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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醉石（1886-1969）原名源邺，字李侯，小字蒲佣，号醉龙、醉农、韭园，别署醉石山农。中年后所作书法、印章皆署名醉石，遂以此行天下。湖南长沙人。 唐氏幼时失怙，然性敏而好学，临池日课，从不间断，据文相质，悠然意远，祖父极钟爱。十八岁时随外祖李辅耀宦游浙江，后即客居杭州。因其外祖父一家均是饱学名士，故家中藏书之广涉及经、史、子、集，碑版图录，靡所不备。每有不解处，家人为之解答，常以笔录之，天长日久，所学益进，为其修养、见地奠定较为厚实之根底。居杭得与浙中文人墨客相往来，朝夕浸润于翰墨之场，可谓是钟灵毓秀，熏陶非浅。西泠印社创设不久，其即热心社事，出力甚勤。为早期社员之一。当时社内胜迹甚多，其中有“斯文”一址，题额隶书三字，即为唐氏手书也。 此时他在书法篆刻创作上声誉日隆，对碑碣拓本更有较强的甄别能力，又迥然有别于市井贩售古董者。唐氏能说出此件为真，真在何处，此件为赝品，又假在何处。几经实践验之，遂为人信服，其名亦不胫而走。不久，故宫博物院文物馆在北京初创，他被聘为顾问，其鉴赏之名，至终老为学界赞叹。 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唐氏与王福庵、冯康侯相继任职于政府印铸局。凡重要官印，或出手拟，或经磋商会审，始付铸制。诸老各有所长，相互益善也。唐氏一生有谦谦君子之古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故在北京、南京期间印界同仁对其口碑甚好。一九三四年西泠印社印刊行《现代篆刻第六集》即《唐醉石印存》，可见其早年风貌。一九三六年，他随局西迁重庆，在此邂逅金石学家易均室（忠篆），既是同龄之人，又有相同雅好，多有交流，并有诗文传世。抗战胜利后，唐氏寓居上海，挂牌订润以鬻书刻印为自给。一九四八年，唐氏辑自治印成《醉石山农印稿》一册。此书流传甚广，为大江南北印人所景仰。 △醉石分书（唐醉石篆刻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唐氏愈发孜孜于印艺，淬励奋发。一九五一年一月，应邀赴武汉出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一九六二年，他在当地倡导创立东湖印社，被推为首任社长。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会时，当选为理事。一九九零年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广收唐氏印蜕五百八十余方，辑印《唐醉石治印选集》传世。不仅印式、风貌各异，也能全方位地看出他一生治印求艺之轨迹，堪称佳构。 关于唐醉石艺术风格的形成。因他是“浙派”在民国期间的优秀传人，又是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之所以能饮誉中外，实乃其人格高尚与艺术魅力之相融合所致。我们后辈既要看到他治学求艺的初期、发展与形成个人面貌的全过程；也要在宏观上正确、评估他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尤其是他对待流派继承的态度，比前贤先哲有所突破，颇具创造性、前瞻性。究其创作主攻方向、审美取向、艺术语言表达方式等，撮其大要分述以下三点： 一、自古以来，国人不论治学求艺，皆极重视师承，鉴古开今，渊源有自。唐氏早年经友人引荐，曾从师娄县张定（叔禾）。师督极严，以周秦两汉入手，规方摹圆，不容失之法度。此说自《广印人传》《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民国篆刻艺术》等相关论著刊载，已成定论。惟金陵印坛名宿八十六岁的汪庵云，唐氏在南京期间与之谈起，其与王福庵在杭州时曾同拜一老师，为盟志印学，王字印佣，唐字蒲佣。此事待考，特此说明。事实上，一位名家，一生在师承上转益多师，也是取精用宏的表现。 △绾秋榭（唐醉石篆刻作品） 二、唐氏系旧家子弟、家学瞻富。凭其胸臆、天赋必能深悟“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之哲理。而广义地“求师”，是按自身条件、气质、学养，有目的地向古人学。