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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笑为蒙娜丽莎蒙面 夏志华 1503年至1507年，达·芬奇花了近五年时间，用微笑为蒙娜丽莎蒙面。达·芬奇可能没有意识到，用微笑为美蒙面，会为人类埋下一粒荒谬的种子，以致引发许许多多有关微笑的奇思怪想，后来，微笑甚至成为复仇的对象。 对微笑的奇思怪想，怪到跨界的程度。自从对《蒙娜丽莎》微笑的研究由艺术跨入科学，研究的关注点不再是美，而是神秘性以及通过猜想续接微笑背后的原因。神经科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博士认为蒙娜丽莎的微笑时隐时现，与人体视觉系统有关，不是因为画中人物表情神秘莫测。有科学家则认为，与微笑有直接关系的蒙娜丽莎的嘴，如果旋转90度后从镜中看蒙娜丽莎的抿着的嘴唇，恰好是一个背部线条分明的结实男性脊背以及左臂和肘部的一角。还有研究人员认为蒙娜丽莎压根儿就没有笑，只是一个想掩饰没长门牙的一个动作。法国的一位脑外科专家认为蒙娜丽莎中过风，脸歪着所以显得像微笑。英国的一位医学博士则认为蒙娜丽莎这是流露出怀孕的表情；食物学家认为这是吃了激素的陶醉表面；性学专家得出的结果也令人惊诧，他说蒙娜丽莎刚刚经历了性高潮，所以表现出令人倾倒的微笑；人类学家依据她的手势，认为这是吃饱了美食的表情①。还有研究者直接把其原型贬为妓女，认为蒙娜丽莎的笑是讥嘲与揶揄的笑，饱含深义。亵渎是当代人最拿手的突破手段，是研究或者创作取得新发现新发展的最便捷有力的手段。 就像科学界的霍奇猜想、庞加莱猜想、黑洞猜想一样，这些研究称得上“微笑猜想”，只不过对于《蒙娜丽莎》微笑的猜想，多于科学猜想。这类跨界研究以及所得结论，最多是把微笑一次又一次地从蒙娜丽莎脸上揭走，微笑进了研究人员的实验室，《蒙娜丽莎》的微笑就与艺术脱离了关系，只剩下与“豁牙”与“性”与“激素”与“食物”有关的一张脸了。当然，对《蒙娜丽莎》微笑的研究可以是这样的，因为，不管达·芬奇是否表达了神秘性，关键在于《蒙娜丽莎》的微笑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只是，只要众多研究仍然只关注达·芬奇对于蒙娜丽莎的微笑隐瞒了多少，那么，这类研究就正好被一个预言击中，你注重微笑的背后，微笑会惩罚你；你放弃微笑的背后，背后的事物会惩罚你。只要人们仍然热爱极端，放纵嗜好，对神秘性抱有永远的嗜好，那就无法逃避在正面和反面、在左边和右边等着你的惩罚。 五百多年前，达·芬奇描绘出蒙娜丽莎的微笑，只是他的无数创作中的一个偶然的艺术结果。检视达·芬奇的创作历程，倒没有显示这位艺术艺对神秘性有多么偏爱，他的所有作品与神秘性几乎没有丁点儿关系，这或可说明，达·芬奇不是一位惯于表达神秘性的艺术家。达·芬奇生活的年代，人们都在为一些完美的观念工作，那个时候的艺术确实知道“正常”与“健康”的标准性意义，知道站在“正常”的立场上，为纯粹的美服务，即使对于现代人已经很是不屑的“优雅”，那个时代的艺术也是极为尊崇，对于美，远比把纯粹性挂在嘴边的现代人当代人纯粹。 关于绘画，达·芬奇说，“很多人画四肢，就像那些可敬的制图员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只画肌肉突出而粗壮的地方，不表现其余部分，这就使得他们笔下的裸体人物看上去像木头，毫无优雅可言，于是你看他的画，就会发现人体不像人体，倒像一袋胡桃；肌肉不像肌肉，倒像一捆萝卜”②。“优雅”是达·芬奇看重的东西，或者，在五百年前，优雅还是艺术的重要表达对象，是作为绘画的重要内容来对待的。看看达·芬奇的《年轻女子头像》、《抱白貂的女人》，当人们用“人怎么会这样美”这个问题试图将优雅引向神秘时，达·芬奇画笔的回答仍然是优雅，那时的整个时代的回答也是优雅。即使《丽塔的圣母习作》、《岩间圣母》、《丽塔圣母》三幅绘画，达·芬奇也不让神圣性有损优雅，而是让圣母的神圣性与肃穆回到人间的优雅，这三幅画除了表现出一个时代对优雅的崇尚态度之外，再也没有更多的神秘性满足人们越来越多的心思。