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樟宜战俘营的管理在日军的所有战俘营中是比较独特的。由于日军在迅速占领马来半岛及新加坡的过程中，并未遭到英国军队的激烈反抗——英军迅速从马来亚撤到新加坡，面对日军穿越马来亚的从来从背后攻来的不利局面，实际上英军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坚决反抗就向日军投降了。日军并未对英国军队展开报复，他们保留了英军（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军队）的建制，将其迅速转移到樟宜战俘营中去，并让英军的马来亚司令部继续运作。 樟宜战俘营虽然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它更主要的角色还是充当日军的劳工中转站。樟宜战俘营中关押过的战俘死亡率很高，原因在于很多战俘被日军强迫征发到缅泰死亡铁路现场，从事铁路的修建工作。由于劳动强度高，生活、工作条件恶劣，很多战俘丧失了生命。樟宜战俘营原本是英军在新加坡最大的军事基地——樟宜基地。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樟宜基地被认为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条件最好的军事基地之一”，虽然新加坡战役期间，新加坡遭到日军轰炸，但是樟宜基地几乎完好无损。
1942年2月15日，日军进攻马来亚仅仅70天后，英军就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日本方面也没有料到英军的投降会如此之快，因为新加坡要塞号称英国远东永不沉没的堡垒，粮弹充足，兵力强大，武器精良。这么迅速的投降，让日军措手不及，为了安置数万名英军战俘（包括英军、澳大利亚、印度军队，当时他们都是英联邦的成员），仓促之间，就决定让他们全部进入樟宜基地。截止1942年2月，樟宜基地关押的战俘（主要是英军和澳大利亚战俘）人数为45562名，荷属东印度被日军拿下后，荷兰远东的部队的官兵，以及美国被派往爪哇岛协防的陆军36师第131野炮团第2营，以及美国休斯敦号重巡洋舰上的被俘官兵也被送到了这里。但是，由于日军不断抽调战俘参加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到1942年10月，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数量下降到15744名，到了缅泰死亡铁路修建的高峰期——1943年6月，只剩下了5339人，樟宜战俘营充当劳工中转站的效用可见一斑。 一、表面的自治 日军对于樟宜战俘营的管理看似非常松散，配置的看守兵力也不是很多，甚至一开始也没有在战俘营周围设置铁丝网，他们允许英军的军官管理战俘，战俘甚至可以在战俘营中开办培训学校，进行演出、讲演会等活动，但是这种松散的管理门道很深。 第一，樟宜基地是一个半岛，条件好，是因为原先英军建设得很豪华，甚至可以用奢华来形容，这个基地足够大，大到每位已婚战俘军官都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宿舍。樟宜战俘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铁丝网，只是到了1942年3月以后，日本管理当局为了标识自己占领军而战俘们是俘虏的身份，命令战俘们建立了铁丝网，这种铁丝网的存在更多是对战俘心理上的打击，提醒他们“自己是战俘”，事实上铁丝网建立起来，并未在实际上妨碍战俘之间的通行。 铁丝网建立起来后，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更难跑出去，一面是铁丝网，有日本哨兵看守，一面是海，完全是一个绝地，想跑出去，几乎没有可能。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说，樟宜处于新加坡岛的东北角，新加坡本是一个岛，弹丸之地，四面环海，就是放任战俘逃跑，战俘也跑不出去，所以从一开始，战俘们逃跑的念头就基本上被日军选的樟宜战俘营的地理位置给切断了，日军无须担心战俘们会逃跑。 第二，让英军高级军官负起战俘营的管理责任，有几个现实的好处。一是可以大量节约日军的看守兵力，将日军有限的兵员投入到更需要的战场上，既然英国军队投降了，且英军军官在战俘中有威信，也愿意管理战俘，日军何乐而不为。所以樟宜战俘营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偌大的营区，基本上看不到日本看守的影子，战俘们隔一两天才能看到一个日本看守。