对“西泠八家”耳濡目染，非一时一日之所为。浏览、临仿、博取，化为已有时才能审时度势，掌握分寸。其于陈鸿寿、赵次闲两家，最为用力。取陈之超逸简古，擅切刀，纵横爽利；得赵之工整挺拔，悟彼用复刀之长。“让古人为我所用，而非我为古人之奴。”也就是说他绝不照搬，不徒虚形，而求出神入化。值得注意的是：唐氏立足印坛时，正是“浙派”衰落时期，当时既无大家出现，而赵之琛晚年治印仅存形式技巧，渐趋僵化。出于艺术家的责任心，他在创作上既保留了浙派的精萃所在，自觉地突破陈式，从吴让之“治印如写，运刀如笔”中寻求“自我”：感悟赵之谦的“印外求印，笺墨交融”的主张；正视黄牧甫的善用冲刀，刻出专一表现的“光洁无伦”。故读唐氏四十岁后印作，日渐大刀阔斧、苍茫稳健，这种稳健绝非拘谨，而是以稳健克服姿媚而含豪宕之致。他摒弃了往昔用刀过于琐碎的习气，绝去小家碧玉之气，力求艺术语言高古、庄重、浑厚。愈至终老愈让人感到老辣、质朴。 三、唐氏一生酷嗜摩崖碑版、金石之学。极注重寻觅、鉴赏与收藏。余绍宋主编的《金石书画》（《东南日报》副刊）第十九期有文章说南京城北一小酒家保手中有方叠文宋印，唐氏专诚往访而得之。愈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评他曰：“博古多识，秦汉碑碣一入其目，真赝立判。工汉隶，精篆刻。留心印材，偶得佳石必摩挲品玩，几欲具袍笏而拜之。何等痴迷执着，沉浸经年，自得方整古厚之气。 △屈迹泥涂（唐醉石篆刻作品） 从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的立场来论证，进入民国后，原处于式微的浙派有振兴之势。一是西泠印社的创建、成立有推动作用，二是出现了王福庵、唐醉石等又代表性的大家，他们奋起直追，善取其他流派名家之长，鼎力革新，风云际会，实乃力挽颓势。学人称为振兴浙派的一支新军。唐氏的业绩尤为突出：妙契兼容并蓄，又不失浙派正宗。自古以来，人皆会说不囿于门户、不囿于师说，然行动起来，颇为不易。况且继承是为了弘扬、发展，以量化理念言之当是递增，是一代胜于一代。不是递减，更非“一潭死水”、抱残守缺。故尔，唐氏对浙派的继承，是立足于艺术语言表达方式的多元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就补充、扩容了浙派篆刻艺术的内涵。只有不断创新，一个流派才会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于是，评估唐氏一生的成就，其个人与浙派、与印社是相濡以沫、相得益彰的。他在艺术上的建树是对继承作了崭新的诠释。他的胆识与抉择，并非人尽有之。他顺应了时代潮流，又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一百年来，浙派与西泠印社从杭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唐氏是重要功臣之一。 △节厂印泥（唐醉石篆刻作品） 鉴赏唐氏印作，从周秦古玺、汉白文、细朱文印等样式来看，其印风宽博质朴以雅隽出之，追求凝重古厚而绝弃斑驳、修饰，在汉白文印尤为凸显，例如“潘伯鹰印”，“节厂印泥”、“唐源邺李侯印”等，虽取径不一，在豪放跌宕中均透有几分空灵之气。因他是篆刻家，又是金石学家也。 ——此文转载自《西泠百年印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孙洵，男，1936年10月生。南京市向阳卫生院前任院长，现为主治医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自幼酷爱文史，先后问学于胡小石、陈中凡、黄淬伯、高二适、张寿谷、唐圭璋、徐复诸先生。从事书法篆刻创作的同时，潜心书史、书论、印史、印论的研究。参加撰写《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中国书法名作辞典》、《中国文化史之迹》、《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有书法作品和论述在《书法》、《书法报》、《江苏画刊》等报刊上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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