因此，《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一个微笑，就像现在大多数普通人认为的那样，无论基于什么，微笑自有它的单纯性。 微笑不会因为艺术而超越人们的生理感应，也不会因为艺术超出人们的常识。人们如此纠缠《蒙娜丽莎》为什么会有如此之笑，大都出于人在很大程度上愿意享受神秘而不愿享受美。达·芬奇用微笑为蒙娜丽莎蒙面，只是无意中满足了人们好奇与追寻神秘性的嗜好，这就确认，满足成了惩罚，满足就是惩罚。人们用一切手段来破译蒙娜丽莎微笑的神秘性，他们得出与微笑相悖的认识，那么，任何自以为是、任何自以为理由确凿的认识都是微笑对人的惩罚。当然，微笑的惩罚不是它本身的动机，就像艺术对人类的惩罚也不是艺术的本质动机一样，微笑的惩罚产生于人的嗜好、极端与偏执效应。《蒙娜丽莎》的微笑惩罚我们五百多年，都是源于人不再纯粹，源于人热爱复杂化的不良心理，用微笑为美好事物蒙面，也是艺术为满足人类热爱自我惩罚的嗜好，即任何惩罚都源自人自己。因此，艺术势必要承担解决人类热爱自我惩罚这一问题的职责，就像科学利用自反性，负担起解决好好的科学被改变初衷，成为满足人自我惩罚的手段这一问题一样。人的天性促成了艺术的惩戒，但艺术的惩戒并不那么随意，只有在人类的精神状态出现十分糟糕的迹像时，艺术的偶然性才促成一次惩罚，才借助达·芬奇用微笑为蒙娜丽莎蒙面，完成一次对人的那些不良天性的惩罚，就像上帝不轻易安排洪水来临一样。 对美的误解就是美对人类的惩罚。当自我惩罚成为人类精神的奢侈品，神秘微笑的惩罚原则自达·芬奇以来就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杜尚、达利这个年代，微笑的惩罚不再以神秘性、不再以引发对美的误解来表达。达利的《坐摇椅的祖母》（1916-1917年）比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晚了413年，在《坐摇椅的祖母》这幅画中，达利彻底臣服于一种描绘气氛，他自己和线条和图形让位于朦胧的颜色和模糊的光线，就像一个目光炯炯有神的人比照一个盲人的泰然心态来创作他的艺术作品，但是，这一泰然的心态其实只属于双眼失明的祖母，只属于用黑暗驯服光明的祖母，只属于用黑暗驯服所有陌生事物的祖母，而达利只是在克服了许多惊恐之后，才没有破坏那一种朦胧的气围。达利说，“我画这幅画时，我的外祖母的视力已经很差，戴着眼镜。我自己的视力非常好。我出于自我惩罚的恐惧，就经常在我的画中画盲人”③，画盲人的感觉。达利和他的祖母之间有着孙子级差，但那过早袭来的自我惩罚及其对自我惩罚的恐惧，在“视力特别好”的情况下，就感受到了失明的前境或是失明的未来，这让达利成为自我惩罚和害怕自我惩罚的人类代表。这幅画也有神秘的特征，可是，凡是面对这幅画的人，却没有更多的猜测，而就轻易相信了达利画中的那种气氛，这足以证明光明已经离开了他们，也证明我们无法用黑暗驯服陌生的事物，我们已经习惯了自我惩罚以及那朦朦胧胧的自我感觉。达利的那个时代把达·芬奇的微笑的惩罚从神秘性解救出来，代之以失明的惩罚，但无法改变的是微笑的惩罚原则。因为，达·芬奇的微笑的惩罚源起于蒙娜丽莎的眼睛与我们的眼睛之间的纯粹关系，源起于对纯粹关系的任何破坏，源起于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把一个纯粹的微笑神秘化，同时源起于我们的眼睛为何看不到蒙娜丽莎微笑的美，而只看到微笑的神秘性。何况，再当代的艺术也是视觉的，这就使得自蒙娜丽莎以来的所有自我惩罚都首先与眼睛相关。这让人突然意识到，达·芬奇播下的其实是一颗美丽的种子，人类太过旺盛的好奇成为错误的肥料，让它开出荒谬的花朵、惩罚的鲜花，而且这荒谬之花几乎开遍了所有领域。 达利《站在窗前的少女》这一幅油画享受到的待遇不同于《坐摇椅的祖母》，人们又以其天性放大《站在窗前的少女》的神秘性。疑点与揣测来自达利为什么只专注他的妹妹安娜-玛丽亚的背部，为什么女性背部细节和真实性大于风景的细节和真实性。