二是，利用英军军官的威信，最大限度地调动战俘的积极性，让他们自给自足，让战俘减少反抗。日本人这种高明的手段，很有效用，营区的建设基本上是由战俘自己动手完成的，并且战俘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与日军合作的态度——一开始的几个月内，战俘们都在忙着进行各种讲演、讨论，主要是探讨英军为什么会在新加坡战败。事实上绝大多数战俘，包括相当多的高级和中级军官，他们都认为自己在新加坡打得不够好，投降得太快，没有很好地履行保卫新加坡的使命。 这样一种自治局面随着日军加强对于战俘营的控制，虽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也产生了两点改变，一是日军为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策动了战俘中的印度战俘“反叛”，组建了印度伪军，日本人向印度伪军发放枪支、刺刀，让印度伪军站岗放哨；而是日军为了削弱战俘的凝聚力，降低战俘反抗的可能性，将上校以上的高级将领全部转移出去，好在这些将领都制定了接班人负责战俘的管理工作。 如果读者朋友们认为，樟宜战俘营是一座人间天堂就大错特错了。日军在新加坡、马来亚有过大规模的屠杀暴行，日军刚刚占领新马，就对华人展开了所谓“检证大屠杀”，数万名华人华侨被屠杀。日军1月22日，在巴力士隆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大开杀戒，并在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杀害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医护人员。日军时常对战俘采取震慑手段，他们时常组织战俘组成劳动对外出劳动。英军炮手W.H.米金斯就参加了这样的一次劳动队，日本人把他们带到一片海滩，战俘们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海滩上密密麻麻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告诉战俘们，这些中国人是被他们用机枪打死的，理由是他们“抢劫”。
二、食物急缺 日军对于樟宜战俘营表面宽松是建立在几乎不为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提供任何食物和医药的补给的基础上的，日军给澳大利亚被俘部队通知如此写道：补给只能支持两个月，日本方面还不了解新加坡的物产产出能力，两个月后，除了大米，澳大利亚被俘部队必须自给自足。 战俘们从新加坡赶到樟宜战俘营的时候，带了不少食物，英军的军官们见到日军的如此通知，下了通知，命令战俘们把自身携带的食物上交，统一分配。日军在2月24日首次对他们进行补给，而在此之前，战俘们只能依靠自身携带的食物生存，好在有英军军官的统一管理，否则会有很多战俘饿死。 英军高层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努力地维持战俘们的口粮，伙食不断减少，战俘们不得不适应日复一日的米饭，以至于战俘们编了一部讽刺剧《又是大米》进行调侃。日军在1942年2月25日，颁布了一份所谓食谱：大米500克，肉/鱼50克，面粉50克，蔬菜50克，糖20克，油5克，茶5克，盐5克，奶15克。读者朋友们请注意，这是一天的伙食，实际的发放缩水严重，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几个月后，战俘们的食物被消耗殆尽，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日军又不断强迫战俘外出充当奴隶劳工，饥饿和疾病成为了樟宜战俘营的主旋律。 缺少食物直接导致了战俘营出现了黑市，由于日本人只提供白米饭，也不提供必要的蔬菜和调料，长期吃没有味道的白米饭，让战俘们无法忍受，此时残存的罐头很受欢迎，在白米饭里拌上一点罐头里的汤汁，或者将罐头作为菜食用，简直成了战俘最幸福的事情。战俘食堂的大师傅们也开动了脑筋，他们把白米饭做成了饼干、小圆面包、馅饼，给战俘们调剂口味。蔬菜的缺乏让战俘们的免疫力下降，病号越来越多。 由于缺少食物，英军高级军官多次向日军当局提出，外出采购食物，多次被拒绝。后来日军只允许他们派人到新加坡采购给伤病员食用的食物。1942年3月，日本当局公开宣布，由于供应短缺，无法按照食谱向战俘提供食物，他们明确要求战俘自给自足。于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官们开始组织战俘在战俘营内开荒种菜，澳大利亚战俘最先行动起来，后来被推广到整个战俘营，1942年11月，军官们组建了菜园生产队，他们种土豆、木薯、菠菜、苋菜、空心菜、豆子、辣椒、茄子等蔬菜补充食物。 