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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式的温情：《许三观卖血记》怎样进行民间叙事 ■ 洪昱珩 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他90年代的转型之作。余华作为一个先锋作家出道，其80年代的作品比如《现实一种》，肆意描写血腥、暴力等内容，充满了实验性质。而90年代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放弃了这种风格，回到描写现实，以历史做背景，书写时代中的普通人的苦难，赞颂这种坚韧对抗命运的人生态度。 冷静的“零度叙事”是余华一贯的风格。不管是《现实一种》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采取了一种冷静的旁观态度进行叙述。他小说中的暴力叙述和精简的表达源自于他的人生经历：余华出身于医生家庭，后来自己也当过牙医。这种从医的经历，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对暴力血腥的特别感受，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他小说中客观冷静的叙事和简练含蓄的文风。因此他不惮于解释人生最残酷、现实最丑陋的一面，并且揭露的方式非暴风骤雨地批判，而是冷静地解剖。在《许三观卖血记》的中文版自序中，余华明确表达了自己这种表达方式：“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余华想让“人物自己开口说话”，换句话说就是，降低叙述者对故事的影响。 但是，隐藏了叙述者不代表作品没有“隐含作者”。通过作品，反过来去勾勒隐含作者的形象，可能是理解余华转型后小说的关键。本书全文都是“冷”的笔调下进行的叙述，却丝毫不影响这个故事打动读者；虽然是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实际却达到了第一人称般的感染力。主要原因就在于，余华的“隐含作者”是一位充满了温情的精英知识分子。本文将以《许三观卖血记》为例，从隐含作者角度详细分析作家是怎样以强大的叙事技巧达到叙述效果的。 一、叙事学理论中的隐含作者概念 布斯在他的叙事学理论著作《小说修辞学》中首先提出了“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申丹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提出：“这一概念既涉及作者的编码又涉及读者的解码。”①“涉及作者编码”的意思是，真实作者通过叙述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这个替身不等同于他本人，也不等同于他在写作其他作品时的替身。作者根据具体作品的特定需要，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涉及读者解码”的意思是，读者通过作品反推出来的一个隐含作者形象，通过这一形象再对作品进行理解。整部小说就是隐含作者表达自己思想的产物，他既可以在想说话时借叙述者之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可以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放弃表达自己的立场，让读者完全感觉不到他对小说的指挥；他说的话可以与笔下的人物表示同情、唱反调或者保持中立。与“隐含作者”相对的，有“隐含读者”的概念。隐含读者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在布斯的理论中，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形成的修辞交流影响了对整部作品的理解。在隐含作者找到理想的隐含读者这种理想的情况之下，其对作品的解读是最接近真实作品的。 《许三观》的隐含作者形象，是一位对以“许三观”为代表的民间富有同情心的精英知识分子。首先，他是精英，因为他把自己与“许三观”们拉开了距离，并且保持着貌似不偏不倚的中立，对许三观冷眼旁观。隐含作者没有塑造一个叙述者来代替自己说话，情节的推动和事实的陈述大部分是通过人物对话来完成的，通过安排人物的一颦一笑来制造效果。其次，《许三观》的隐含作者这样与人物拉开距离，目的不是批判而是表达对其同情。对于许三观一些愚蠢的行为，他没有过分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许三观这个人物有的时候行事不合正常逻辑，但他有一套自己的行事方式。他有的时候蠢，有的时候楞，有的时候心善，有的时候恶意，但隐含作者从来不评价，甚至不干涉，没有给他制造额外的教训或奖励。隐含作者的这种不评价，显示了他的宽容度，给了读者选择价值立场的自由，使作品更真实可信，内涵更丰富、人物形象更全面。而《许三观》的隐含读者，同样也是具有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隐含作者这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叙述方式，决定了隐含读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反思性，才能看出作者真正想表达的内涵。 二、隐含作者与“许三观”的互动关系 总体而言，隐含作者塑造了一个天真的许三观形象。他对任何不合理的事情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比如他是怎么劝老丈人把许玉兰嫁给自己的；面对生活的苦难他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卖血。人们对卖血这件事的看法从农村到城市存在差异，但在许三观那儿从来没有变过，就是帮自己渡过难关。他也从不对宏大命题进行反思，对现实充满了中国老百姓特有的逆来顺受。 许三观的这种天真和隐含作者的冷眼旁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许三观越天真，逻辑越幼稚，隐含作者就越有权力嘲笑他。比如前两次卖血，许三观天真地模仿阿方他们说“二两黄酒，温一温”，夏天都要温，不禁让人发笑。隐含作者不断地把事实推到人物的面前：儿子不是自己的事实（许三观天真的逻辑自认为儿子不是自己的）、要花钱做乌龟王的事实、闹饥荒的事实……隐含作者一边创造事实，一边塑造出许三观对这些事实缺乏思考的能力的形象，刻意制造了自己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保持自己的权威。 但在小说的后半段，作者对许三观的感情渐渐从冷眼的嘲讽转变为同情。许三观用嘴炒菜，是小说最为生动的段落之一。他这种荒诞的行为非但没有被作者嘲笑，反而用一种无比温情的笔调写出来了。这种转变来自作者对许三观人物形象塑造的改变。 首先，在小说后半段，许三观开始学会用自己朴素的逻辑进行反思。他对船家两兄弟这样解释卖血：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想，我觉得这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没钱了，缺钱了，摇一摇，钱就来了。其实不是这样，当初带着我去卖血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阿方，一个叫根龙，如今阿方身体败掉了，根龙卖血卖死了。你们往后不要常去卖血，卖一次要歇上三个月，除非急着要用钱，才能多卖几次，连着去卖血，身体就会败掉。你们要记住我的话，我是过来人……” 虽然这种逻辑仍然源自于他天真的朴素的人生观，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成分，但是这是许三观不曾有过的反思活动。