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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常说：不怕没有理，就怕不讲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理亏”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人不讲理。那么，什么是“理”呢？又为什么我们民族遇事都要讲个“理”呢？ “理”仍然也是属于中国哲学的一个范畴，其主要意义是指法则或者规律。“理”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孟子-告子上》，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在此，孟子以“理”为当然的道德伦理准则，故而孟子之“理”也就自然属于道德伦理之范畴了。 其后，《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的“理”字也屡有出现，但其含义却不尽相同：或谓物之形态，如“物成生理谓之形。”（《庄子-天地》）及“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谓之理。”（《韩非子-解老》）；或谓物之法则和规律，如“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及“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 但先秦所谓的“理”，乃是指一物之理！就像《韩非子-解老》中所说的那样：“万物各异理。” 三国魏人王弼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所以”，即万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如：“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传-明象》），“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注-乾文言》） 唐华严宗则将世界分为：“事法界”（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和“理法界”（即清净的本体世界），并提出了“理事无碍”的命题。如其在《华严义海百门》中认为：“理不碍事，纯恒杂也；事恒全理，杂恒纯也。由理事自在，纯杂无碍也。” 北宋张载则视“理”为物质运动的规律，其在《正蒙-太和》中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二程则以“理”为总一之理，视“理”为宇宙之本原。如程颐提出之“天理”说，即“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及“吾学虽有所受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此认为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与万物一体。程颐也以“理”为宇宙的本原，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其所以然！如“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遗书》卷十八），同时“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遗书》卷二上）。程颐还注重分别“形而上”与“形而下”，“离了阴阳便五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卷十五）。此认为形而上之道即最根本之“理”，此同时也支配形而下之气；而人生之道在于居敬穷理，与理为一。 南宋朱熹发挥了程颐之观点，对“理”作了系统地论述。首先提出了“理即太极”说，认为阴阳之气生于“理”、“气”亦由“理”所生。如“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谓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及“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朱子语类》卷一）此皆认为“理”是根本，即道。朱熹还根据程颐所说的“性即理也”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就是“理”，内容包括仁义礼智，即“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朱子语类》卷五）及“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朱子语类》卷一）。 以上二程朱熹所说之“理”，既指事物法则和规律，同时也指伦理道德。 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之主张。其在《与李宰书》中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明王阳明亦主张此说。其在《与王纯甫》中说“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又在其《传习录》中说“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均认为“理”存在于心中，求“理”只需作心上功夫。 王廷相则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提出了“里根于气”的个人观点。如其在《太极辩》中说：“万理皆出于气，五悬空独立之理”，又在其《慎言-道体》中说：“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以“理”为秩序。“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张之正蒙注-动物篇》）。认为“气”是根本，“理”依赖于气，即“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序调理清密，变化而日新”（《思问录-内篇》）。 清戴震谈“理”，注重分析，认为“理”乃事物中之区别。其在《孟子字义疏证-理》中说：“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即事物各有其“理”，求“理”就在于求得一事物的必然之理。如其在《孟子字义疏证-理》中又说：“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自然，天地人事物为之理得矣。”即反对程朱的“宇宙一元之理”，强调“理”的“一本万殊”，“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戴震此处对“理”之解说便较为透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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