿插方式是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回忆和叙述者的议论共同完成。 文中最不可忽视的叙述环节莫过于“现时叙述”战场中奶奶中弹，接着，通过“奶奶”的回忆小说立马“闪回叙述”，追忆十六岁的“奶奶”被家庭逼迫和“麻风病人”结婚，“奶奶”“宁死不从”，与“爷爷”在高粱地激情“解放”，通过隐晦叙述并总结这段回忆，“三天的新生活，如同一场大梦惊破……奶奶在三天中参透了人生禅机”，然后，小说立马又极快地回到“现时叙述”：战场的战斗，奶奶的伤口等。接着，再次进行“闪回”，即是对上一次“闪回”的延续罢了，叙述“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的全过程。三天后单家父子被杀后—伏击战斗现场，刻画“奶奶”心理—伏击战之后八月十五日本兵对高密东北乡村民的大屠杀—奶奶呼天而亡。这一切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莫言正是运用了“现时—闪回—现时—闪回—闪前—现时—闪前—现时”这一叙述顺序。小说频繁“交替式”地进行画面切换，保持读者永远身临伏击现场的现实感，有了这一切安排，小说既不会因为作品中回忆的唯美而减弱抗日战斗的残酷和奶奶将死的无奈，这就让读者更为明白因为战争在，死亡必将至。 由此可见，莫言对于“交替式”叙事模式的应用是独具匠心的，显然，他有意通过这种时间顺序上的“交替式”进行来造成一种“并列式”的二重叙述。莫言“现时叙述”的爱国主义伏击战中穿插了“跨度”极大而“幅度”极小的“逆时叙述”，这占据小说一半以上的篇幅，这种“交替式”一直在“红高粱”系列小说中使用，包括最后一部《奇死》，而最为突出当属第一部《红高粱》。 三、分割线性时间:以人物空间动态变化达成时空交错 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中这样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准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⑦ 可以说，小说《红高粱》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布局在了整篇小说的叙事中，同时，也将不同的事物并列地放置于统一空间中。如前所述，首先是在时间的切割上，现实的时间是战争的开始、经过和结果，执着地穿插于这一现实时间中并被切割的时间恰是父亲五岁时和日本人的野蛮入侵和“奶奶”的十六岁被逼出嫁。也就是说，小说在时间上的线性逻辑被打乱之后，莫言立即将不同时间发生在同一空间的事物立即达成并置，将散乱的故事情节完好串联，保留住了故事的完整性。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奶奶”的人生轨迹处：现实空间里“奶奶”为战士们准备食物，且在“我父亲”的虚化空间里，“奶奶”对家中事物尽心尽力，面对日本人时的机智表现等；同时，“奶奶”在自己的意识空间里回忆自己这辈子与命运，与礼教等的抗争。这就成功地打破了时间叙事顺序使得空间叙述更为凸显。时空交替，展现“奶奶”这一农村妇女的反叛精神。 米克·巴尔曾谈及空间在故事中以两种方式起作用：结构作用与主题化作用。空间的结构化作用即空间只是一个结构或一个行动地点，空间的主题化作用即空间“自身成了描述的对象本身”，也就是说，这时的空间是一个“行动着的地点”（actingplace），而非“行为的地点”（theplaceofaction）；“行为的地点”指的是“这件事发生在这儿”，而“行动着的地点”则指“事情在这里的存在方式”，它使得事件得以发生；巴尔将这两种空间分别称为“结构空间”和“主题化空间”。⑧毋庸置疑，“行为的地点”就是客观地空间结构，是空间场景和背景，它并不直接参与小说叙事，而“行动着的地点”则不仅仅是起到故事发展的背景作用，因为它或直接或间接，或静态或动态地参与到叙事进程中来。代表“行动着的地点”的空间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蕴在里面，而这些社会文化意蕴则可能构成小说叙事发展的核心源泉。 如小说所展示的那样，《红高粱》的故事背景正是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地里，作为“行为的地点”红高粱的状态是密密麻麻不断疯长的贱种，而这种低贱的植物却是红色的，且千百年来依旧从未绝种。莫言以低贱的高粱的红色象征着生存，以密密麻麻疯长的姿态来形容高粱，这更是对狂野雄强生命力的推崇和赞美，这都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但高粱地作为静态的故事背景却不能完全承担起故事发展的经过，因此“行动着的地点”在故事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如“黑洞洞的骡棚”“发臭的烧酒作坊”是刘罗汉大爷经常呆的地方，在这里，刘罗汉大爷与两头骡子生活并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这一空间的设置就恰到好处表达了一位普通农民内心世界的封闭，正是这封闭的空间里养成了刘罗汉大爷的忠诚意识，他可以不顾生命危险从日本人手上救两匹骡子，同时，也可以杀死背叛自己的骡子。 同时，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小说《红高粱》还运用了较多的意识流、内心独白（如奶奶弥离之际的内心独白）的描写不仅打破了我们对叙述传统逻辑的理解，颠覆了文字叙述的线性特征，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文本实体空间，即文本物理空间，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真实可感的空间）的替换、拼合乃至象征，从而既深化了人物心理空间，也丰富了小说文本中的虚化空间。 莫言的《红高粱》通过视角的不断切换控制叙述，使叙述跌宕自由而又富于巧妙。总之，小说通过蒙太奇手法和视角切换等方式不仅使时间自由地向前后推移，而且还拓开了文本的叙述空间。小说中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恰恰建构了文本的虚化空间，与高粱地、墨河这些叙事场所构成的文本物理空间，虚实相应，使小说主题得到不断深化，彰显了高密东北乡我“爷爷”与我“奶奶”狂野的人性力量和生命本真，谱写出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注释： ①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②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③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④ 莫言：《关于〈红高粱〉的写作情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⑤ 莫言：《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⑥ 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⑦ [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桂裕芳，王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74-275页。 ⑧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109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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