另外一个例子，文革时儿子都不肯给许玉兰送饭，许三观却坚持要送饭。虽然并不是因为他聪明，能看得清政治风暴的迷雾，却客观上说明他确实比三个儿子要清醒。由此，许三观不再是全然的天真和愚蠢，他的价值观与隐含读者所持的普遍价值开始有了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读者对许三观的感情也从嘲笑到理解，最终对其抱有一种普遍的同情。 其次，随着叙述的推进，许三观从卖血中“学会”了“思考”，从而渐渐获得了一点主体性。举个例子，“温黄酒”的情节贯穿小说始终。许三观从被动地模仿，变成主动地教别人跟着做，最后吃猪肝喝酒变成了卖血的目的。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人物对卖血和“温黄酒”有了自己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依然带有一种本末倒置的愚蠢。读者从中获得的是更深的冲击——“觉悟”并没有使主人公从苦难中解脱，同情心进一步加深。 隐含作者用高超的叙述技巧刻画了这种流畅的转变。他既生动地表现了一个某些地方让读者发笑的人物，又没有将这种反讽进行到底而使作品落入无意义的笑当中，他适时地给了人物情感的自由。这是他精英立场上的同情心：他讽刺许三观的愚蠢，但也认同许三观用自己朴素的方式对抗生活的不幸，并且对这些无法摆脱不幸的平民百姓抱有深刻的同情。 三、隐含作者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民间叙事 一方面，《许三观》的隐含作者保留着自己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底层反智、反现代的一面进行揭露；另一方面，与鲁迅式的启蒙式精英立场不同，《许三观》的精英视角已经相对地隐藏了起来，只揭示，不批判，更多从民间视角出发，表达了同情。 《许三观》隐含作者的精英立场依然是叙述的基点。首先，隐含作者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述，暗合了精英知识分子全知全能的形象。隐含作者看许三观，就像上帝看人类。比如，隐含作者和拥有正常理解能力的读者都知道不可能按照长得像不像来判断一乐是不是许三观的亲生儿子，但他不让许三观拥有这样的智力。这样的安排让人物的反智更加突出，隐含作者的精英身份也更突显。其次，叙述的声音很少进行价值判断，这种零度叙事刻意拉开了隐含作者与人物的距离，保持了他自己的权威。 同时，隐含作者在精英立场之上对底层抱有深刻的同情。这是《许三观》与单纯的启蒙或批判类的作品最大的不同。隐含作者站在精英的立场，却采取了民间的视角。他取消了价值判断，一切从人物的角度来叙述，用人物的眼睛看问题，用人物的逻辑推进情节。比如说，许三观对许一乐的复杂情感，看似前后矛盾，实则完全反映了许三观的性格：他缺乏智慧，容易被情绪驱使，人格矮小的同时又有一颗无比善良的心。许三观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隐含作者都不发表意见，真正做到了“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让人物“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作者不试图对许三观的劣根性进行批判，而是用许三观的优点来平衡，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真实的平民形象，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心。 用这种精英式的温情来表现中国民间，直接来源于余华的创作转型。先锋创作时期，余华完全是精英化的冷峻笔调。但先锋叙事的实验浪潮过去后，余华意识到这种叙事在真实地表现民间中国上没有什么帮助。余华认为“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②余华民间叙事的转变在《在细雨中呼喊》已初露端倪，《活着》则是他放弃先锋手法转向现实的经典文本，至《许三观卖血记》完成了这种嬗变，成功地将他所要表达的世界与传统的故事情节合二为一。先锋文学一直都有意于效法西方，余华的努力使之回到了当代中国传统，将眼光重新放在中国的现实中，在民间层面叙写现实故事。 而作家的创作转型，不仅是个人的选择，还是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文学与社会、知识分子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经济制度转变、文化思潮转向和启蒙思想退位使人们开始关注个体人性及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民间生存。这有效弥补了原来文学过分关注人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却忽视人的生存状态的缺陷。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作为精英阶层的文化优越性遭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在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界线变得没有那么分明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表现民间的方式不仅是冷峻、批判、启蒙这一种。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余华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写作中开始实践。他一改冷僻的眼光来叙写民间中国的故事和人生，没有宏大的叙事模式也没有史诗性的建构，仅在简单中见丰富，朴素中见真实，还原了生活的本来面貌，使文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返璞归真。可以说，如果余华不经历这样的转变，很可能会如其他先锋作家那样被时间淘汰，难得新的辉煌了。 总之，《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用新的笔法写出的当代中国普通老百姓在困难中挣扎求生存的故事，蕴涵着中国千年的安身立命思想和现世精神，充满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乡土气息。这两部作品也因此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人们在民间化与现代性、民族化与世界性的想象中为它们建立了经典性。从精英到民间的立场的选择形成了他独特的叙述语调。这种叙述方法的革新以及与现实关系的重新调整，赋予了作家艺术创作的新生命。 《许三观卖血记》的隐含作者是一个有着精英立场却对民间抱有极大同情的知识分子形象。因此“他”（隐含作者）的作品集对民间的揭露与同情于一体。这种叙述方法的选择，展现了一个有劣根性但又充满坚韧性格、以生存为哲学的典型中国人形象。《许三观》这样的叙述文本，既冷静客观，让人心有戚戚；又引起最深刻的同情，不失为当代小说叙述的典范。 注释： ①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0页。 ② 余华：《活着》，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中文版自序。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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