这种自给自足产生了效果，英军工兵军官扬中尉在1942年7月5日写道，“进入战俘营19周了，吃不下饭真是糟糕透了……我在最近吃过的8顿晚饭中，有7顿是我们在自己园子里种出来的粮食。面包也是我们自己种的小麦做成的面粉烤的，日本人缩减了面粉供应，每两周供应三次，每次一小袋，里面面粉的高度不足四分之三英寸。 伙食的改善随着日军大批征发战俘劳工外出工作而得到了改善，由于战俘营中的战俘人数少了，而他们自给自足的粮食和蔬菜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自然可以多吃一点了。日军组织的外出劳动队以英文数字编号，首支工作队被编号为A，3000人，他们5月15日离开樟宜，被送到缅甸南部修建铁路，B工作队，人数1500人，7月8日，被派去了婆罗洲。 1942年8月14日，国际红十字会给战俘们送来了594袋玉米（约36118万磅）、20卡车罐装食物、76箱果酱（61056磅）、43箱脱水蔬菜汤（36118磅）、约2.1万磅谷物以及11箱糖。当年4月29日，日本人为了显示他们的仁慈，彰显天皇的鸿恩，给战俘们一人发了一罐菠萝罐头，但是战俘们将之看作巨大的侮辱，当然罐头还是吃掉了，日本人没有收到收买人心的效果。 由于英军高级军官的努力，战俘营的实物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英军18师的战俘们甚至建起了一座养猪场，以后战俘们可以吃到少量的新鲜猪肉。经过与日军交涉，日本当局同意向外出参加工作队的战俘发放报酬——军官每人每天25美分，士官15美分，列兵10美分，这笔钱在1942年6月13日首次发放。高级军官们将这笔津贴按照10天发放一次的频率，发放给战俘们，战俘们实际拿到手的是7天的津贴，因为有3天的津贴被统一当作医院和伙食基金使用。国际红十字会还向战俘们转发英国政府的补助，这笔钱也被统一使用。由于货币量的增大，战俘营的地下黑市进一步繁荣起来，而且在9月份出现了第一家战俘开的小卖店，这也是向日本人争取的结果。
三、医药几乎没有 由于肉类、鸡蛋等营养品和新鲜蔬菜缺乏，战俘们的免疫力大为下降。脚气病开始在战俘营中横行。这里的脚气病，不同于我们现在认同的脚气，我在本期报刊刊出的关于缅泰死亡铁路一文中已经做了介绍，在此不多说了。于是战俘们开始流行晒太阳，因为晒太阳可以让身体获取维生素D。 和别的日军战俘营一样，痢疾在樟宜战俘营中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一种疾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战俘营中患痢疾的人数非常多。由于苍蝇传染痢疾，英国军官就号召大家打苍蝇，500只死苍蝇可以换10支香烟，于是全战俘营都被动员起来打苍蝇。和缅泰死亡铁路沿线的战俘营一样，日本人也不向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提供医药。得了痢疾的战俘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来自愈，扛过去就能活，扛不过去，就死掉了。 疟疾在樟宜战俘营也是杀手，单单在1942年7月，得了疟疾的战俘就有250人之多，英军高级军官组织了人手，去查找战俘营周边容易滋生蚊虫的地方，想来进行一次集中扑杀，但是效果不明显，失败告终。战俘们为了应对疟疾，只好在夏天穿起长袖和长裤，尽量减少蚊虫叮咬。 日本人有应对痢疾和疟疾的药品，他们自己并不紧张，日本看守每人都有蚊帐，可以抵御蚊虫叮咬，降低患病率，但是日本人害怕霍乱。日军在新加坡大肆屠杀华人，杀掉的华人尸体，他们要么推入大海，要么匆匆掩埋，霍乱在新加坡大规模爆发，为了防止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染上霍乱，在传染给日本看守，日本人给战俘医院提供了200万片维生素B1，并给在食堂工作的战俘接种了霍乱疫苗。霍乱最终没有在战俘中流传开来。 但是由于缺少医药，死亡率还是在增加，1942年8月，死于疾病的战俘有45人，绝大多数是死于痢疾。进入战俘医院的患者，患痢疾的占35%，脚气病的占10%，皮肤病患者也开始增多。白喉也成为了新的恐怖杀手，患者人数增加迅速。几经交涉，日军还是不提供相关医药。不过此时，战俘营的人数也在减少，由于大量战俘被日本征入工作，到8月底，樟宜战俘营只剩下18790名战俘，25100多名战俘被调到外面充当苦力。 编辑：马巧玲 欢迎读者朋友们订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