人不专注于美的习性加大了这幅绘画给人带来的自我惩罚，在人的自我认识（完全抛弃了达·芬奇提供的信息，这样的自我认识就成了自我惩罚）中，如果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以微笑为美蒙面，那么，达利《站在窗前的少女》则是以背部为美蒙面。这幅画中的光线从背部滑落，直至少女的臀部形成断崖，让那臀部成为一个十分抢眼的高度，这构成了人自我惩罚的重要元素，从而抬高了艺术理论致命缺陷的身价，以致用微笑为美蒙面的原则发生道德性生理性溃逃，用背部为风景蒙面，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发展成为以臀部为美蒙面事件。随着这个事件的发展，臀部这个词可以想象得更通俗一点。 达·芬奇以微笑为美蒙面是艺术的一次偶然性结果击中了人们的自我惩罚宿命，那么，根据人和具有现代性的达利的自我惩罚习性，用臀部为美蒙面则可以领会到达利可能是有意为之。确认自我惩罚是否属于自觉行为，可以通过比较。达·芬奇有着自然的优雅天性，他的创作根本无法违背那个时代的优雅原则，而达利则不同，他的“系列反对”是他走出优雅抛弃优雅漠视的证据。达利在《我的秘密生活》中的第一个秘密就强调，“我斗争——”并“反对比剽窃更坏的单纯，拥护复杂；反对自然，拥护艺术；反对约束，拥护不受约束的狂热；反对太阳，拥护月亮；反对哲学，拥护宗教；反对医学，拥护巫术；反对男人，拥护自己；反对时间，拥护消逝的时光；”最后他又矛盾地“反对怀疑，拥护信仰”④。这个以“反对”开路的艺术家，不惜以最矛盾的方式把他的观念弄得像青铜塑像一样坚毅。因而在他的创作中大都以观念为作品蒙面，比如他“反对时间，拥护逝去的时光”，则有《记忆的永恒》（1931年）等作品，以疲倦的时间为永恒蒙面，以梦幻为现实蒙面，以荒谬为真理蒙面，来实践他的“反对”。实际上，无论达利在创作中突出什么，《站在窗前的少女》还是一幅看风景的画，而他的系列反对虽然气势磅礴，但有十分矛盾的单纯性，他在创作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完成眼前的描绘，因此创作者不可以集合全人类的复杂来破坏自己的艺术创作。当然，一个擅长反对的艺术家肯定有所思，就像杰克逊·波洛克所说，“现代艺术不外乎要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所思所想”⑤。瞧瞧，这一观点有何新鲜，中国艺术家不说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仍然是一个被反复论述的时髦的现代艺术观念，可是，哪个时代的画家或是艺术家不是这样呢？哪个时代的艺术家不是表达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所思所想呢？创作《站在窗前的少女》时，达利也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但他的创作实际上要比这个不是某一个时代的特征的特征更简单。在达利的妹妹安娜-玛利亚所著的《萨尔瓦多·达利》一书中，达利的妹妹这样写道，“这段时期，我哥哥无数次地画我的像。许多是头发和裸背的单纯研究。……看风景，从那时起并且永远，它们成了我的一部分。的确，萨尔瓦多总是在窗户旁画我”⑥（安娜-玛丽亚《萨尔瓦多·达利》）。安娜-玛丽亚不是达利“反对”的拥护者，但她证明了一幅用臀部给风景蒙面的画在达利那里是怎样完成的，其神秘性又是怎么在观众心中形成的，也证明其神秘性不源于创作者，而是源于观众和艺术理论家。 同样有一则表达现代艺术特征与观念的陈述，让我们再次坚信现代艺术并不以神秘、传奇和轶事为特征。罗伯特·马瑟韦尔在《新十年》宣言中说，“如果一幅画没有人的内容，它什么也不是……绘画要有真实的人的内容，我喜欢那种绘画，它是人类情感交流的场所。在冷漠、孤独的社会里，礼仪常常是过时和败坏的，脱离我们真正了解和感知的……真正的绘画远非‘图画制作’。它既非装饰品，也非趣闻轶事”⑦。