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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以卓有成效的工作、雄心勃勃的胆略令人敬畏。 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享有“西方佐乐格”的美誉。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窍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 1 最后一夜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半，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公开绞死了一个名叫伊利·科恩的以色列间谍。大马士电台在午夜前，才第一次广播了要将这名间谍处以极刑的消息。 当天深夜，数以万计的大马士革市民带着惺松的睡眠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士革绞刑台，紧张而急切地等候着看一看科恩，这个对于几百万叙利亚公民来说具有神奇魔力的“以色列间谍大王”。 事实上，从1962年1月至1965年1月，科恩在大马士革已成为国家的一位要人了。但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一名以色列的高级间谍。案件发生后，他就被单独囚禁起来，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既没有来访者，也没有与律师和家人通信。对他的审讯，虽然在电视上播出过部分实况，但这纯粹是官方作宣传用的，人们对这位神奇而非凡的人物充满极大的好奇心。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科恩当然不可能知道叙利亚政府的紧张和不安，最后的裁决仅仅是48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队和政府中小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秘密报告中建议，对这个超级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的进攻。当晚，叙利亚军方在叙以边境沿线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轻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队。 科恩虽然对这些紧急防备措施一无所知，但他从防备森严的警戒系统中已感到叙利亚人的某种不安。当他走向刑台时，上校想伸手扶他一把，他明确地给予了拒绝。他的脸是苍白的，但显得很平静。 在刑台上，上校向科恩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在叙利亚有同谋吗?”这些问题正是他被捕以来，一直使叙利亚领导人深感烦恼而又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科恩仍旧重复着那几句仅有的供词：“我并不以为我有什么罪过，我仅仅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已。”随后，他转身离开上校，径直走向绞刑架。 伊利·科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扑朔迷离的一生，他在自己的同家或在敌对的国家里都给人们留下了传奇般的形象。 2 归来的大亨 伊利·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32岁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的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东方犹太人，在城里经营一个卖领带的铺子。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又报纸上的材料。这段时间，以色列间谍组织摩萨德注意到了他的身世背景所带来的间谍潜力。摩萨德知道在科恩小时候全家曾迁往叙利亚的阿勒颇住过一段时间。因此他们想把科恩派到叙利亚这个非常难以渗入的阿拉伯国家去。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同时他还按摩萨德所希望的那样去同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这样，当他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能得到别人信任的条件。这些事情，他做得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出色。 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出了名，能够十分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 仅仅几个月，科恩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他放出风去，说是要了却毕生的一个宿愿，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看看，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去。1962年1月1日，他带着一些私人介绍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买的是头等舱，住在甲板上的一问客房里。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贾交上了朋友。9天后，他靠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沙伊特·阿尔德的帮助，由阿尔德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 几天后，他动情地对他新结识的朋友们说，他多年漂泊，现在终于回到了故土，今后就不想再离开了。叙利亚是他的老家，是他准备度过有生之年的地方。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 3 初战告捷 科恩通过观察他的近邻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开始了他的工作。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白天和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问房子的灯是彻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往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 1962年3月8日晚7时，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科恩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细心地观察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 他立刻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的活动：几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连续几天彻夜通明。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 科恩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很忙，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他的判断没有错。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映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尽管边境上的局势仍然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进出口的业务，这样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接下来的两个月，叙利亚政治局势动荡不已。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在这期问，叙以边境显得较为平静。正是通过科恩递送的情报，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政治局势了若指掌。 在这前线平静的时期。科恩和他的两位朋友阿尔赫申和马阿齐在叙利亚前沿阵地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查清了叙利亚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前苏联的无后座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并电告了以色列情报局。 4 河流改道与米格战斗机 1963年夏天，在科恩以到阿根廷办事为借口准备起程返回以色列之前，叙 利亚政局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在特拉维夫，总部就如何发挥他的作用的问题而犯难。一方面，总部认为他是被派到叙利亚去的间谍中最优秀的一个，他能提供第一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因此，特拉维夫当局很想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交给他更危险的任务。另一方面，对这样有价值的谍报人员却必须尽量少给任务，避免暴露，不然就会使他的谍报生涯过早结束。 不管怎样，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已迫在眉睫：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好像已进入实施阶段，这将会破坏以色列的大部分灌溉计划；第二，有根据认为叙利亚将得到前苏联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它比过去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速度更快、战斗力更强；另外还有和埃及一样的。配备着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特拉维夫急需科恩从他那些要员朋友们那里，探听出一切有关这些方面的情报。 科恩一回到大马士革，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力答复这样一些同题：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的详情是什么?他们准备何时付诸实施?准备怎样实施? 1964年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会议决定，叙利亚应全力以赴完成改道约旦河的计划。 科恩从哈图姆和戴利两位掌握计划内情的上校那里，弄清了计划的大致情况。改道计划是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一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科恩不满足已掌握的情报，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大马士革各阶层的熟人收集相关情报，汇集起来，给他的上级提供了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弄清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在巴尼来斯河上将建设一个大水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这些情报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计划的实施。 在这段时间，科恩曾三次有幸亲眼目睹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叙利亚军队沿着叙以边界，在俯瞰加利利海的戈兰高地上陆续建立起来的。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巡视高地一周，观看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每一次他都看见前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从头一年的4月份以米，莫斯科派出无数的专家前往叙利亚，他还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指挥所的建设工地，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 以下是这段时期内，这位派往大马士革的间谍发回特拉维夫的几条重要情报的标题： 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泥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 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附科恩画的草图)； 运输200辆J-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坦克主要用于对付以色列。在与以色列发生冲突时，叙利亚的军事计划，主要内容是用坦克和装甲车跨过加利利，向以色列领土纵深挺进，切断这块领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最后，还有4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最近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5 营救风潮 1965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伊利·科恩刚刚给特拉维夫发完一份电报。突然，公寓大门传来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动弹。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他还不知道，数十名叙利亚保安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军官，科恩认识他，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他冲到科恩面前：“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同可把你当场捉住了!”他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就这样，这位享有“以色列间谍之王”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就在被捕的当天晚上。在苏米达尼上校逼迫他向他的总部发一封内容由叙利弧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电报时，科恩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的变化把他落入敌手的事告诉了特拉维夫。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上级商定，如果他落入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科恩被捕后，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外交人员，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两个月后，对科恩的审讯结束。接着。他们得知，尽管全力营救，科恩还是被判了死刑。他们又以加倍的努力，投入新的营救工作。 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惊人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美各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均遭到大马士革的拒绝。 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士革请求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拒之不理。 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逮捕了为叙利亚搞谍报活动的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提出用他们5人再加上前些时候被逮捕并判了刑的一名叙利亚间谍来换取科恩一人。但叙利亚对此建议未做任何回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抓住科恩不放。直到科恩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告结束。 6 尾声：空前的功勋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六口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大多数军人视为不可征服的堡垒。这时，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正是他创建了那别人无法创建的功勋，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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