在马瑟韦尔所说的人的情感的交流场所，含有趣闻、传奇与神秘，但如果我们只注重这些，或者放大这些，那么这些就只是人自我惩罚的东西，就像微笑变成惩罚一样，而不是艺术真正提供给人的东西。的确，对于达利也是这样，达利创作《站在窗前的少女》的这间屋子，是达利的父亲在卡德奎兹的家的一楼，这间房子对达利的妹妹是这样的，“我（安娜-玛丽亚）在卡德奎兹停留时是那样惊奇，它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美丽的梦，尤其是当我从窗户中看出去时所唤起的那种感觉”⑧（安娜-玛丽亚《萨尔瓦多·达利》）。而在1950年的某月某日创作《利吉特港的圣母》这幅作品时，达利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正是在他画《站在窗前的少女》这幅画的屋子里，正是在这站着少女的窗前，达利最后一次看见他父亲。忧伤为卡德奎兹的风景蒙面，忧伤为达利熟悉的房子蒙面，如此一来，噩耗为《站在窗前的少女》这幅画预留了《坐摇椅的祖母》中的恐惧，虽然此时光线仍然在少女的臀部呈断崖式跌落，但这幅画突出的再也不是用背部为风景蒙面，让人感受到再也不是臀部为美蒙面，更多的是噩耗为美蒙面。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达利的《坐摇椅的祖母》、《站在窗前的少女》、《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以及众多搞笑版的《蒙娜丽莎》之间维持着光线滑落到戏谑程度之后的一种黑暗关系。现代性的出现和被强调，是光明失去道德感，文明伟大发展失去道德与伦理性后，人类盲点逐渐暴露而又不断被隐瞒的过程，如果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神秘化是承认人类具有一种惯常的误解方式的话，这其实是不彻底的，也美化了人类盲点，美化了人“对美”“对正确”的盲点，这并不是人们经常摇头一叹一言轻松蔽之的审美盲点。直到一个艺术家在《坐摇椅的祖母》那里产生了自我恐惧以及这恐惧带来的自我惩罚，对人类盲点的包庇才在《站在窗前的少女》这间屋子里被一个噩耗彻底消灭，对美和正确具有盲点，或者纵容盲点，从《蒙娜丽莎》的微笑被误解的那一刻起，就预示人类与美好事物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弥漫着死亡气息的黑暗关系。自从在《坐摇椅的祖母》那里产生了自我惩罚感，以及有了那个噩耗的终身伴随，对于达利，美再也找不到为永恒记忆蒙面的机会了，这是一个时代性的特征，美逝去或者美不再响应人，就是美对一个人的惩罚，这还不需要达利为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添上胡须就已经确定了。有的时候，人遭受微笑的惩罚其实是人对宿命的自动响应， 也是人的盲点择机启动了一次惩罚。对于因为是天才而没有死亡权利的达利也是如此。不知何故，没多久，达利对死亡投降了，最后又承认，天才会死……既然人类存在盲点，哪里会有不死的天才。 不能说从此以后，但可以说之后，达利的艺术风格大变，那些所有崇尚达利的艺术家和普通人都被他捉弄了。“我已让所有的人戴上绿帽子，特别是停留在初期超现实主义绘画阶段的那些人。从艺术观点来看，只有我晚期的绘画才具有雄伟的野心，只有在这些绘画中，我才做到了把所有的东西融合在一起”⑨。所有对达利的追慕、崇尚、学习、模仿都成了施骗者的骗术，所在崇拜达利的人都成了骗术的执行者，所在喜欢达利绘画的人都成了骗子，成了对自己施行骗术的骗子，崇尚伟大和迷信神秘性则是自己对自己施行骗术。这种自我惩罚不来自对方，而是来自自我。这或多或少会让人清醒起来，达利用背部为风景蒙面，用少女的臀部为美蒙面，同时也用绿帽子为众人蒙面，已经到了人自己（而不是达·芬奇）用微笑为蒙娜丽莎蒙面所不能容忍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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